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從大拆大建到社區微更新 上海舊城新貌變奏曲
舊城改造作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關鍵詞，近年逐漸被更替為城市更新。在人們的普遍印象中，舊城改造往往是大拆大建的粗暴行為，加上商業資本和國家機器的介入，城市與人的記憶都難以保留。面對土地資源緊張、城市病愈趨嚴重的景況，如何破除舊有觀念，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肌理，讓舊城市與新時代共存，成為大城市在經濟發展中必須直面的問題。在上海，城市更新是近年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從過往的大拆大建，到商業改造舊區，到社區微更新，我們在上海看到不同的改造範本，試圖探尋資本市場和政府力量如何形塑城市空間，居住於此的人們又何去何從？如何才能讓城市成為「人民的城市」？
「我對現在的上海沒有鄉愁」
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海迅速推進城市化，大拆大建成為往後十幾年的主調。大中里是上海新城建造大手術中的一部分，拍下關於大中里紀錄片的導演舒浩侖曾表示，大中里作為一個索引，讓他感受這地方與國家、民族發展相結合。
讀大學之前，舒浩侖都住在大中里。2002年夏天，在美國就讀導演系的他接到祖母的電話：大中里要拆遷了。老人在大中里生活了一輩子，90歲前知道家將被拆除，憂慮重重，不知道未來怎麼辦。舒浩侖決定拿起攝像機，記錄這個自己成長的地方。他至今還記得年少時期的生活片段，懷念遠親不如近鄰的鄰里關係，社區中人與人之間關照有加，哪家大人還沒回家做飯，小孩能到鄰居家一起吃飯。在拆遷前，舒浩侖的祖母獨自一人留在大中里，鄰居做飯時便多做一份給她。搬到新社區後，鄰里關係大不如前，「現在的新型社區頂多是業委會交流吧。」舒浩侖開玩笑說道。
中國不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而是房地產化的過程。其實沒有多少城市化，只是把原先的東西拆了，把城裏住得好好的人弄到城市周邊的地方。中國始終處在一個荷爾蒙過剩的青春發育期，好像永遠不會結束……
舒浩侖自小就喜歡觀察人，無論是賣菜的還是小流氓。回憶起印象深刻的場景，他脫口而出講起一位掃地工人，她每日工作後就坐在弄堂門口，「和每個人都打招呼，但不一定每個人都理她。」時隔多年，舒浩侖才知道掃地工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生活作風不檢，失去所有工作，成為掃地工人。「一掃就那麼多年，說難聽點，就掃到她死了。」
一開始，舒浩侖想將紀錄片的名字取為《時間》，後來覺得名字大眾化，在拍攝過程中又泛起鄉愁，最終決定命名為《鄉愁》。在大中里的生活是精神上的原鄉，滋養舒浩侖成長的大中里，提供了一個讓人與人之間親近的場域，「那時候年紀小，不像我們現在看人都會有個濾鏡，大致對你先有一個成見。」紀錄片在2006年上映，意外獲得很多關注，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將其稱為「一首關於逝去的上海的電影詩」。或許因為上海有太多記憶被抹去，《鄉愁》近年不斷重映。然而，用影像可以真正留住大中里嗎？
「這個東西現在不太可能有，幾乎無法複製，回不去了。人心也不一樣了，社會形態也不一樣了。」舒浩侖直言，他對現在的上海已沒有鄉愁。在紀錄片放映後兩年，他對《南方人物周刊》說：「中國不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而是房地產化的過程。其實沒有多少城市化，只是把原先的東西拆了，把城裏住得好好的人弄到城市周邊的地方。中國始終處在一個荷爾蒙過剩的青春發育期，好像永遠不會結束，從1990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始終沒有進入一個相對成熟的壯年期，始終在拆這個造那個。再不遏止，就變成一個怪物，變成巨人症了。」
