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香港民間規劃方案屢觸礁 推動變革建立互信
推動參與式規劃的團體,最希望打破民間參與發表意見的門檻。新加民間組織P!D(Participate in Design,「齊設計」)鄰舍韆鞦可謂十分成功,因為計劃獲得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及建屋發展局基金分別撥款一萬坡元。然而,民間團體的想法很難無時無刻與政府立場一致,他們如何在平衡自身想法與政府願景時,從中發揮影響力?現時香港民間團體,又面對甚麼困局?
民間團體要與政府建立互信
大約三、四年前,麥波申(Macpherson)社區發生了一宗撞死兒童車禍,當時P!D向陸路交通管理局提交建議,包括增加行人過路設施,希望改善當地交通安全。但建議最終被當局拒絕,P!D高級項目助理楊萬琦推測,政府內部有許多專業人士,不喜歡民間團體「教導」政府如何施政。最終,他們轉而舉辦教育和藝術展覽等,宣傳道路安全訊息。
鄰舍韆鞦的項目,或許帶點「幸運」成份,「社區凝造、興建社區新設施,這些都是當局所重視的。」P!D創辦人米莎(Mizah Rahman)笑言,P!D項目剛好能配合政府政策目標,因此才能成功「落地」。
「不能太對抗(政府),否則民間團體與政府之間失去信任,便很難再合作下去。」楊萬琦補充。米莎則認為,每個政府部門有不同政策目標,有些較保守,有些則較開放,民間團體要發揮影響力,關鍵仍是要與政府部門建立信任。「我們與許多政府官員分享經驗,有些政府官員說,他們不懂如何與居民溝通,不知道如何問問題。」民間團體正好補足政府角色的短板,成為居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我認為要堅持信念,我們也樂於分享經驗,希望當局會繼續信任我們。」
香港民團推動參與式規劃逾十年
在新加坡政府強勢主導下,民間團體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楊萬琦說他們沒有能力改變總體規劃(Master Plan),只能在社區公共空間發揮影響力。至於香港社會,近年亦有民間團體積極推動參與式規劃,但似乎也是舉步維艱。
建築師羅健中多年來參與保育工作,他在2013年創辦非牟利組織「非常香港」,關注公共空間議題。談到參與式規劃,羅健中聯想起多年前參與的灣仔聯發街閒置土地社區改善項目,將聯發街公園改建成具社區特色的休憩空間,「當年與街坊交流很多,發覺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花園,而是客廳。那幾條街主要是老人家帶着孫兒(使用),因此空地上不需要太多花花草草,只要有地方坐、有地方讓小朋友玩就可以。純粹看數據的話,很難看出這些。」
羅健中認為透過參與式規劃,可以令規劃師、設計師更了解社區的需要,在過程中更能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累積社會資本,增加社區抵抗災害的韌力。「社會資本可分為強、中、弱三種,即使很弱的社會資本,也在社會起了很大作用。」經過多番努力後,聯發街項目最終成功「落地」,他認為其中一個關鍵,是當時的民政專員有類似看法,於是便與合作的民間團體—聖雅各福群會一拍即合。這種情況,與P!D有點相似。
羅健中:民團須維持自身專業
不過,民間組織作為溝通橋樑及促進者角色,往往面對不少掙扎。羅健中認為,一方面,它不能成為政府工作的延伸;另一方面,它不能被民粹意見影響專業判斷。以聯發街項目為例,「當時康文署稱應該要用標準材料地磚,因這樣可以省卻麻煩,但我跟政府說不能這樣,設計一定要保留當地特色,居民希望地磚有灣仔舊區街道圖,要跟一般康文署的休憩處有所不同。」
「專業判斷是要明白兼容社區有什麼原則,不是康文署或街坊叫你推動,你就跟着推動。」羅健中說。
除了聯發街項目外,大王東街休憩處、藍屋保育都是近年較成功的社區項目,然而,並非每一次參與式規劃都成功。十年前利東街(俗稱囍帖街)重建項目便是一例,當時民間團體提倡「啞鈴方案」,即在利東街街頭及街尾建樓,街道中間部分則用作保育,形狀猶如「啞鈴」,此民間方案曾獲規劃師學會銀獎,亦獲得城規會慎重考慮。不過,最終市建局卻將利東街舊屋、舊舖全部拆除,原來的社區面貌從此不復見。
「(當時)市建局有固定方向,無論(民間)如何做,他們也不聽。」由此可見,政府往往主導了社區發展權力,民間團體則需要極力遊說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團體如何發揮更大影響力?羅健中嘆了一口氣,「唉,很難一概而論。每個個案也不同。」
不過,建立信任是民間團體與政府的合作基礎,羅健中認為,不同持份者應有更多機會交流,藉此更多了解彼此需要,有助促成合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牽頭的「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進入尾聲,然而,各界討論大多集中於各執一詞的「如何覓地」,而非更加關鍵的「如何用地」,即對土地分配仍然缺乏規劃、對城市規劃仍然缺乏願景。《香港01》特此策劃「城規三部曲」系列深度報道,先後到訪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討當地城規建設經驗,冀為我們未來的城市面貌帶來一些想像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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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2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13日)《建制外尋求突破 民間組織如何推動「參與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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