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走出城中村才是深圳人？ 城市不能只有高端人才
城中村與深圳緊緊捆綁在一起。「沒有城中村就沒有深圳」，在主流敘事中，深圳往往被視為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深圳的另一面，是百萬移民通過落腳城中村為城市發展帶來的活力。雖然在這個移民城市的發展史敘述中，城中村逐漸被視為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但在深圳短短的成長過程中，大量城中村已經被拆除，市區更是寥寥無幾。當我們談論城中村時，不可忽略深圳的歷史源自於此，深圳的發展依托於此，那麼深圳的未來，又能否給保留城中村一個可能性呢？攝影：余俊亮（此為「深圳城中村」 全文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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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規三部曲】從推倒重建到綜合整治 資本進城中村是隱性驅逐？
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杜鵑憶起2005年在深圳，與許多專家和規劃師談論深圳時，內容全是小漁村如何變為華麗城市，作為旅客，視線中全是深南大道、世界之窗、錦繡中華……唯獨沒有城中村。在該年的第一屆雙年展，她提出將城中村作為獨立主題受阻，「當時是規劃局協助、深圳市主辦，觀念是城中村是不好的，要消除掉，經過一番博弈才放為一個主題。」同年，深圳針對城中村，進行城市美化，100多萬人受影響。
「對我來說，研究城中村，就是研究深圳；研究深圳，就是研究當代城市。」杜鵑坦言，想不到在全球化、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深圳能有兩個不同面貌，既有普遍意識中的新城樣子，又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想像不出的一面。「但在後來的研究裏，我也發現了這不是兩個城市，而是一個城市的兩面，是互相鞏固的，又互相排斥的。」杜鵑續指，「如果你沒有經濟特區，沒有深圳，村也不可能成為所謂的城中村，人也不會來，它是鞏固的。它排斥，是因為在這麼一個規劃的城市裏，怎麼可以有這麼多違建和無可控制的發展，所以它某種程度是在互相排斥。」而這個互動過程，正是體現了城中村伴隨着深圳的成長。
早期規劃 城中村「開天窗」
然而在深圳的早期規劃中，城中村在圖紙上卻屬於「開天窗」的部分。深圳在1999年開始採用法定圖則進行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師黃偉文曾在政府任職，他指出，早期政府覺得城中村是個難題，先放一放，制定法定圖則時採取開天窗方式，留給以後專門做規劃。「規劃專業是這麼迴避（城中村），政府也就迴避。」黃偉文說。
城中村最為人驚嘆的原因之一，是其自發生長的能力，極高的空間利用率。這種自發性，也與政府迴避城中村議題有關。原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私人建房需要到規劃部門辦理手續，「但政府逐漸把窗口關了，說私人建房我們不受理。你迴避，那他就自己建了。」黃偉文認為，自發現象與深圳政府面對複雜的私人發展利益，缺乏規劃治理經驗有關，「他們就是想，新的住宅政策就是給村民新的宅基地，然後再給村集體一個預留發展的空間。」
「城市規劃沒想到的是，一個城市對不同階層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們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樣的 。」黃偉文指出，在以前的土地分類中，一類是住宅用地，低密度，可能只有富人可以居住；另一類是高層商品房，中高收入的人才能接受。這些年來，伴隨着商品房價格節節飆升，社會開始對住房價格有焦慮和反思，尤其在「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之後，認為政府應該有責任建保障房。「這個時候你再用社會住宅、公共住宅、可支付住宅這樣的眼光來看城中村的話，事實上它就起到了這個作用。」
城市規劃沒想到的是，一個城市對不同階層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們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樣的 。
「這些年深圳、包括中國在大數據研究上好像是突飛猛進，但能把這些數據整合用在地圖上，反映不同階層的居住空間分布好像沒有，局部技術的應用好像有展開，但城市規劃系統的改進比較慢。」黃偉文續指，儘管有居住用地的分類和對人口的估算，但目前仍未能從法定圖則或最正規的總體規劃中，看到對保障房或不同收入階層的居住空間和土地供應的表達，不會要求細分居住用地裏有哪些供應給中低收入階層，或是計算中低收入階層在整個人口中佔比多少。「這是一個過程，我覺得未來的城市規劃需要考慮。」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在深圳這個城市，提供低收入人群的住宅是多麼重要。當這個城市不再包容低收入人群和新的外來者，城市的經濟活力一定是往下走。這個問題不光是社會性的，還是經濟性的。」杜鵑指出，若深圳要保持經濟活力，必須意識城中村能為許多人提供居住條件，以及社交關係、商店、學校等城市基礎設施，而這本是政府應該提供的。
