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問——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
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上個月在北京大學訪學期間，接受《香港01》記者採訪，就三個議題發表了看法，將香港身處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來，特別針對中央在這些困局中的角色給出了意見。由於呂教授說得比較隱晦，《香港01》又一直關注這三個議題，為此我希望沿着呂教授的意見給出更多說明，為討論提供支持。
呂教授關心的三個議題是為什麼不對「一國兩制」做深入探討，建制派在做什麼，香港如何是國際城市。這一篇是有關「一國兩制」的。
在大多數香港人心目中，中央政府很陌生，以往普遍認為內地落後，這種感覺今天已被國家的發展成就抹掉，大家建立了中共治理能力很強的判斷，逐漸形成敬畏感，但至今還是畏懼多於尊敬。香港人非常重視「一國兩制」，但對其內涵和具體應用卻是一知半解，對內地治理模式也是一片空白，甚至缺少提升認識的有效方法和制度路徑。同樣地，不少內地學者和官員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對香港有足夠認識，他們意識到以往的認識更多是片面的，難以理解香港政府的效率原來如此低下，社會竟然充滿怨恨，更不理解香港的精英們憑什麼如此傲慢。
這種陌生感其實沒什麼奇怪，兩地本來就是「兩制」，本質上就是不「認同」另一制，所以選擇自己的制度，才會有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問題是，不少香港人以為選擇「兩制」是建基於對內地制度的認識，「合理地」拒絕採用它，而中央認識到抗拒力的存在，從善如流，甚至是無可奈何接受「兩制」安排。這群人估計已經開始反思，質疑自己是否真的瞭解內地制度，是否認識「兩制」之間的差異。面對包括2019年的衝擊、香港人大量到內地消費、香港經濟的寄生性越來越明顯，大家開始承認很可能誇大了「兩制」的衝突，更是意識到自己對「一國兩制」是霧裡看花。
中央與香港都未真正認識另一制
回歸之後二十多年的交往很好地證明了香港和中央都不真正認識另一制，或者說，在過去的認識中隱含着大量誤解，這種誤解惡化了相互的關係，讓不少問題難以解決，讓兩地之間的陌生感持續鞏固。今天可以下一個判斷，在「一國兩制」過去的實踐中，誤解沒有因為回歸而減少，經歷二十多年政治衝突之後，誤解反而有增無減。 香港早就到了必須解決這些誤解的時刻，很可惜，中央和香港的精英們都沒有這樣做。
「一國兩制」看似是香港的問題，其實更是中央的議題，如何與另一種制度溝通，不正是中國面對的巨大挑戰嗎？國家主席習近平孜孜不倦提出講好中國故事，不就是因為別人聽不懂看不明中國在做什麼嗎？香港是最不應該，但事實上卻是最聽不懂看不明中國故事的樣板，估計大家都對「事實」有共識，對「不應該」卻可能存在較多爭議。
呂大樂教授問了很有意思的問題，究竟是2019年百萬人遊行能夠代表香港，還是每個星期四五十萬人北上消費才是正常的香港？他的答案是後者，因為香港是一個「市場社會」。我同意這個定位。在2019年之前，《香港01》策劃了深圳食買玩的欄目，它因為騷亂和疫情停了下來，通關之後重新恢復，收視非常好，而且擴大了內容覆蓋領域。這是說明香港定位的實證，但將其純粹說成是市場性也是不足的，因為港深一「通」即「融」，恰恰說明過往視區隔為「一國兩制」本意的認識是錯誤的。一家人從來不見面，自然不吵架，但那是一家人嗎？當大家住在一起，生活方式卻不一樣，又可以其樂融融，甚至家業興旺，這才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融合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但當制度被誤解，有心人操縱輿論，借用偶發事件沒事找事，自然是家嘈屋閉。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在文化、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沒有人會懷疑香港的歸屬，但由於生活和政治制度的隔離，加上殖民地統治強加於香港的意識形態，香港從一開始就對內地存在偏見。回歸之前中央沒有鼓勵對「一國兩制」的學術探索，它的工作主軸是回應來自港英政府的政治操弄，焦點放在順利回歸上，結果是一葉障目，看不見回歸之前香港早就積累了不少危機，包括經濟結構僵化、社會利益固化、公務員治理能力官僚化、政治派系之間撕裂、社會弱勢群體普遍存在不滿等現象。中央看不見，香港的治港精英更是盲頭蒼蠅，在英國政府的豢養下無意掌握身處的時代挑戰。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曾經積極思考香港的變革，但附和他的人不多，更多人反而認為他在破壞回歸之後得來不易的安穩。結果是既得利益階層繼續構築藩籬，公務員繼續鞏固官僚惡習，建制群體繼續尸位素餐，反對派繼續為虛妄的民主自由做無用的努力，到頭來一事無成。
回歸27年仍在霧裡看一國兩制
回歸之後香港出現過無數針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在法庭上提出過不少值得探討的議題，中央通過釋法參與到這個討論，但都沒有激發針對「一國兩制」的全盤思考，學術界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憐。2014年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一些香港人認為它背信棄義，違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就算這樣，爭執依然只是口水仗，而不是深刻研究「一國兩制」的具體意思，為香港發展提供指引。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央層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的黃平老師坦誠，中央「為了順利回歸做了很多細緻的工作，可回歸後，反而以為萬事大吉了。這方面學界也確實要反省要檢討」。基本法委員會的饒戈平教授認為，內地對港研究雖然很早就開始了，但大多集中在政治學與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欠缺和薄弱。呂大樂教授的說法更是一針見血：「從某個角度來看，北京也不見得有進入議題的自覺。它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方式，只在於『收』與『放』之間的考慮，回應眼前的問題，而不是深入瞭解一國兩制本身存在的張力、矛盾。」
