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香港能否對大灣區「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開展《香港01》的城規系列時，團隊心懷一個基本問題—香港的城規路「跟住去邊度」？我們希望探討這一代的城市規劃問題，也希望探討更長遠的發展問題，並且提出一些看法。我們不是專家，所以急需向專家求教。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批評香港「沒有規劃」，有地也不知如何運用。劉太格說，規劃師要有人文學者的心，科學家的腦和藝術家的眼。究竟是什麼導致香港的規劃沒「心」、沒「腦」、沒「眼」？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城市的經驗，有人說深圳的規劃神話建構在一片空白之上—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一切也變得容易。上海開發浦東的經驗則告訴我們，「怕事」是大問題，要解決城市發展深層次問題，就不可以害怕失敗。具備撼動既得利益的決心，是重新上路的起點。

向新加坡、上海或深圳「取經」是否明智？我們心中確實有疑問，這三座城市都有領導意志大於一切的傾向，即中央國策對城市規劃有着凌駕性作用。對香港而言，這也許並非市民大眾所能接受的發展模式。另一憂慮是，我們會否過分放大了各個城市的理想一面，而沒有顧及它們欠人性化的一面，誤墮「隔籬飯香」的陷阱？隨着採訪展開，我們的擔憂漸漸有所疏解。不論是新加坡、上海，還是深圳，它們的確在發展上各有盲點，但關鍵在於它們始終不放棄直面問題、修正錯誤。

在上海與深圳之行中，我們發現，規劃與政策文件上的主旋律並沒有完全主導、左右專家的思考。他們對外界的讚許與批評，多能一一加以分析，甚至指出外界過譽。我們在香港接觸官員，聽得多的是「我們做得很不錯」；在內地，聽得多的是「我們在哪裏哪裏做得不夠好」。我們在香港接觸規劃人員，聽得多的是「困難很多，不能硬碰」；在內地，聽得多的是「困難很多，要集力攻堅」。由認識與解難能力兩個關鍵環節組成的「問題意識」，決定了雙方官員或規劃師的高低。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曾在論文中提出，城市規劃存在「三種問題」—非問題、偽問題、真問題，他跟我們說，城規就是針對解決真問題，然後為下一階段發展謀理想說法，真正為「城市病」開藥方。

在內地專家學者眼中，香港是個相對獨特的城市：她曾經是上海參考模仿的對象（特別是在土地批租制度上），是深圳賴以成長的核心原動力；現在，她是中國所有大城市中的例外。思考與香港關係的發展，是中央委派所有一線城市的關鍵任務。香港相對嚴謹、公開、民主的規劃程序，在他們眼中還是相當有學習價值的。當然，在關鍵問題上議而不決，欠缺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決心，是香港不值得追隨的缺點；至於長遠規劃，專家都憂慮香港自我隔離式的發展，會影響城市的未來。

攻守齊下　打造城市多中心

政治合作或融合的陳腔濫調說多了，容易產生反效果，但政治及社會宣傳上如何推進，才能令港人意識到時代的轉變，始終是免不了的課題，也是政府責任所在。我們與專家在「務虛」面討論不多，集中談的是「務實」：香港在規劃上急需有什麼大轉變。專家們都講到了空間佈局轉變的重要性。王富海說，單靠中環的發展模式並不理想，最好是要在新界的西北或東北—以不損害米埔自然保護區為前提，再發展一個商業中心區，與深圳羅湖區協同發展，從而拉鬆城市佈局。王富海與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孫施文都出身於「內地規劃界殿堂」—上海同濟大學，師出同門。他們都建議發展沙田，利用交通網絡樞紐的便捷發展成副中心。

