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談土地】《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感嘆：政府的執行力太弱

《踏血尋梅》上映後，驚艷了不少人，亦一連摘下了好幾個電影獎項。後來，翁子光也到了內地發展，與許多導演一樣長時間在北京工作，北京與香港有些相似，在小小的城市內，高樓林立，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一日24小時從沒有黯淡的一刻。

然而，他對這樣的城市有一種想法。

他記得幾年前參加一個講座，一個出名的建築師在講座上侃侃而談，說香港是個摩天城市，當人走在中環或是其他商業區裏，便感覺到高樓就在身邊，讓人有壓迫感。

「說到這裏，我同意，但跟住他第三句就說：這種壓迫感能令人走得更快——說這個城市的壓力能給你一些活力。我當下覺得，嘩，唔係呀話，這是一個知識份子對香港社會浪漫的想像，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對吧？你是建築師，你當然覺得行得快一些，更有魄力賺你的錢，發展你的事業，甚至享受生活，但你想想現在正踩着單車送石油氣的人，或是推着紙皮的阿婆，在這樣的高樓大廈之下，鞭策他們走得快一些，意義何在？」他苦笑，說社會的不平等、貧富懸殊和不公義都彰顯在現在香港的住屋環境裏。

「許多建築師都說，現在的香港變成了一個很有後現代味道的城市，我覺得那是一個浪漫化的想像，但不應該只有這種想像，建築與土地發展其實影響着人們的生活，當中如風向、人的視野、生活的觸感、壓迫感、人的性格與命運。」他從小住在荃灣，荃灣從前有許多矮房子，他住在現已拆卸的四季大廈，在天台玩耍，那時香港的天空很大，但現在回到荃灣，城市景觀變得奇怪，昔日的天台變了現在的豪宅私樓，變成了一排屏風樓，如果把一個個的窗髹上一樣的顏色，遠遠看去就像是沙漠的一個古蹟，一樣怪誕荒涼。

生活欠缺想像

「我的意思不是以前最好，只是我所見到的改變都是在沒有規劃下而被改變的。有時六個地段，一、三、六會被發展起來，但二和五卻放着不發展——那為什麼二和五不發展而發展了一、三、六呢？當中有沒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呢？沒有。香港現在就像被割據一樣，被幾個大地產商割據了。」他樂見民間對高爾夫球場用地的討論，然而卻看不慣這場討論變成了不同政治立場的戰場。

「現在常常就是你企這邊，我企嗰邊，之後就嗌到底。我覺得許多事不一定是A和B的，也可以是C和D的。例如我們覺得郊野公園不能動，因為那是香港生態的寶藏，我們就盡量別去動它，但高爾夫球場並不是一個公眾分享的東西，我們不能把高爾夫球場浪漫化的——寫一個故事，除了是有錢佬向上爬的故事外，沒一個故事當中有一塊拼圖是有關高爾夫球場。抱歉，沒有。在我們的生活想像中，沒有這回事。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將它邊緣化？香港有許多偏遠一些的地方是很適合興建高爾夫球場的。」他說政府一方面左右逢源，一方面又左右不是人，夾在市民、中央和地產商之間，在許多重要的政策上需聽中央指令，卻失去民心；在一些小的民生議題上，儘管有許多空間去耍一些小手段，卻往往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我欣賞香港現在仍有一些美好的願景，然而，政府對未來的願景和執行力的落差，令我很憤怒，為什麼他們的執行力會那麼差呢？從公屋鉛水事件，到港鐵事件，再到高鐵工程，香港政府的執行力都太弱了，永遠倒瀉籮蟹，再沒有從前殖民時期的決斷性和精英主義。說準確一點，一層疊一層，大家都怕出錯，講親嘢都似擠牙膏。」他嘆氣。時代迫使風氣轉變，人們期待政府說出願景，又害怕政府胡亂承諾，或滲進陰謀，社會只能沸沸揚揚，困在一個漩渦，沒法達成共識。

從公屋鉛水事件，到港鐵事件，再到高鐵工程，香港政府的執行力都太弱了，永遠倒瀉籮蟹，再沒有從前殖民時期的決斷性和精英主義。

拒絕隨波逐流

他曾經以為自己這個70後是最後一代的理想主義者。

拍《明媚時光》時，翁子光說的就是時代下人們不曾察覺變化，回歸多年，一切物換星移，一點點外來文化滲進香港，改變了香港的風景。但最近回看，他說《明媚時光》太老土了，幾近肉麻。片末，鏡頭拍着香港回歸十周年一夜的天空，萬家燈火上升起朵朵耀眼的煙花，轉眼成煙，沒有人知道香港的未來將會怎樣，當時他也一樣迷惘。

「我在1998年入行做電影，到了2010年，我覺得自己是理想主義的最後一代。因為那時社會變得很封閉，大家沒有了原本的連結，各自說出自己的一套，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又在同一個世界獨立地存在着。」「直到雨傘運動之後，我才覺得新一代人有了自己的理想主義。姑勿論當中的爭議，這種理想主義要以什麼的行動實踐？但至少他們也是相信理想的一群。」翁子光說。現在，他長年居住內地，是兩岸的變化的見證者。他坦言，在內地拍戲遇上不少矛盾，但他常把一句話掛在口邊：「人可以不講真話，但唔好講大話。」

「在一個壓迫的環境中，裏面沒有一個改變現狀的制度，或是提出改變的空間，但肯定你至少有一個空間嘗試看看自己能做到幾多的空間。這個題材政府不讓你去拍，你要再想想換一個角度，千萬不要放棄，不要去不到100分就走了，自動降低標準；一見不讓講了，就連語氣都轉，索性去拍風花雪月，食香港電影老本，追女仔呀、賭錢呀、浪漫輕喜劇呀——不應是這樣。」他剛拍完《風再起時》，電影裏談的是香港1960年代的探長故事，橫跨幾個年代，談香港的核心價值，希望觀眾對舊時代的精神有所反思，然而，電影仍未上映，又有新戲趕着要開拍，日子過得披星戴月。

這個月才剛回香港，沒多久又要回到北京去。他說自己從前常看書，但現在能抽空看書的時間愈來愈少，最近卻在看梁朝偉推介他的一本書，叫《近乎佛教徒》，當中有一段談到人的出離。作者宗薩蔣揚欽哲諾布說，如果人能拋棄熟悉的東西，走出習慣的場景，不再猶豫與不捨，那就是所謂的出離心：「像蜷曲在床上做好夢，略微地知道自己在做夢，卻不想醒來一樣，或者像是看到美麗的彩虹，怕它消失而不想走近一般。有醒來的勇氣，並且加以檢視，就是佛教徒所說的出離心。」

上文節錄自第12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13日）《戲裏戲外談香港居住困局　翁子光：嫲嫲的海景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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