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問——建制派在做什麼？
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上個月在北京大學訪學期間，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就三個議題發表了看法，將香港身處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來，特別針對中央在這些困局中的角色給出了意見。由於呂教授說得比較隱晦，《香港01》又一直關注這三個議題，為此我希望沿着呂教授的意見給出更多說明，為討論提供支持。
呂教授關心的三個議題是為什麼不對「一國兩制」做深入探討，建制派在做什麼，香港如何是國際城市。這一篇是有關建制派在做什麼。
「建制」這個詞有很多解釋。一般的理解，建制是指維繫某個社會或國家的核心組織，它的範圍可以包括特定群體、機構、政府組織、社會力量，關鍵是它們擁有決定社會或國家走向的力量。維基百科將建制定義為「在某一國家或機構內，擁有權力或權威的支配群體或精英」，百度百科更具體，建制是指「國家機構或團體內的編制和系統」。
香港的「建制」較為精準的定義可以有兩個，廣義說，負責治理香港的政府、政黨社團、財團企業、社會精英等，都可以屬於建制。根據這個定義，以往的民主派也屬於這個範圍，甚至外資和中資機構，如滙豐銀行、中國銀行，跨國大型企業，如怡和、太古等，只要它們活躍於香港的決策過程，就可以說是建制。
然而，更多香港人是用較為狹窄但更靈活的方式定義建制。民建聯、工聯會等「親中」黨派，各種地區組織和社團、同鄉會、行業商會等才是建制派，它們是與傳統民主派或反對派相對立和抗衡的政治群體。不少人甚至認為建制就是以往「左派」在今天的延續。如果大家記得從前公務員和左派的關係，看着他們現在共同成為建制一家，真可以說是往事如煙。
「建制」不是名銜，而是治理責任
將這一群人稱呼為建制有什麼意義？很簡單，就是要找到負責香港治理的責任群體。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不久前強調香港行政長官和香港政府就是香港的「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這是重申他們是建制的領導者，對香港治理承擔着主體責任。這不只是一種名銜，更是一種責任和必須完成的工作，按常理，如果成功完成了工作，那是無上的光榮，相反，他們就要被問責。在國內，刑法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罪就是針對「建制」的，具體罪名共計37項，它是針對國家機關人員，就是以公職人員為主體的中國「建制派」，嚴重的瀆職罪甚至會被處以十年以上徒刑。香港沒有如此嚴格的瀆職罪，但從「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認知來理解廣義的建制，估計不會再有人將其簡單視作一般的稱謂，而不附帶任何責任。
呂大樂教授對建制派的批評，估計不少人都熟悉。在建制派眼中，呂教授本來就屬於泛民主派，很多建制自然認為他的批評不客觀。如果建制派以此拒絕呂教授的批評，那麼北京大學邀請他去訪學，重點談論香港議題，饒戈平教授甚至出任呂教授講座的對話人，難道北京大學和饒教授不懂政治，甚至是違反中央的立場嗎？估計不會有人這樣理解，相反，或許中央正是想多聽聽其他人的意見，特別是像呂教授這類人的意見。希望建制派不會欲加之罪，反而應該細心聆聽別人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如果建制派是「派別」，由於其他的派別都不復存在，那麼今天香港的政治議程就是單聲道。這不是說單聲道不好，正所謂「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果一隻貓就能捉到老鼠，那自然不需要兩隻，無論是黑或白。建制派壟斷政治議程因而讓香港由治及興，那當然是好事，應該說省事少費心。誰會願意每天吵鬧，甚至「拉布」、「動粗」。問題是，建制派能解決香港的困局嗎？呂教授的觀點認為，「當前香港政治之所以是一個困局，又豈止是因為反對派勢力做大那麼簡單，而我甚至要強調，這並非主要原因所在……建制表現不及格，是一個大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關鍵之所在。」呂教授其實語帶相關，他一方面批評建制派沒有承擔好主體責任，但也認同建制派是香港治理的關鍵責任人。
當然，稱呼某些人或組織為建制派不只是認定其功績，也還是會有不少失職失責的建制派。歐美執政黨被趕下台不就是因為不稱職因而失去建制派的位置嗎？香港的制度設計不是歐美的政黨制，制度上無法將建制派趕下台，不然或許昨天的反對派已經是今天的建制派。