對香港長遠發展而言，建設副中心只能算是「守」。要「攻」，就要順應區域發展，應對國際金融服務業的強勁需求，構建全新商業中心區。這既能協助香港疏解中環的極化壓力，也能把握深圳近來的「區域轉型」機遇，實為相得益彰。在深圳城規系列中曾論及，深圳對這個新中心落戶前海似乎是志在必得的，香港要競爭，就須急起直追，而香港現有與計劃打造的新中心各有致命傷—東九龍地處舊區，難以與大灣區發揮協調效應，東大嶼則過於依賴中環，而且建設期長。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使港人喜憂參半。在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等人眼中，「香港邊緣化」或「淪為二線城市」等命題都是過分憂慮。值得認真探討的是香港如何才能加強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合作，特別是促進經濟生產要素的流動，真正形成一個優勢互補、良性競爭、相互尊重的大都會區。

找一個適合發展成真正第二商業中心的地方，好好規劃基建與移動政商機關的時間表，是香港須展開廣泛討論與商議的要事。這事急不來—且看福田的發展，十年規劃、十年建設、十年成長，一切都不能急就章，但要有一套完整、可供滾動調控的部署。

香港要容下多個中心，先需確保港深間要素流動暢通。不同學者，包括反對拉鬆城市理論的陸銘都強調便捷要素流動的重要性。當中尤其要讓「過關」便捷化，盡量縮短時間。王富海更提及，建立一些特殊區域，讓深、港籍居民可以用近乎毋須通關的方式，就可以往來活動。這是否意味着撤掉深港邊界？郭萬達認為「隔着」就好，任何兩座或多座城市之間的合作，最好還是做到相互獨立下發展，並進行良性競爭，沒有必要過分追求「融合」。但隔還是不隔也只能算是次要考慮，更重要，是要有一套全局發展的觀念。對於港府一直未能利用深圳高速發展的機遇，好好規劃包括沙頭角在內的北區，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李冠洪便大為不滿。

政府大眾協作　務實佈局

專家指出兩大發展方向：一、佈局應對大灣區發展，二、適度維持自主性，但不要以簡單二分法看待「自主」與「融合」，必須有機地看待這個問題。前者是務實的，後者是務虛的。務實看待佈局大灣區該如何做？這離不開王富海強調的「第二商業核心」佈局。深圳現時有清晰的東進戰略，而且似乎早就「預埋香港玩」，在東部基建規劃上隨時做好與香港的連接。東部發展的前景如何，王富海說他心中抱有疑問。

事實上，這個旨在發展「第二個深圳」的宏遠計劃如何推進落實仍是一個大問號。但在灣區整體佈局中，除了珠江東岸的穗莞深港極強經濟帶外，經濟發展的重心增長帶還將輻射至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隨着莞番高速、虎江二橋、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橋、穗莞深城軌等重要基建陸續建成，東岸的經濟一體融合化將加速，經濟外溢或帶動作用最大的受益者，將是西岸的主要城市。

就此點觀察而言，選擇偏西地點發展新商業中心區，能較好利用地理優勢—這也是上海浦東一舉而起的關鍵。若思考的時、空是港珠澳大橋及深中通道均已開通時的大灣區，則屯門以西的一帶，正是控扼兩者的重要區域。這個區域本來就有屯門西繞道的設想（機場、北大嶼接駁的計劃），也有十一號幹線的「再」幻想，要與原有商業中心區中環之間建設一條快速連接鐵路，相對於大西北或大東北此地也是較為可行之處。

若重點發展這片地區，那裏原有的部分非中心區功能（特別是厭惡性功能）就需及早部署遷移，已推行近六年的《屯門40區及46區和毗連地區規劃及工程研究》也需推倒重來。然而，事關香港前途命脈，若經廣泛討論後社會認為仍有實施必要的話，政府在當中更有主導協調的責任。

大灣區是險還是機，視乎港人自己的價值判斷。中共建政以來，對於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殖民政府，一直能做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今日大灣區作為國策部署，將來定然會有不少傾斜政策出現在這個區域內。香港要在這個過程中袖手旁觀，還是積極參與當中，繼續強化自身金融業及借機尋找新的發展增長點，既視乎主事官僚的識見，更關乎社會大眾看待大灣區將引發的連串融合或合作機制時，能否放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務實規劃未來，對大灣區發展「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上文刊載於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香港要發展新中心應對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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