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中國改革對香港的提示

周期性經濟波動是大家習慣的現象，不少人以為時間可以解決大多數問題，少有深究這是否合理。中國的發展經驗通常不依循「傳統」規律，對經濟波動有不同解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剛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中國在過去一年「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並存」，在討論貨幣政策時提出「總量和結構雙重調節」，意思是時間或許能解釋周期性問題，卻難以應對結構性困難。西方經濟政策一般不強調結構性調節手段，更不輕易將困難理解為結構性的，香港同樣不會將身處的困境用結構性視角去理解。

如果疫情或社會騷亂可以讓經濟蕭條找到藉口，「復常」之後市場持續萎靡不振就讓人困惑。很多人希望時間可以修復創傷，就好像病毒在傳播一段時間之後會弱化，歷史上瘟疫大多不超過兩、三年，證明時間確實具療效。人類後來發明了顯微鏡及疫苗等工具，強化了對病毒的應對，大大增加了克服瘟疫的能力。然而，在處理新冠疫情時，中國是全世界最低死亡率的國家，而美國可能是最高的，它們為什麼出現如此差別？中國和西方在使用疫苗上是一樣的，但中國採取了嚴厲約束社交行為和嚴格要求接種疫苗政策，借此減少傳播率，讓病毒在弱化過程中盡量降低感染和死亡人數。當中國最終放鬆嚴厲政策後，大多數人短時間內感染了新冠病毒，但疫苗構築了防禦屏障以及病毒自身弱化，結果是重症和死亡人數低。歷史上靜待病毒弱化屬於周期性手段，疫苗的發明就是結構性變化，但在今天，使用疫苗和靜待病毒弱化只是周期性手段，嚴厲管控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疫情治理結構性差異之所在。

跳出「周期性」思維，發掘經濟結構變化

工業革命是觸動世界舊有經濟模式的重大結構性變化。晚清時中國是舊有經濟的典型，李鴻章悲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顯然是周期性認識被工業革命當頭棒喝之後的感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認為中國崛起觸動了它的核心利益，但至今難以理解這種觸動源於什麼，沒有意識到中國崛起或許不是美國取代英國的翻版，而是正在重複工業革命對古老中國的衝擊。

周期性理論是因循的理論，前提是客觀條件沒有發生變化；結構性問題無法依據舊理論來解釋，因為客觀條件很可能已經發生變化，兩種議題的前提假設不一樣。發達經濟體習慣用周期性態度看待問題，無論是古老中國還是今天的歐美國家；發展中經濟沒有底氣認為自己的發展模式已經穩固或成熟，也就更容易用結構性導向看經濟發展。事實上，任何理論都要依靠前提假設，但理論假設大多是靜態的，現實卻是動態的，簡單依靠舊理論必然會故步自封，隨時碰壁。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多次在評價香港情況時提及「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討論中國經濟時同樣提及「拆除各種藩籬」，而且直言過去一年「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加速顯現」。香港人不習慣這種用語，因為不熟悉用結構理論理解問題和設計解決方法。中國崛起既是中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變化，同樣是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它是通過主動改革發生的，但如果大家只知改革，不知改革背後依靠的是創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那就是只知其表不知其裡。要推動結構性變化，除了「改革」之外，更普及的手段是「轉型」，李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至少在35個地方用了「改革」，7個地方提及「轉型」，證明中國應對經濟發展的手法更多受到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理論指引。

這幾年不同群體對中國經濟評價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一方面認為疫情和針對資本無序擴張的「打壓」讓經濟增長乏力，心理預期偏弱，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甚至讓中國經濟崩潰論再次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中國的創新型新興產業不斷崛起，直接觸動了世界經濟格局和貿易均衡，威脅到傳統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中國經濟，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差異所在？當我們將兩種感受或現象用二元對立的視角理解，自然認為它們是矛盾的。事實上，這種「矛盾」現象非常普遍。就以美國為例，一方面通脹讓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加大，不認同國家經濟前景，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卻異常活躍，股票價值甚至屢創新高。究竟美國經濟實況如何？特朗普的共和黨說經濟很糟糕，而民主黨認為拜登總統的經濟成就是勝選之所在，兩群人對經濟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

「改革」不是政治語言，而是經濟大破大立轉型

中美之間的最大差異是制度差異。美國政客絕對不會說自己領導的政府在經濟上很失敗，就算是失敗也是反對黨的錯。拜登總統剛發表的國情咨文就是典型案例，幾十年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是千篇一律。不熟悉中國政治的人或許認為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同樣是千篇一律，事實上其中的差異很大。八十年代中國政府的報告更多是討論國家的方向，九十年代是實施大型改革舉措的時代，千禧年之後開始注意經濟發展是否科學，開始強調可持續發展，過去十多年關注各種治理挑戰，包括反腐、依法治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最近五、六年，「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中國式現代化」，最近提出的「新質生產力」，都可以在各種中央文件、包括黨代表大會、年度經濟工作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看見。

西方媒體喜歡指責中共官員都是官僚，因為不需要面對選舉而對經濟建設粗放無為，或者借着經濟增長專制執政。這些誤導性言論把中國經濟奇蹟增長說得好像是上帝的恩賜，中國人民對國家的支持是愚民政策所致。事實證明這樣的理解何其荒謬。中共官員確實是行政導向，自然保守，但它建設經濟的魄力很強，因此有人將中國經濟形容為「市長經濟」。保守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應有態度，但這裡所說的「保守」絕不是裹足不前、議而不決。中國仍然落後於西方經濟，還不至於自滿，而是對發展經濟有極大渴望，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解決問題。西方國家視中國為威脅，但想像不到中共的危機感非常強，毫無懈怠的本錢，一部分官員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確實嚴重，但絕不反映全域。