2017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曾引起廣泛關注，一時間大城市如何接納低收入人口問題都變得敏感起來。在深圳居住23年的美國人類學家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熟悉深圳歷史，她在「製造深圳」到「文創深圳」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看到相似路徑，「北京低端人口事件，純粹是用政治清理人口，但深圳是用改造和升級，不是在拆遷，是在『升級』，也是在做類似的工作。」馬立安說。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深圳在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過程中的文化變遷。這位「深圳學家」，就連改革開放博物館都找她做翻譯。如今查閱城中村的議題，經常在大陸媒體看到她的身影。2013年，馬立安與另外四名藝術家發起社區公共藝術項目「握手302」，12.5平方米的工作室在白石洲上白石村。面對不斷拆遷的城中村和居民不斷尋找下一個落腳點的現象，「握手302」試圖用一系列扎根白石洲的藝術作品，回應農村與城市、新生和消逝之間的複雜博弈。
城中村的意義是讓人們有另一個選擇
深圳官方態度和主流聲音對城中村從批評的態度，逐漸轉變為肯定它的重要性。馬立安指出，對城中村的定義發生變化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們真正開始意識到年輕人沒地方住了；第二，開始關注深圳的歷史，意識到深圳很多歷史扎根在城中村；第三，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來到深圳的人，懷念以前住過的新村，而原本的深圳就是一個巨大的村。
馬立安對深圳的觀察視角，始終着眼於對人的關懷。她認為，八十年代移民過來的人，回顧時能發現他們實現了夢想，但現在用他們的經驗概括剛來的人，會有錯位。「現在年輕人把工資花在公共交通上，花在特別小、不一定舒適的空間，然後我們叫這個『追夢想』或『實現夢想』的路，但這個定義其實是20年後回顧才能做的，而不是現實。」馬立安說，「實現夢想是回顧做的事，不是當下的現實。當下的現實是你能接受多少剝削，或者是你的條件能讓你抵抗多少。」
這個錯位，與深圳對自我定位的轉型息息相關。2004年至2006年是深圳重要的轉折點，2005年，深圳開始進行國家的文化產業政策；2006年，進行掃黃行動、推廣「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而在2009年，崗廈村開始拆遷，2011年拆完後，這個新的城市的形狀就漸漸形成了。崗廈村是第一個本地人以拆遷發家致富的案例，拆遷後全由商業業態取代。
約十年前，深圳逐漸將紡織、電子和玩具等製造業擠出關內，之後再搬至鄰近城市。例如沙河東部的工廠，以前用作倉庫或互聯網經濟鏈條的中轉站，2016年被拆除，留下的廠房成為餐廳、工作室和小啤酒廠。「以前是製造深圳，現在是文創深圳，線索是當時的勞動力和自我剝削的人，當時外來工是來打工的，現在是來做設計、建築、遊戲等，但一樣是單身，一樣是要賣青春。」馬立安指出。來了就是深圳人，一度成為這個移民城市最友好的口號。但來了就可以成為深圳人嗎？在馬立安看來，並不是來到深圳就能成為深圳人，而是從城中村走出來才是深圳人。「深圳要的人群資格不一樣，但要的功能是一樣。而單身勞動力，在深圳是沒法扎根的。我覺得現在深圳都在犧牲30來歲的要成家的這批人。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你可以來深圳做幾年積累體驗，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深圳要的人群資格不一樣，但要的功能是一樣。而單身勞動力，在深圳是沒法扎根的。我覺得現在深圳都在犧牲30來歲的要成家的這批人。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你可以來深圳做幾年積累體驗，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如果城市的發展重點是在勞動力，而不是在做一個社會，你可能做得沒錯。但一個社會是由不同階層組成的，不可能只有高端人才，你都看過北京和上海在努力趕走低端人口，但它做不到。因為你不可能有一個不平等積累的體制，而不產生更多的窮人，窮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這個相對的概念，就體現在能否擁有「主動權利」上，譬如能否隨便搬遷，能否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們能在深圳看到文化創意，但真的不多，而不多的原因，是大多數的年輕人在自我剝削，大多數人要買房成家，他寧願加班。」一半的人生都給了深圳，對深圳有歸屬感嗎？馬立安坦言，深圳很難扎根感情，「我來的時候住在南山老街，那邊的一個村全拆光了，我在那邊住了三、四年。東門、蔡屋圍、崗廈拆了，白石洲也要拆了。能讓我有一個生活的地方，也不見了。」
建築師出身的段鵬，面對城中村，覺得相比於建築，更有趣的是人。「人才是空間的靈魂，才是城市的靈魂。」段鵬說，若城中村消失了，白領還可以移動，但最弱勢、沒有戶籍和文憑的人，離開城中村基本上就無法生活了。在段鵬看來，城中村是設計不出來的，因其自然形成和生長，不僅有自我提升的機制，也彌補了廉租房的空缺，承擔了政府的社會責任，「城中村存在的意義就是，我們有另一個選擇，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有選擇的自由。你可以去拼搏奮鬥，進入商品房小區，成為有房一族，當房奴；如果有穩定的預期，也可以在城中村租房。一旦城中村消失的話，你就只能進入權力和資本的體系當中。」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規劃白紙上構建奇蹟 深圳能 香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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