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深圳另一面 城中村打破城市單一價值
城中村與深圳緊緊捆綁在一起。「沒有城中村就沒有深圳」，在主流敘事中，深圳往往被視為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深圳的另一面，是百萬移民通過落腳城中村為城市發展帶來的活力。雖然在這個移民城市的發展史敘述中，城中村逐漸被視為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但在深圳短短的成長過程中，大量城中村已經被拆除，市區更是寥寥無幾。當我們談論城中村時，不可忽略深圳的歷史源自於此，深圳的發展依托於此，那麼深圳的未來，又能否給保留城中村一個可能性呢？攝影：余俊亮（此為「深圳城中村」 全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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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規三部曲】從推倒重建到綜合整治 資本進城中村是隱性驅逐？
第三篇：【城規三部曲】走出城中村才是深圳人？ 城市不能只有高端人才
悶熱的夏季，還未入夜，深圳外來人口密度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就已熱鬧起來。白石洲坐落在貫穿城市東西的交通要道深南大道邊上，與寬闊馬路、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象截然不同，走進白石洲熙熙攘攘的街頭巷尾，撲面而來的是熱鬧的生活氣息。你已經很難在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城市看到沿街的小攤販，販賣不同地域的美食，拐進另一個巷口，卻有着聚集二手傢俬店的景象。
「它（白石洲）不光打破我對城市的印象，還打破了我對深圳的印象，這是最重要的。」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杜鵑回憶起2005年偶入白石洲，頗為驚訝。杜鵑到深圳出差過幾次，住在尚算高檔的酒店，有天夜裏從華僑城步行十分鐘，「突然掉進另一個世界」—與深圳「有條理的城市，是現代城市，是車的國度的城市」這些標籤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看到沒有車的街道、大人小孩們光膀子吃消夜、小商販們販賣全世界的美食，以及一大群野狗跑來跑去。「我在那個時候突然意識到一點，我去深圳已經有幾個月了，從來沒見過10歲以下的孩子，50歲以上的老人，當然，我沒見過野狗，沒見過動物。」
白石洲被深南大道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包含五個城中村和沙河工業區（圖）。從高處俯瞰，白石洲西面是沙河高爾夫球場，不遠處是知名景點世界之窗。由於地段極具優勢，白石洲不僅住着低收入人群，不少大學生或年輕白領也進駐。白石洲的高空間利用率不僅體現在居住上，包括數間學校、醫院、社康中心在內的公共配套設施，以及不同的商業業態，使得白石洲有着不亞於繁華都市的城市功能。
如果他們在城中村可以安居樂業，第二代也可以獲得教育，扎下根來。如果他們連在這個城市穩定居住的預期也沒有，被趕來趕去，那他被驅趕一次，利益就被剝奪一次。
「看不見的深圳人」
白石洲被深南大道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包含五個城中村和沙河工業區（圖）。從高處俯瞰，白石洲西面是沙河高爾夫球場，不遠處是知名景點世界之窗。由於地段極具優勢，白石洲不僅住着低收入人群，不少大學生或年輕白領也進駐。白石洲的高空間利用率不僅體現在居住上，包括數間學校、醫院、社康中心在內的公共配套設施，以及不同的商業業態，使得白石洲有着不亞於繁華都市的城市功能。
65歲的潮州人戴繼進1991年來到深圳，住過下沙、崗廈和白石洲，命運和城中村連在一起。2002年他在白石洲，以5,000元（人民幣，下同）租下90平方米店面，一住就是14年。他喜歡古箏，每天晚上與其他潮州老鄉在店舖門口奏樂，呼朋引伴，自成風景。他說：「這輩子都在白石洲了，拆掉怎麼會捨得。」
「城中村在深圳是另一個選擇。我覺得選擇自由是很重要的。」建築師段鵬介入城中村議題多年，幾年前成立白石洲小組關注未來的變化。他認為，白石洲30多年的發展有三個特徵，不排斥、低成本和自主性。它這種自主生長的發展模式，證明城市化是可以做到可控成本的。
與城中村居民打交道多年，段鵬遇到不少強拆故事，「以前我們還勸毛哥不要用汽油（反抗），結果那天晚上他們一家就被人強行趕走了，前年元旦前一天強拆了毛哥（的家），去年元旦前一天，強拆了劉大哥翡翠服裝城。」翡翠服裝城從1998年開始營業。在段鵬的記錄中，類似老戴、毛哥、劉大哥等城中村的租戶，都是「看不見的深圳人」。
段鵬認為，在一個地方長期居住會形成很多無形資產，「比如我在這裏經營一個店，我有很多老的客人。如果被趕走，損失的不僅是金錢，還有我的主顧，還有我的生產方式，一個生產方式的形成是需要很多年的積累。如果換個地方再開個店，就不一定能獲利了。」對於外來人口而言，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又是另一個定時炸彈，城中村的小孩可以到民辦學校穩定上學，若搬到其他地方，上公辦學校需要居住證、社保的證明，小孩可能需要返鄉，便造成跟家人的分離。家人的分離又會帶來家庭問題的隱患，長遠造成社會問題。
