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係改革．三｜精英的覺醒是香港改革的前提
早在回歸之前香港就展現了轉型的需要，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產業政策和住房供應改革就是對此的回應。回歸之後的公務員體系是反對改革的，商界更是通過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為董建華的改革設置了障礙。所有這些都是以「違反自由經濟」為藉口，其實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及他們所依附的制度，也就是沒有了殖民統治但依然是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制度。
官商共治其來有自
香港是一個小型經濟體，精英階層人數不多，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社會關係緊密相通。既然大家的經濟利益一致，當然容易形成相互作用的認知體系，形成相類似的「信仰」。香港政府官員從價值傳統和社會關係都是精英階層的成員，來自商界的精英也是自殖民地時期就積極參與到政府決策中，回歸之後的參與更為直接，甚至是中央所鼓勵的，這可以從人大和政協港區成員的組成中找到規律。既然如此，政府決策與精英階層的利益相連就變得順理成章。
香港政府官員由兩個群體組成——公務員和非公務員背景的社會精英。前者大多數是政務官（AO）出身，近年增加了來自紀律部隊，如警隊、入境處、海關等背景的官員，後者則以商界和專業界別的成員為主。只要分析行政會議、司局級官員和立法會成員的背景，就可證實這個結構，而它在回歸前後其實沒有變化，亦是理解香港「官商共治」格局如何形成的最直接線索。
專業群體主要包括律師、會計師、銀行家、職業經理人、建築師、醫生、大學老師等。很多人以為專業群體高度獨立，卻不知道它們也可以是商界利益的衍生群體，他們的利益直接依附在資本階層。在香港，絕大多數的大學經濟系教授師從英美資本主義經濟學，是自由經濟理論的維護者，政府重用的也都是支持「小政府、大市場」的學者；香港的金融體系都是英美資本主導，他們在本地的管理者有着什麼立場，顯然不需要過多想像；銀行家和職業經理人、律師和會計師就更是完全依附在資本和大企業。
多元利益結構待建
與香港相類似的小型經濟體，如新加坡等，在商界之外還存在以民生利益為主導的精英群體，商界在政府決策中不獨佔影響力，官員的考慮因而有了平衡。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意識到照顧整體社會利益對維持執政的重要性，持續搭建社會利益結構的多方均衡存在。香港的情況卻不一樣，其主要價值觀依然是港英時期原教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社會從來都不存在有意義的民間政治力量，不少人對這個地方抱持過客心理，將主要精力放在謀生上。這種社會心理在回歸前後發生了變化，但並不成熟，亦沒有培育出可以參與權力博弈的均衡勢力，影響不了傳統的官商共治結構。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都知道，香港是在70年代開始才有了膾炙人口的「獅子山精神」，也就是對香港產生文化認同的社會集體心理。由於麥理浩新政以及中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經濟動能，香港在80年代開始進入了經濟強勁發展的周期。然而，它沒有改變社會結構，更沒有為香港所需要的深層次改革提供人文基礎，新興的中產階層亦沒有意識到在經濟基礎結構中存在的扭曲，只懂得在意識形態層面玩弄無意義的口舌之爭。結果是他們推動的所謂民主運動是鬆散和脆弱的，在關鍵時期輕易就失去改革的領導權，被極端民粹力量所替代，自己反而要承受滅頂之災。這足以說明他們基礎的薄弱。
香港至今依然缺乏足以讓官商二元結構改變為三足鼎立格局的動能，需要新興力量為社會治理的多樣性建立全新的平衡和方向感，促使原來的官商勢力發生變化，降低其消極性和傷害。沒有這第三條腿，官商結構只會維持原來的模樣，無法建立真正的動態平衡，為改革提供堅實平台，認真籌劃符合整體利益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任何短暫的經濟繁榮或許能解決一時的問題，卻無法改變經濟的結構缺陷。新加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找到了新加坡特色的資本主義，它的官僚體系以及對商界利益的有效約束，讓社會矛盾可以被制約在符合整體利益的邊界內。在香港的特殊政治格局中，這第三條腿必須得到中央的鼓勵才可能實現，這一次習近平主席的七一講話已經清楚要求香港為此推動改革。
中央持續敲打才能破繭
今天的香港精英都是七十年代之後香港蓬勃發展的既得利益群體，要他們推動調整自己利益的改革顯然是困難的。他們都不認為自己與資本利益有所綁定，而是真心實意認為香港一直推崇的自由經濟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而且是先進、現代的意識形態，完全符合香港應有的發展路徑。他們所支持的利益結構本來就符合大資本的需要，既然大家都希望這種結構能夠持續，又怎麼會接受另一種價值觀。所以，對於他們而言，就是以如何服務好資本和企業來定位自己，醉心於既得利益制度的「五十年不變」，錯誤理解經濟增長之於社會發展和市民生活的作用與關係，在「兩制」掩護下，持續鞏固惡劣的裙帶資本主義。
缺乏公平正義是香港市民的不滿所在，這是社會衝突終於爆發的根本原因。只有當這些人受到重大的外力衝擊，改變才可能被迫發生。2019年的修例風波足以讓中央和港府清醒認識到香港必須進行一場刀刃向內的全面改革，找到病根對症下藥，中央更必須責成香港管治團隊認識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所在、有擔當、有魄力地全力破解香港困局，才可以轉「危」為「機」，變一場災難為香港涅盤重生的機會
【相關閱讀：十大改革認識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