「一國兩制」不是口號，更不是簡單粗暴就可以落實的制度構想，它必須是一系列精心設計循序漸進的制度規劃，是需要在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多個維度通過多種實踐才能逐步成熟的理論體系。「一國兩制」是否有效的最直接考驗就是如何定義香港政府和中央的關係，特別是行政長官在中央施政序列中的角色和職責，以及他如何根據以《基本法》為核心的憲制安排承擔香港的治理任務，系統確立行政主導的政治原則。到目前為止，我們未曾看見過中央政府清楚說明對香港治理的要求與對每一屆政府的績效評價，更沒有看見過它對香港治理失效實施過問責——估計沒有人相信二十多年來不存在重大治理失責。這是因為它不具備這些職能？監督、問責是否就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相違背？大家無從知曉，一頭霧水，讓某些機會主義者隨意發揮。
中央去年成立中央港澳事務辦公室，其中在工作描述上首次提出對「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這與以往的「井水不犯河水」顯然是巨大變化。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對香港議題的表述更為直接，與中央任命的治港官員談話後發放的信息不再精簡，但還遠遠無法讓香港治理團隊明白中央對香港的要求，香港市民至今不清楚中央的機構改革究竟有什麼意思。
我們一直質疑香港官員是否聽得懂中央就香港事務發表的意見。事實擺在眼前，如果中央不是對香港事務存在不滿，不至於到今天還沒有一任行政長官能夠完成《基本法》允許的兩屆任期，更重要的就是回歸初期不斷強調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早已經被全面管治權所替代。雖然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本就是「一國兩制」的設計原意，但孰輕孰重很好地說明中央對香港治理成效的判斷。既然中央明白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的關係，那麼香港治理的失效是因為前者還是後者的失職？也許大家都沒有注意到消極的、被動的、區隔的「一國兩制」存在系統失靈。
是時候挑明特區政府當家職責
根據《香港01》過去多年對香港政府和中央治港官員的觀察，香港政府和行政長官作為治港的「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並沒有很好「承擔着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香港今天陷入困局，中央持續深化全面管治權及探討它如何具體呈現，就是其結果。然而，中央是否有與這個「當家人」就「主體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過完整、深刻、細緻、系統的探討，特別是，雙方有否根據「一國兩制」、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權的關係，對相應的憲制設計、組織規劃、議事規則等進行有益的檢討和商議？從目前的情況看，答案很可能是沒有。
沒有人會認為「一國兩制」與香港的繁榮穩定無關，更不會有人認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反而引發2019年的騷亂以及香港今天的經濟民生困局。就好像呂大樂教授所言，很多人認為九七回歸之後問題就解決了，沒有想過「一國兩制」可能是一個不停演變的過程，「一國」在變，「兩制」也在變。更關鍵的問題是，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至今各方的反思都沒有切中要害。
當中央的焦點是國家安全，而香港管治團隊缺乏將思考問題的方法超越對安全狹隘理解的警覺，不習慣將經濟民生議題與國家安全關聯起來，自然無法通過全域的檢討去反思如何解決當前的困局。香港政府不將經濟民生視作自己的本職工作，這是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壞習慣，不會因為2019的騷亂就改變。中央將議題聚焦在國家安全，大量任用擁有安全經驗的官員，誰又會認為自己誤解了中央治港的焦點所在？
在香港內部事務上，由於香港身處的困局，結合中央的權威，中央被迫承擔了最大的治理責任。這不是指中央主動剝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而是在社會心理結構上，大家都誤以為香港應該靜候北京的指示，自作主張的風險實在太大。客觀造成的治理格局就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拖得就拖、推得就推，主動承擔變得是天方夜譚。
呂大樂教授所言「香港沒有大題目」指的是什麼？他是指「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而且這是一種「尷尬」，它的表現就是香港整體「對此感到焦慮，覺得渾身不自在、躁動不安」。他的描述非常中肯，確實說明白了香港治理精英們的心態。中央對此不會毫無警覺？或許中央早已成竹在胸，所以還沒有動靜，我們這些升斗市民或許缺乏大智慧，看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大家都沉默，靜候中央的下一個「指示」。從《香港01》讀者對中央過往「指示」的反應看來，似乎沒有多少人聽得懂看明白，看來中央還是換一種给「指示」的方式來與香港社會和治港團隊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