住在城中村的租戶，在這個城市是「無地的人」，「如果他們在城中村可以安居樂業，第二代也可以獲得教育，扎下根來。如果他們連在這個城市穩定居住的預期也沒有，被趕來趕去，那他被驅趕一次，利益就被剝奪一次。」段鵬不禁提出疑問：改革開放是取得了巨大成果，但誰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
城中村是深圳的歷史
在主流敘事中，深圳往往被形容為一個小漁村在一夜之間變成國際大都市。深圳的歷史，彷彿是從改革開放時期開始標記的。事實上，若要真正追溯深圳歷史，則遠遠不止短短40年，而這些歷史，多是紮根於城中村。例如在羅湖口岸附近，有700年歷史的蔡屋圍，於2006年開始改造，五年之後搖身一變成為當時堪稱深圳第一高樓的京基100；福田中心商業區CBD唯一一個城中村崗廈村，也在2009年開始改造，此後升級為包括商場、酒店和公寓在內的城市綜合體；而曾是深圳最大城中村的大沖村，北面、南面和西面連接南山區高新園，周邊更有騰訊、中興等科技公司。
眾多城中村中，在羅湖區東門商業圈的湖貝古村富有悠久歷史，它始建於1465年左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村民建房需求日增，湖貝舊村東面建成湖貝新村。如今，還能在舊村看到「三縱八橫」的格局，在巷子裏依然能在建築上尋覓到雕花。湖貝古村不僅是歷史風貌的載體，更是一代潮汕移民聚居地，雜糅的文化不斷在此發生化學反應。同時，小小的湖貝村還撐起深圳一半的海鮮市場。事實上，深圳主要的歷史風貌區正是古村落。然而，包括湖貝村在內的古村落已愈來愈少了。2016年，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規劃系主任楊曉春進行《深圳市歷史風貌區和歷史建築評估標準》調查，發現1992年深圳還有2,000個古村落，2012年僅剩不到200個。
2011年，國企華潤集團接手湖貝改造項目，2012年超過97%的湖貝股份公司的股民同意改造。股份公司的形式，源自深圳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原來的村莊轉型為城中村集體股份合作公司，村長成為股份公司董事長，村民則是股東。在拆遷改造上有話語權的大部分村民決定了湖貝村的命運，然而大部分居住於此的租戶卻沒有任何話語權。百年古村落、居住於此的移民、衍生的文化印記將何去何從？
2016年，胖鳥劇團藝術總監、深圳大學建築學院客座教授楊阡發起「湖貝120城市公共計劃」 ，這場行動最終凝聚為一份提倡保留湖貝的綱領《湖貝共識》，包括規劃師、建築師、學者和普通市民的聲音都收入其中。「湖貝120」最終無法實現全盤保留湖貝，但楊阡仍然肯定事件的意義，有力的民間訴求成為城市空間話語權的爭奪者，「空間的公共想像再也不會跟着政府和大資本主導的意志轉了。」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公共討論中，中國知名古建築保護學者、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也來到深圳。行走在湖貝村裏，他指出，「在這個現代化的城市中居然保留着那麼完整的、生動的、留着濃郁民居風味的古村落，日常生活中流淌着優秀的文化傳統。湖貝村有意思，就是因為這種形態被難得地保留了下來。它把傳統的形式和人們的風俗習慣、民間文化和人們的信仰連在一起了。」湖貝村的價值，正是留存了歷史的記憶。他說：「湖貝村是深圳的縮影，可以給後輩留下鄉愁的重要依據。哪兒來的鄉，哪兒來的愁？留下來了，就有鄉又有愁，然後可以告訴下一代，把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傳承下去。」
在湖貝可以看到一個濃縮的移民史，潮汕移民在這裏有生意、組建家庭，甚至宗教信仰和祭祀方式都變了。「你怎麼講述歷史，或怎麼描述城市，你用什麼樣的故事，就表示你有什麼樣的價值觀。」楊阡談起「小漁村一夜之間變成國際大都市」的說法，「你描述它為小漁村，下意識已經不把深圳當作有歷史價值和記憶的地方，它所有價值來自於金錢。變成國際大都市是什麼意思，這只能是大資本、國際資本可以玩，這個城市絕大多數人民的經濟活動都會排除在外。一夜之間變成國際大都市不就是靠資本硬砸嗎，誰能玩得起這個遊戲？」楊阡指，如果沒有認識湖貝古村，或只覺得深圳是個高速發展城市，「如果了解深圳有這麼豐富的歷史的話，會發現故事要另外講。」
未來的湖貝村，將成為羅湖區舊城復興的核心發展區。而如今的湖貝村，幾近人去樓空，在街市遇到賣乾貨的衛先生，他在湖貝村十多年，再有幾個月就要離開。在這裏他每個月需要付一萬多元租金，在外面卻要幾萬元。「它要拆了，肯定要走了。房東叫走就要走了，沒辦法。」衛先生輕聲說道。
這是一個城市，卻有兩個深圳。「『歷史深圳』就是城中村，所以深圳城中村與中國其他城中村不一樣，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段鵬說，然而歷史深圳的物理空間還在，卻被當代深圳包圍了，「當代深圳把它們包圍後想吞噬掉，歷史深圳成為一個孤島。」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逐夢落腳點 容納逾千萬人 城中村打破城市單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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