【城規三部曲．專訪2】劉太格談短期規劃：再多火雞也不會變孔雀
要了解一個「好的規劃方案」，要從「好的規劃師」說起。在上一篇專訪文章中，新加坡「城市規劃之父」劉太格解釋了何謂「好的規劃師」。有了「好的規劃師」，還要有一套「好的規劃體系」，才能令「好的規劃」落地。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其「好的規劃體系」。
我們做得到，是因為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你們（香港）可能要花十年的時間，才能建立這種信任，但即使是需要花十年的時間，也比你什麼都不做的好。
新加坡這套享譽盛名的規劃體系，主要由《概念規劃》（Concept Plan）、《發展指導藍圖》（Development Guide Plan）、《總體規劃》（Master Plan）等組成。《概念規劃》期限為30至50年，根據「以人為本」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對國家發展願景、人口規模、城市功能佈局等，作出宏觀層面的戰略性安排，極具前瞻性，每20年更新一次；《總體規劃》則計劃未來10至15年的發展，把概念規劃轉化成清晰的整體方案，詳細訂明土地需要、使用用途、高度控制等，每五年修正一次。
例如，根據《概念規劃》，新加坡被劃分為五個片區和兩個絕對保護的集水區，除了最核心的中央商務區，其他每個片區轄下有五至六個新市鎮，每個新市鎮服務20至30萬人，當中再被細分成若干個小區，小區之下再有若干個社區。對於小區的具體規劃，會研究編制《發展指導藍圖》，當中詳細列明所有用地的發展參數，並作公開展覽兩周，向公眾解釋規劃前景；至《發展指導藍圖》經批准後，就會成為新的法定《總體規劃》。另外，新加坡亦設有總體規劃委員會，由10名直接負責建設新加坡的主要政府部門首長組成，以排解紛爭，確保各部門建議符合兩大規劃的要求。
尊重科學研究 解決生活需要
劉太格擔任主席的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曾出版記錄新加坡建國50年發展之路的《小紅點大格局》。當中提到，早在英國殖民期間的1958年，殖民政府已經委派著名規劃師George Lionel Pepler出任新加坡規劃顧問，並以1944年《大倫敦規劃》為藍本，制定並通過首部總體規劃，指導未來20年建設。但至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人口已超越該規劃所預測的200萬，故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申請，以協助新加坡修訂新的規劃藍圖。至1971年，首部全面綜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規劃的《概念規劃》出爐，以滿足未來20年人口達致400萬的發展需求。
這份規劃藍圖，建基於極度嚴謹的實證科學研究。
「新加坡非常小，我們沒有犯錯的餘地。所以從一開始，我們就必須合理規劃，因為一個錯誤就能帶來災難性後果。」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前副局長許劍曾說。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前副總規劃師蔡炳才也憶述，該規劃基於入戶調研、數據收集和深入分析，以期達到最佳效果。因為新加坡面積有限，但工業化進程迅速，人口膨脹極快，迫使他們必須嚴謹規劃，以確保國民享有高質量生活和發展空間。
「我經常說，我能有今天的能力，是因為新加坡政府給我一個『規劃實驗室』。每次政府推出新的政策之前，如果我們認為可行，就會去做研究，研究之後才實施；如果不可行，我們會說有問題，不會盲目去做。」劉太格也秉持那種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
我畫每一條線，都要知道這條線為什麼這樣畫、畫完會給城市帶來什麼效果。如果沒有滿意的答案，我就不會畫這條線。就算是規劃師，也不能依賴自己的設計天賦，而是必須依賴科學。
1989年，新加坡政府組成新的市區重建局，並委任劉太格出任局長兼總規劃師，負責編製1991年《概念規劃》。當中一大成就，是把原本以中央商務區為中心的「環形加帶狀發展模式」，修訂為「多中心發展模式」，在其餘片區分設相等於第二中央商務區的片區中心，奠定了新加坡今日的發展格局，也為新加坡成為世界一流城市打下基礎。
「很多人把新加坡今天的功勞放在我身上，這是不正確的，政治領袖才是最重要的。」劉太格強調，當地領導人的思路非常明確，信任專業人士的判斷，願意給他們發揮的空間，兩者之間的互動產生了非常好的成果。劉太格任職建屋局期間，負責開發20多個新市鎮，需要買地、拆遷、規劃、建築設計、施工建設及物業管理，當中每一個決定，都經過研究才執行。
「你看這個圖，本身看起來就幾條線，背後我們做了這麼多研究......像這種東西，我可以講幾個小時。」劉太格隨手畫起了組屋單位的平面圖，由組屋面積的大小，到臥室、廚房、客廳的佈局，再到窗戶與窗戶的間距，都有科學數據支持。（另見稿）
「每一件事都不是憑空想像的，有工程學、建築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專家幫我做研究。」劉太格補充，研究有助完善組屋配套、小區建設及新市鎮發展：「我想在這方面，香港的機會沒有我們這麼好，沒有很多的開發量來累積很多經驗。」
劉太格所言甚是。我們的政府拿不到土地，我們的專家也得不到政府的賞識。
1991年《概念規劃》的另一突破，是劉太格大膽地延長規劃年限，由原定的50年，擴展至100年，制定一個當人口在X年達到550萬時的發展策略（當時實際人口為320萬），為今天新加坡561萬人口的安居奠定基礎。
「我們做規劃，要有信心做長遠規劃。就像你畫一隻大孔雀，如果你的孔雀需要100年才能成長，那你就要做一個100年的設計，讓孔雀慢慢長大。」談起當年這個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百年規劃」，劉太格很是自豪：