大中里也成為「巨人」一部分，如今它另一個名字叫興業太古匯，該購物中心在去年落成，建築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興業太古匯在建設籌備的五年中，投入高達160億元（人民幣．下同）。這個體量超大的商業地產項目，已完全抹去大中里街頭巷尾的煙火氣息，留下的老建築身影只有建於1920年代、在新地產項目興建平移57米倖存下來的查公館。查公館的另一個角色是民立中學的行政樓，舒浩侖依稀記得學生們在樓裏熱鬧奔跑的場景。
最近20多年，上海已推行了三輪舊城改造，第一輪在1992年，政府為了解決「住房難」的情況，實行土地批租；第二輪是2001年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目標改造700萬平方米、28萬戶人家；第三輪來自2005年，政府希望在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改造餘下的800萬平方米舊城。在三輪舊城改造中，大部分石庫門社區都被拆除，或改造為商業模式，居民陸續遷往郊外。
商業活化可以保留城市記憶？
商業地產項目在上海遍地開花，但上海也找到了兼顧商業活化和保留老建築的雙贏道路。上海新天地便結合了石庫門建築和現代化的餐飲、購物和娛樂服務，被視為商業地產典範。2004年，新天地獲國家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文化產業示範基地」。「新天地模式」更走出上海，內地其他城市紛紛仿效，全國上百家單位和企業每年到訪。新天地旁邊緊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平時門口總看到長長的隊伍。
回溯上世紀九十年代，新天地還住着超過2,300戶人家、8,000名居民，香港瑞安集團取得新天地項目的發展權後，在動遷上就花了超過六億元。如今，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遊客，都將新天地視為融合新舊文化、別具上海風情的休閒娛樂場所。當商業地產項目遍布上海，對商業活化究竟是保留了城市記憶和人文價值，抑或單純是牟利項目，在社會中有不同聲音。
盈展集團發起人司徒文聰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上海新天地是他十幾年前第一次參加的內地城市更新項目，「那時想將上海的石庫門保留，這個項目很出名。」司徒文聰認為，石庫門那80年的歷史看似少，內容卻很豐富。「在九十年代，上海或很多國內市政府不鼓勵留下舊建築，而是鼓勵有更多高樓大廈、更新的科技，更新的空間給城市增加活力。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包括新天地。」司徒文聰指出，一個城市並非只需要新的東西，新舊共存反而是魅力所在。新，指的是現代化城市的商業業態；舊，則是古建築、老街道等。
司徒文聰認為，文化商業化的力量，可以達致城市更新的目的，留存城市肌理。「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城市不太重視建築保留，當時盡量引進新的事物、高樓大廈。中國這麼有歷史文化，規劃拆遷剩下的內容不多，但能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留下老建築的形態，改變空間用途，一度引起不少爭議，這種商業化的方式能算是保育嗎？司徒文聰認為，有歷史文明的國家都有商業化做法，例如擁上千年建築的羅馬，因為要保存舊建築而帶給政府不少負擔。他提出，若老建築不能與產業結合，無法融入城市之中，即便由政府撥款幫助發展，也不能全方面地加以利用。若能在老建築中加入商業元素，反而能與居民產生互動，建立對話機制，「將建築的意義保留，讓老百姓有以前的回憶，同時也給他們一個不斷自我生存的力量。」
然而，僅僅留下建築的外殼，是否意味着保留風土人情？充斥現代氣息、成為高端商業區代名詞的新天地，還是原住民心中的家嗎？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曾對《紐約時報》表示：「新天地是假古董。上海沒剩下幾個石庫門建築了。留下來的都是體現上海生活的活化石。」阮儀三認為，房子離不開人，石庫門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有居民生活着的里弄，才能見識到真正的石庫門。