作為後發經濟體，自然要吸收前人經驗，減少犯前人的錯誤。中國除了做到這一點，還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比別人複雜，基礎更弱，而且價值觀與別不同，故而針對自己的現實，提出各種全新發展理論。中共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國情、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結合，在現代經濟發展的認識和實現方法上更不會與歐美相同。譬如，西方經濟學家通常認定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仰仗勞動力價格優勢，有其局限性，難以發展高科技產業，但現實卻證明這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共認為「改革」才是經濟成功的根本原因，但西方不把「改革」視作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它是政治語言。其實，「改革」是相對於經濟結構調節，甚至是大破大立的深刻「轉型」，沉迷計量經濟學的學者不習慣這種理論解釋，因而無法理解中國如何在短短十多年由勞動力推動發展轉換為科技推動。

美國哲學家庫恩（Thomas Kuhn）將「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理論推向了極致，很不幸，美國沒有將這套理論用來認識國家和經濟治理，更沒有將其與「改革」和「轉型」聯繫起來。最近新能源車出口讓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出口國，觸動世界汽車行業維持了接近一百年的格局，這就是產業和市場格局的「範式轉移」。它是否同時在預告中國新能源產業已經佔據絕對優勢，在新一輪國際經濟競爭中獨佔鰲頭，為更深刻的能源體系「範式轉移」給予提示？

「新質生產力」明確了高質量發展的意義

如果大家看得懂5G、芯片、新能源車、能源結構轉型，也許就能聽明白中國這幾年不斷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供給側改革」、「新發展格局」等理論，它們都是擺脫傳統經濟學制約的創新理論。中共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更是顛覆了西方現代性和自由主義幾百年的理論假設，既證明中國發展模式的獨特性，更是挑戰了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學理依賴，也是對西方理論範式的揚棄。最近習近平提出「新質生產力」，從更高視點、多視域說明中共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凸顯了理論在指導它如何思考問題、凝聚黨內共識。然而，沒有太多人將這些不斷崛起的創新產業與創新理論聯繫起來，就好像它們存活在平行世界。

什麼是新質生產力？這是幾個月以來國內經濟界的熱門詞匯。重慶市長前黃奇帆認為：「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代表的新製造，以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新服務，以及以全球化和數字化為代表的新業態，形成的聚合體就是新質生產力。」中央發改委發表的專題文章認為：「新質生產力是以新技術深化應用為驅動，以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快速湧現為重要特徵，進而構建起新型社會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體系的生產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政策室主任盛朝迅認為：「新質生產力是相對於傳統生產力而言的，是指大量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雲計算等新技術與高素質勞動者、現代金融、數據信息等要素緊密結合而催生的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

香港人不習慣使用「生產力」概念，但發展生產力事實上是經濟的唯一目標和任務。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既是拋棄舊理論，更是對舊經濟的揚棄，表明不同的生產力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差異作用。如果沒有這種認識，中國不會在二十多年前就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習近平不會提出供給側改革，它們都是根據鄧小平呼籲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指向，也就是在發展先進生產力道路上的必然方向。

習近平最近幾年不斷強調高質量發展，香港官員也開始跟着說，但大多數人不明白「高質量」的具體意思。新質生產力很好地凸顯了與傳統生產力的差別，明確了高質量發展的具體意義。李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2024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將「科教興國」視作「強化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編列為第二項重要任務，結合《二十大報告》對科教興國的強調，中共經濟發展的重點便清楚陳列，扎實地將人回歸作為經濟的主宰，而不再是資本。新質生產力既是綠色的，也是智能的，高度依賴人才，不只是指製造業，而是帶動經濟全領域科學發展的綱領性理論。

美國都在跟着中國變，香港能夠不變嗎？

兩年前，Google原 CEO 和董事會主席Eric Schmidt作為拜登政府創新產業政策關鍵主導人物，在接受CNN主持人Fareed Zakaria訪問時，承認美國一直否定產業政策的作用，但現在必須改變並積極推出高科技產業政策，如大量投資高端芯片和AI，不然就難以應對中國產業的強勢崛起。美國都在跟着中國變，香港能夠不變嗎？問題是，知道要改變是一回事，如何改變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改變依然是線性的，也就是在周期性認識基礎上進行修補，而不是從結構性上進行徹底的「改革」或「轉型」。香港的情況是一樣的。然而，如果只圍繞原來的模式，在傳統軌跡上加強投資，沒有從認識上突破，根本無法達到「轉型」的結果。當然，從一開始就不將任務理解為「改革」或「轉型」，無論是因為認識不足還是魄力不夠，都無法實際上推動變化。

香港需要的是切實探討中國如何建立了5G的優勢，抖音如何發展為TikTok並動搖了美國社交媒體生態和視頻產業的利益結構，新能源汽車如何挑戰西方一百多年在汽車產業的領導地位。香港需要明白，中國可以在商用飛機、船舶製造、量子科技、空天技術、能源結構、新材料等產業彎道超車，本質上就是因為使用結構性的理論認識。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擺脫周期性認識的羈絆，重新找到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