為什麼建制派無法獲得香港社會的普遍支持，這不是如何認定的質問，而是要被重點探討的議題。中國共產黨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它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原因很簡單，它是領導國家富強，為人民謀幸福，解決數千年無法解決的問題的執政黨，這樣的執政黨到哪裡找？所以人民支持它，也不需要什麼反對黨來替換它。
中共「自我革命」，香港蒙混談變
我完全贊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中共要長久執政就必須做到「自我革命」，他的話是補充毛澤東在建國前的觀點，認為中共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能長久執政。中共只有不斷改善國家治理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這樣的執政黨就是香港應該有的建制派。但是，香港的建制派能做到「自我革命」嗎？答案是大大的NO！有一位建制派的大佬曾經說過，香港人不習慣說「改革」，因此他們的宣言頂多是用了「變革」一詞。如果連「改革」都羞於啟齒，又如何做到「自我革命」？當我反問對方時，他竟然嬉皮笑臉地說，香港是「一國兩制」嘛。
可以說，正是這種劃地為牢、自我區隔的心態導致香港陷入今天的困局，也使得中央提出的治理要求到了香港總是變腔走調，最新例證是夏寶龍主任說「香港無處不旅遊」，收到的迴響是香港需要發展「紅色旅遊」。香港當然為中共的革命運動做出過貢獻，但夏主任是在意香港缺乏革命遺蹟，還是更擔心香港缺乏治理觀念，想喚起建制派自我革命的意識呢？
2019年之前，民主派在立法會直選議席中佔多數，但在整個議會中是少數，因為議會的組成並非以直選為主。同時，在區議會選舉中，只要沒有重大風波，建制派所佔議席一般情況下較多，這是因為建制派在地區的服務還做得不錯，而不少泛民支持者較重視所謂宏觀議題。呂教授在這裡又問了一個尖銳問題，「當2019年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為什麼特區政府沒有能力動員社會本來的力量出來止暴制亂？」我認為他所說的「社會本來的力量」就是指建制派，更具體就是支持建制派的社會群體為什麼沒有站出來「止暴制亂」？更諷刺的質問其實隱藏在呂教授所說每周北上消費的幾十萬人中，他們在2019年究竟是示威派、騎牆派、建制派，還是泛民？當然，這是一個偽命題，無論他們是那一派都無所謂，因為上街遊行的大多數人和北上消費的都是「一國兩制」派，它們上街遊行和北上消費不就是用香港的獨特模式在監督政府嗎？
我不認同香港沒有民主派就無法是民主的，我甚至認為，沒有了反對派的民主是更值得期待和爭取的民主。但這樣的前提假設必然是對建制派有着嚴格要求，他們必須是真金白銀稱職負責的建制派，而不是享有建制的爵位和福利，卻尸位素餐，毫無建樹，甚至是在「阻着地球轉」的，如此建制不要也罷。
讓我們回到建制派的大佬，作為「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香港特首和香港政府，他們自然就是香港是否成功、能否成功的根本依據。曾經的民主派可以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懂得拉布或做出「其他戲劇性的行動」，但毫無能力改變政府政策和市民苦楚，當年愚蠢到支持領展私有化，後來被「港獨」牽着鼻子走的也是他們。當別人批評他們一事無成時就喊冤，認為自己只是少數派，既然如此，為什麼叫人投票給他們？
黑貓白貓不行，該換灰貓花貓
現在的建制派的好處就是「成事不足」卻也不會怎麼「敗事」。最近社會對修建T4公路存在普遍的反對聲音，而政府只要給點小讓步建制派就會配合，誰不知道所謂削減3.5億元工程款只要工程稍作變更就會在最後被加回去，地鐵票價、最低工資不就是政府用一些障眼法就蒙混過關嗎？建制派私下往往埋怨有時候「身不由己」，將責任推給別人。這樣的建制派當然不會造成施政延誤，但如此門面功夫值得嗎？香港的問題能夠解決嗎？建制派的委屈跟當年民主派的委屈沒有什麼分別，究竟誰是建制派，誰是少數派？
對於中央和市民來說，在「一國兩制」大原則下，無論是民主派或建制派，能夠「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樣的道理沒有人不懂。然而，如果黑貓白貓都捉不到老鼠，是否就不會有灰貓或花貓？民主派已經被證明是「蠢貓」，而今天建制派看似要步其後塵，中央或許要多培養幾隻貓。回歸之後，多任「當家人」都無法完成兩屆任期，這是香港的不幸， 同樣不幸的是治港精英和建制大佬依然只在空談支持政府施政。中央或許要認真思考，在治港思路上必須堅持「自我革命」和「讓人民來監督」原則，因為始終是人可以換，建制派卻不能換，這個道理中央不會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