記者問舒浩侖，新天地是否算保留了石庫門的風貌？「算是一個裝飾，總比造新的樓看上去更有意味吧。」他沉思片刻，輕聲答道，「就是個商業設施，社區肯定不存在了。」我們到訪新天地時隨機採訪了幾位遊客，有人不知道這裏是上海傳統的石庫門建築及其背後的百年上海故事，只因是有名商業區才來遊玩。
官方也逐漸懂得商業活化能在口碑和收益上雙得利。2010年世博會倒數100天時，上海市旅遊局、婦聯等單位組織鼓勵居民自願提供居所，讓遊客體會老上海人的生活日常，試圖用石庫門彰顯上海的歷史文明。「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上海世博會的口號，也成為政府重新賦予石庫門老社區的價值。曾經被視為落後、髒亂的上海老弄堂，搖身一變成為可以讓遊客感受「上海老房子神韻」的「文化享受」。上海申請世博會成功是在2002年，也是在這一年，舒浩侖得知大中里將要消逝。
社區微更新 在地改造自身活力
「新天地是上個時代的事情了，那個是九十年代開始做的，拆完再建，本地的居民也都全部動遷走了。」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系教授、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童明說。在他看來，新天地是不錯的改造項目，但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看待，「所謂的不錯，是有一個很大的提升，不僅是城市功能上的提升，在商業操作上也是較為成功的案例。投入資金、帶來收入，改變城市格局，帶來商業發展。這個項目是可以複製並且有效發展的模式。」但童明進一步指出，這個模式目前已經不成立了，城市也沒有更多的空間操作利潤較高的項目。當商業到達飽和程度，意味着這種模式不太可能有持續進展。
自2012年開始，童明參與了一個社區微更新項目，建築系出身的他，近年更多地參與了城市議題。他希望通過設計，為居民做更多的事情，這些設想需要通過具體的房子實現。
社區微更新的理念近年在社會上逐漸推廣開來，與政府在城市更新思維上的轉變息息相關。根據《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對於規劃保留的、未納入舊區改造的居住小區，要積極推進城市有機更新。結合地區發展需求……逐步改善和緩解老舊居住小區，普遍存在的居住配套標準偏低、公共空間不足、養老助殘設施缺乏、小區停車難等問題，切實改善居住生活環境。」
童明介紹，微更新是另一個情境，談的是城市的發展，脫離了經濟考量的計算方式。城市在發展中總會衰舊，關鍵在如何持續不斷地推動城市的修繕和改造。「這些提升性的工作，單方面靠開發商和政府是做不來的，他必然是需要集體性，共同性參與，所有市民要參與其中。」當政府和市場力量共同參與、介入，才能形成一個合力。「如果城市沒有任何控制，不加改善地延展下去，它就和我們看到的里弄住宅一樣，經過五、六十年就殘破不堪，沒辦法適應生活需求，如果這種景象是整個城市的景象，那就是非常可怕的問題了。」
倡導在地改造，在老社區中注入活力的理念，正在北京西路的貴州西社區萌芽。這個社區於上世紀二十年代開發，原是英國煤氣公司的所在地，上海的煤氣供應就是從這裏開始。街道政府希望能在這個社區做城市更新，亦有配套資金支持，於是找到童明的團隊。童明坦言，在老里弄社區做更新很有難度，不僅因為有着100年歷史的住房已經十分陳舊、難以修復，還因為現時石庫門的居民經濟收入相對較低，不可能承擔高額修復費用，於是決定先利用政府的資金，進行公共空間的改善。
這片老舊的里弄，原先環境並不宜居，電線、排水管、雨污管橫飛，垃圾房和公共廁所髒亂無序，童明曾在「我們的城市」論壇中坦言，「這是一種很不愉快的感受，也是一個很基本、很沉重的包袱。」同時，由於湧入大量外地人口，一棟房子住着多戶人家，產權關係也變得十分複雜。
