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導演人生】走出標籤　賴恩慈「身訴」不男不女皆自在　

生而為人，不是男就是女，性別卻在不知覺間造成分化，像一個大網籠住思維，男左女右人妖中間，不得踰越。按照思維開門見山：今日要說的是一個「女性」的故事。女嬰出生，父母離異，歲多就被送往鄉村寄養，跟着寄養家庭的老農上田下山。人生首位朋友是一棵老樹，樹木不語，卻默默教授女孩自然的可貴。五歲她輾轉回到香港，被知書識禮的監護人父母收養，後來入讀傳統女校，山上的庇理羅士，古遠的校訓規限了小白菜裙要在膝下幾寸，也教化女孩出落應優雅大方。女孩後來修讀英文系，莎士比亞、狄更斯－－接下來劇情應如言情小說：在校園巧遇到真命天子，一躍龍門，化身城中名媛，然而女孩在大學首年便轉身，轉讀電影，選擇變成今日的賴恩慈。
她豪爽，不藏稜角，摯友說她像黃色的清晨，她卻愛創作沉鬱的藍。
攝影：林若勤

她相信心裏真誠地繫着什麼，世界就會給你投來迴響，像她從來沒有刻意針對性別議題創作作品，但中學首次寫劇本，因好奇心就以慰安婦為藍本創作舞台劇。那次，賴恩慈和同學排練至落淚，第一次為着歷史中女性背負悲慘的過去而痛哭。後來大學她轉讀電影學系，為了一條五分鐘的紀錄片功課，便跑到紅燈區的馬檻裏，攝取區內生態，拍成了長達30分鐘的作品；再後來加入好戲量，她發展出《神奇女俠》、《講女》、《女人。型》等舞台劇，最後組合成終極版的《女兒紅》，糅合了200多位女性的故事，把性暴力、同性戀、失婚婦人的社會議題搬上舞台，演繹人性喜怒哀樂—港女並非臉肉迷糊的城市剪影，而像《紅樓夢》中人，位位有血有肉，各有命運、性格與思想。近年，她亦與多個機構合作拍攝紀錄片，從母乳餵哺到同性家長、性侵剖白，每次拍攝，都叫她有新的感受。

聆聽性侵「幸」存者

「我喜歡拍紀錄片是因為它的真實性，真實的東西遠遠比創作的更震撼人心，而且能活生生地告訴人，這個世間能容下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決定，不同的想法，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應平等地作出選擇，也應尊重彼此的選擇。」三年前，她拍攝性侵剖白紀錄片《身訴》。與合作的機構一樣，她叫這群受害人為幸存者，幸福的「幸」，像電影文宣說的：「她們曾遭遇性侵，但並不是『僥倖生還』的一群，而是能活出璀璨色彩人生的『幸存者』。」

「拍攝時，每個人很想去保護幸存者，我們都覺得她們能夠形容當時的情況，甚至讓我去呈現她們的故事都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叫自己必須尊重她們的選擇。有時人們作為旁觀者，很輕易會認為受害人應該訴諸法律，因為講出來後壞人才會繩之以法，但這並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的想法，因為能否繩之於法並不是受害者的責任，那是警方的責任，反而在整個申訴和落口供的過程，很有可能令受害人面對二度傷害，所以拍《身訴》的時候，什麼鏡頭可以出，什麼不能剪進去，不是我一個人話事的，《身訴》是我和幸存者合作的電影，不是我賴恩慈的作品。」 　　

那年拍攝《身訴》，幸存者把攝影作品翻出來給賴恩慈看，還未描述性侵的過程，也沒開始口述悲痛的經歷，她看見相片裏牆上的裂痕，已經被震懾，知道過去對對方而言是一把刻進內心的刀，尚未拔出來，鮮血還流着。

「我覺得#metoo想建立的有兩點：一，到底人們是否用心聆聽當中的故事；二，這個城市有沒有一個空間讓人可以坦誠自在說自己的故事。簡而言，就是分享和聆聽，當中扣連着的是人和人之間的尊重，就是這樣。」她說，把#metoo看成揪出犯人的運動是錯重點，這場運動不應該成為兩性的戰場。

賴恩慈說：「它之所以在香港發展成這樣的一場風波，是因為華人社會與我們的教育裏，總教我們沉靜，彷彿靜是至善至美的優點，也默默灌輸了我們，萬大事也要化小，小事最好化無，家醜不外傳，甚至也教我們去猜忌，覺得他人做事都只是為了成名，因為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名成利就是人絕對的目標—這就是這次運動到了香港討論錯重點而引起的迴響。」

許多人問過我， 我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創作者， 我說不，我並不是一個畫框架給自己的人， 如果真的要框， 我想我是人道主義者。

「五歲回到香港，很多人看不過眼，教我女仔應該怎樣，女仔要斯文，女仔不要張開腿坐—雖然是善意的提醒，但當中也反映了我們從小的教育已跟隨着性別的定型，無數無形的手拉扯着女性，要她們這樣活着，裙不可以太短，不可光着腳跑，要優雅，手要這樣放，無時無刻都應要有體面的模樣。」