現在很多城市都是做短期的規劃，首先他們不知道人的基本需求是什麼，其次他們找藉口說社會變化太快、擔心計劃趕不上變化，所以就做了很多短期規劃，等於只是設計了50隻火雞。你說，把50隻火雞放在一起，它會不會變成孔雀呢？哈哈！
記者想起2007年公布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以及預計今年公布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問：「港府這種十幾廿年的規劃，足夠嗎？」
他笑了笑：「這樣的規劃，就是做幾隻小火雞了，我當然希望你能做大孔雀。」「不過，在長遠的規劃方案裏面，一定要留出一些空白的土地，預留給我們現在想像不到的未來發展的需求，我們就可以放心地做長遠的規劃。」這種土地儲備，稱為「白色地段」（見另稿），劉太格曾經形容，「這是新加坡規劃建設的秘密武器」，如果不是早期預留了土地，今天新加坡的土地早就用完了。
港府要實績重建威望 減規劃阻力
除了長遠而有前瞻性的城市規劃，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佈局，以及對人文自然的高度尊重，也是劉太格堅信不疑的規劃理念：「我最近跟中國朋友說，很多城市從功能佈局來說，本來就好像一碟『雜菜』，什麼都丟進去；後來有些專家，覺得『雜菜』不好，要有功能分區，結果他們聽不懂，以為要分開，只在東邊搞什麼、或在西邊搞什麼，這就導致人民生活的不方便，城市就從『雜菜』變成『西餐』，一堆馬鈴薯，一堆肉，一堆菜。」
對劉太格而言，最理想的規劃，應該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就像『炒飯』一樣，『炒飯』不是『雜菜』，它是有計劃的，規定需要多少肉、多少菜，炒出來才會好吃……我問你，『雜菜』好吃，還是『西餐』好吃，還是『炒飯』好吃？當然是『炒飯』好吃，哈哈。」
「香港現在有700多萬人口，可能在40、50年後，增加至1,000萬人口，那樣的話，你們就需要造成兩個城市、兩個中央商務區，而且現在就應該用心研究城市佈局。」劉太格提醒，「你現在不規劃，以後這個地方就變成『雜菜』，做規劃的目的，就是要把兩個城市變成兩碟有不同風格的『炒飯』，兩者可以互補。」
有願景、有研究、有遠見、有規劃，就可以善用土地，為人民安居。然而，土地從何來？
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土地怎麼拿來做規劃？這個問題是要解決的。政府要有威信，政府也要有決心！
劉太格透露，當年李光耀及其內閣，非常在意要做好每一件事，故強調各部門首先要訂好政策，其次嚴格按照政策執行，而且執行的時候要明顯讓人民感覺得益，「用李總理的話來說，『Not only you must do the good work, you must also to be seen to be doing the good work』，就是『你不單要做好工作，而且要讓人家知道，你正在做好工作』。」
劉太格說，當人民感受到政府是在幫他們做事，自然就會信任政府，「一信任政府，有些政策就算他們不懂、想不通，他們也會覺得，我還是要支持，政府的施政威信就會提升」，當有了人民的支持，政府更應該小心翼翼，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他提到，加盟建屋局初期，每天都看報紙，虛心接受人民對公共住宅的批評：「我不能把他們的埋怨『丟』到廢紙簍去，所以就組織不同範疇的專家研究，了解人民的需求，改善他們的生活。」剛開始時，人人都埋怨，說「為什麼要逼我們去住那些不友善的高樓」；到後來，人們還是埋怨，說「為什麼還不接我們到那些高樓去住」？
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政府高官，經常認為這樣很難做、那樣做不到，而在新加坡採訪期間，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告訴記者，正正是因為「新加坡土地不足」，所以當地政府更加要善用土地，盡其所能解決人民所需。
為什麼新加坡能，而香港不能？
「我們做得到，是因為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你們可能要花十年的時間，才能建立這種信任，但即使是需要花十年的時間，也比你什麼都不做的好。」劉太格語重心長，再次強調，「政府真的要有威信，要有決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牽頭的「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進入尾聲，然而，各界討論大多集中於各執一詞的「如何覓地」，而非更加關鍵的「如何用地」，即對土地分配仍然缺乏規劃、對城市規劃仍然缺乏願景。《香港01》特此策劃「城規三部曲」系列深度報道，先後到訪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討當地城規建設經驗，冀為我們未來的城市面貌帶來一些想像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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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2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13日）《專訪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香港不缺地，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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