公共環境的改善分成12個小項目。童明帶我們在社區裏尋覓這些改變，例如有由防空洞改造的小廣場，因為弄堂空間小，原先居民無法使用這塊小空地，只能曬曬衣服。改造後，廣場上豎起了架子，居民不僅能在高空晾曬衣物，還能在低層的架子上種爬藤植物。除了衣架和花架，社區還多了公共圖書館、共享客廳等，垃圾房和公共廁所的外側也通過綠化裝飾，煥然一新。「我們希望可以通過小的發展點，讓大家看到原先殘破的里弄社區通過設計和工程，可以變得比原來更好。」童明說。
童明打破了設計師單純在工作室畫草圖的刻板形象，為了做好社區微更新項目，他幾乎天天跑現場，因而發現實施項目時出現不少問題。技術是其中之一，例如現在看起來白淨透亮的共享客廳，曾是一棟危樓，裏面的木頭、柱、樑腐爛了，最後用鋼結構替換。
這就是個很大的變化了，上海到底是屬於誰的？如果是屬於原先比較固定不變的居民，它實際上是一個家園的概念。如果它變成中國的上海，甚至是全球化的城市，那它就不一樣了，這個城市需要有包容性。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人心，童明稱之為「集體性共識」——「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的動力。」童明坦言：「這個是最核心的阻礙，也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逼狹的里弄住了許多人家，一棟樓三層高，最多的會住有七、八戶人家，每家人或許只蝸居在一間房間。我們走進環境稍好的房間，一張床、一張桌、一部電視、一把蒲扇，就能填滿出爺孫的日常生活。人多卻缺乏共同認知，「大家為了有限的資源，可能要吵架、搏鬥，為了生存，都是情有可原的狀態。」若能達到共識、形成合力，將住宅地結構、管線、樓梯，乃至廚房、廁所都一起修復，便有希望改善居住環境。
城市森林需要大怪獸和小昆蟲
微更新的三個設想中，公共空間的提升僅是第一步，在未來，還希望進入居民樓的內部，在衞生間和廚房進行改造，改善居民的實際生活；最後，則是真正介入到居民生活中，做家庭的內部改善。
微更新的理念並不囿於老社區，童明希望能把貴州西社區的經驗帶到其他社區，未來對城市街道、公共空間和整體環境都有所助益。
童明認為，城市發展就像新陳代謝，不斷處於更新過程中。「這個更新不是休克療法的更新，就像新天地一樣，從原先的軌道轉到另一個軌道。」他強調，要做的是有機更新，在原有基礎上，按事情本來的原理持續不斷地推動。童明認為城市更新最理想的情況，能有持續改善和提升的常態，「我們現在做的項目，再過兩三年也舊了，沒有用了。有沒有同樣的工作可以接續上？而這種工作並不是由我們來做，或政府來做，而是由居民來做，這個是在本質上（進行城市更新）。如果我們城市更新能做到這點，就不是一個問題了。」
童明在1995年來到上海。根據1990年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上海約有1,300萬人口，現在上海總人口已超過2,400萬，外來人口從2000年的305.74萬人，到2015年增至981.65萬人。「這就是個很大的變化了，上海到底是屬於誰的？如果是屬於原先比較固定不變的居民，它實際上是一個家園的概念。如果它變成中國的上海，甚至是全球化的城市，那它就不一樣了，這個城市需要有包容性。」這短短20多年間，上海也從粗放型發展模式，轉向探索精細化的發展方式。童明對精細化自有一套理解，「精細化不是說每個角落要怎麼樣，而是觀念上面，如何關注更多細節性的問題。」
城市好比森林，童明打了個比喻，森林裏有很多相互競爭，也有很多相互幫助，有大怪獸，也有小昆蟲，是一個豐富的領域。不同的生活環境都應包容到城市規劃中，「我們現在最大的思維轉變，是需要從眼睛裏只有大象、獅子和老虎，變成更加地全面。」進入存量更新時代，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如何滿足不同人的生活需求，保護舊社區的生態秩序，是大城市都將面對的難題。
上文刊載於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大拆大建、商業活化，再來微更新 舊城新貌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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