她的人生有幾條不一樣的分水嶺線：一條是野孩線，教她徜徉在自然之中，環抱大樹，隨性而活；第二條是淑女線，教她讀書寫字，看莎士比亞，讀拜倫，進英文系；第三條是藝術線，教她打開心胸，發展真我，使她勇於大笑同時無畏掉淚。

「但我記得剛回港後，因為我的背景，老師和社工覺得我很易學壞，所以不停教我做個「好女孩」。他們一口奠定我的未來，13歲就可能會開始學抽煙，14、15歲就會打交，未到16歲當上未婚媽媽，之後開始吸毒。我是後來長大後才慢慢發現，不論是性別、身世背景或是經歷也好，很容易一下子成為了社會下標籤的準則，大家都喜歡圈出不同的組別，把一些組別打為社會問題，覺得那些人需要嚴加對待。」事過境遷，沒有人猜到今日的她成為了劇團的主席，執導的電影入圍多個海外影展，而且更在六年前當選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我是後來長大後才慢慢發現， 不論是性別身世背景或是經歷也好， 很容易一下子成為了社會下標籤的準則， 大家都喜歡圈出不同的組別， 把一些組別打為社會問題， 覺得那些人需要嚴加對待。

一條剛烈「白菜仔」

她的監護人愛文學，賴恩慈從小看遍不同的文學，她在文學中看到許多悲劇人物，亦見到大多女性受拘束地在父權底下生活，小小的人兒已知道同情，亦明白當中的女性非自己的學習對象，長大後，她不要活得像她們一樣。

女校時，她很早就加入劇組，劇組裏全是女生，綠裙子們沒天沒日地排練、討論，在花樣的年華，她們反串模仿戲中的男性，張開腿坐，拿一根牙籤剔牙，抖着腳，戴着反着戴的鴨嘴帽，也跟劇中的女性戀愛，上演離別的戲碼—但在青春年華中，她們認識的異性僅是山下皇仁書院的男生，她們笑他們是薯仔，他們則笑她們是一條條白菜仔。

賴恩慈說女校出身的女生，不是變成淑女，就是變成烈女。她是後者，大學時代她從英文系轉到讀電影，那年香港剛好發生旺角紅燈區打死人事件，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警方下令熄燈七日，主流媒體紛紛出了不同報道，只寫紅燈區是龍蛇雲集的地方。

她單人匹馬便去拍攝相關的紀錄片，不光是去訪問一些性工作者，也要令人了解紅燈區內的人的生活，當中涉及馬檻下停泊的士司機、駐區的警察、馬伕、對區內資料瞭如指掌的「天文台人」。

「第一晚到紅燈區去，遇見了一群警察，我以為這是最可以親近的訪問對象，但他們反而令我最不舒服。他們說我一個女仔不應到這些地方來，他們也恐嚇我，說他們已經警告了我，如果發生意外，我便是浪費警力，從言語中感覺到他們的歧視，他們覺得在這區出現的女性都是「負面」的，不是妓女，就是wet妹，一定別有目的。」

從馬檻中學會尊重

她說，反而進了馬檻，馬伕更懂尊重，「他說，他們不會無端打人的，何況是一個妹妹仔。他叫我別怕，但要Roll機就快了，不可以拍太久的，有什麼不明的可以問他，要看那裏他帶我去參觀。」她第一次步進馬檻，那像舊式的賓館，門口有一個小小的前台，裏面有許多房間，廳裏供奉着關二哥，他在紅光底下英明神偉的臉上泛起了一層油光。

「就這樣連續拍了五個晚上，我後來有一個感覺，覺得紅燈區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不單是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馬伕、的士司機和天文台這群男性之所以會生活在一起，成為彼此的伴，都有他們的故事—如果終歸都是好人，無論他們選擇了什麼行業的人，我們都應給予尊重。」

媽咪和媽媽的故事

談到她的紀錄片，她第一部就說起《Mommy, Mama and Us》，說的是一對香港的女同性戀，她們堅持同性婚姻與家庭的可能，並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有力地告訴其他人，性向無阻人生進行。「那是一對你一看到她們，就有許多疑問的戀人，她們的故事有許多的複雜性，但同時也彰顯了她們一路走來堅定的愛和果勇。」她笑，想起那對同性媽媽各抱着可愛黏人的兒子，互相親對方的額角，溫柔磨蹭着兩代人的愛與相遇。

「拍這種紀錄片時，為我安排的機構有不同的關口，電影往往只可抽取其中的片段，有限度去說故事，可在拍攝的過程中，我是聽到更多故事的人，而且知道他們走的並不是一條易走的路，那是一條有愛才能堅持走下去的路。」

她說，她始終喜歡電影，喜歡電影裏真實的片段與細膩的感情。賴恩慈像《1+1》中的爺爺和小女孩，她把藝術當成富貴竹，希望有天能種到人心，從內到外打除城市的隔閡，叫人撕下標籤，懂得聆聽與分享。

上文刊載於第93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月2日），原文標題為《不男不女皆自在　賴恩慈》，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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