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係改革．二｜認清香港經濟的虛假自由
大多數香港人曾經認為，自由開放的經濟可以消滅壟斷與社會不公，也就是可以避免裙帶資本主義的腐敗。現實是，香港的「自由指數」與「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同時位居世界前列。原因何在？不論是香港的管治精英，還是中央的治港官員，早就丟失了對香港資本主義的批判認識，固守八、九十年代的普遍誤解，錯誤將自由、放任、公平等理念混淆了。
自由很可能是現代哲學中最具誤導性的概念。絕大多數推崇自由理念的學者都不會將其等同為回歸原始。換言之，它是指在現代社會生活的自由，而不是在蠻荒時期的放任，更不會是違反現代法律的自由。縱然如此，很少人會將經濟自由視作自由的重要內容，或者說自由包含免於貧窮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容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自由和民主與資本主義密不可分，而沒有去質問為什麼自由與民主和資本主義可以聯繫上？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其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甚至聲稱，資本主義是這兩者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大家都被誤導了，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無關，它是以財富的私人積累以及通過市場的收益追求為本意的，自由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已經被局限在抽象的政治自由，專指個人的投票權利，將民主收窄到狹隘和膚淺的解釋上，為真正的自由製造了迷霧；自由市場只是為資本主義提供國王的新衣，讓它看似是自由的重要平台，甚至讓人以為三者之間無縫對接，但事實並非如此。
資本主義從來不是為了自由和民主而設立和推廣的。市場並不自由，資本更不是平等參與市場的無害角色，民主選舉對政治自由的保障只能說是初階的，所有這一切都無法保障經濟的自由，而所謂的自由經濟更是裙帶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緣由，與人們追求的經濟自由無關，甚至是束縛經濟自由的主要枷鎖。其實，「最自由經濟體」和「裙帶資本主義」兩者是一體兩面，兩種定位只是用不同角度觀察香港的真實情況。
香港曾有長達一百多年受英國這個資本主義鼻祖的殖民統治，因此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可謂原汁原味，有着「繁茂」的根基。殖民主義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衍生物，更何況香港是英國早期重商主義國際發展戰略的結果，是歐洲殖民主義在亞太地區發展的重大樞紐，因而有着非常純粹的資本主義基因。香港沒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稟賦，但其港口和地理位置優勢完全符合歐洲打開對中國和亞洲經貿往來的需要。
很多人知道香港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卻不知道即使到一戰後，香港政府依然依靠來自於鴉片貿易的收入支撐它的財政開支。今天大家熟悉的不少大企業，無論是英資或港資，都曾經是鴉片販子，但沒有人為此作過賠償或道歉。這就是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的傳統，政府的思維裏沒有什麼社會價值，而且是對治理的權責做了最狹隘的解釋，自由就等同放任，資本可以為所欲為。
鴉片交易當然是違法的，但如果循此脈絡去理解香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找到某種遺傳，在此背景之內，自由與裙帶資本主義自然是孿生兄弟。所以應該說，香港資本主義的純粹性為今天所說的「自由指數」和「裙帶指數」建立了歷史基礎。其實，在所有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中，政府都為資本的利益服務，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渠道獲取政治權力。
資本主義香港應服務國家發展
在香港原先的制度設計上，自由經濟是指市場中各種不同勢力可以自由搏擊。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就是將發展的主導權讓渡給最大的資本勢力。英資為什麼能在香港如此成功？因為它們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故而擁有龐大的政治經濟權力，這種「自由」與殖民統治的屬性相一致。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當然不會改變它創立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制度，由於錯誤理解「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回歸之後的香港同樣沒有意識到制度轉型的重要性，更沒有意識到香港可以既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但同時發展或轉型為與時俱進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結果，回歸之後，雖然港資逐步成為主力，中資亦在壯大，但香港過時和粗糙的「自由」模式並沒有改變，發展的主導權依然被資本所壟斷，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治理團隊沒有意識到這種自由經濟只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包裝。這與香港社會過於強調「兩制」而忽略了「兩制」前面的「一國」有着同樣的不足。回歸之後的資本主義香港沒有警覺自己無法繼續服務英國或西方的利益，而是要改變為服務中國的資本主義香港——這不只是因為回歸了，更重要是因為服務國家的發展就是為香港發展提供助力，而調整是不可能通過粗糙的制度延續就可以完成的。
資本主義的現代高級模式是金融資本主義，而香港當然應該發展高端的、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體系。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本來就具備金融屬性，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是沿着貿易、金融等中介路徑發展，它離不開「自由」的經濟交易環境。有些人認為香港曾經蓬勃的輕工業可以是再次轉型的參照，這是錯誤的，因為輕工業無法為香港提供足夠的增值，與香港的土地和人口結構不匹配，而且與周邊地區的資源稟賦比較處於弱勢，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因此，香港再工業化絕不能夠是傳統輕工業的再工業化，必須是高端製造業。可是，香港仍缺乏如此發展的人文和人口結構，特別是從資本屬性和人才的比較優勢上審視。
由於內地與香港的結構聯繫，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必須是擴大與內地經濟的優勢互補，這種聯繫不能夠是消極的、被動的。很可惜，今天香港的金融業並非如此，它只是一種無方向、無戰略的財富中介，是知識和創意含量極低的中介服務業。
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必須是高增值，它要求自由的交易環境，但不是美國傳統基金會所鼓勵那種放任的自由經濟模式，更不應該是《經濟學人》所批評的裙帶資本主義，英美自身都摒棄這種過時的資本主義，香港又如何繼續拾人牙慧？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鼓勵的金融業應該是更完整的高增值服務業當中的一環，具備極大的經濟外延性，承擔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角色，而不是粗糙的、低端的金融交易，甚至異化為賭博性的金融投機。香港必須是以中國經濟的雙循環戰略為基礎，為內循環和外循環提供具針對性、增值意義的金融及高端服務，這樣才能滿足香港整體利益的需要。
回歸缺少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當然，自由經濟逐步轉換為裙帶資本主義也是經歷了發展過程，就好像改革開放偶有不慎也會異化為腐敗的、無序的資本擴張。香港回歸過程缺少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和改造，在社會意識和教育層面更缺少了對歷史的反思，無法對原教旨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認識。結果是回歸只為形式上的回歸，殖民統治的無根文化被保留下來，無法培育出有着主體認知、自主依附在國家母體的積極社會心態。在身份政治正蓬勃發展的世界潮流中，香港的精英階層更是裹足不前，他們既提供不了發展方向的指引，更缺乏發展的動力，甚至縱容了分離主義的新一代，這種嚴重後果成為今天香港的最大危機。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七一講話已經非常具體和極具針對性的提醒了香港，如果大家細心和踏實研究他的講話內容，將會掌握到他是如何理解香港在堅持資本主義制度時所需要推動的改革，如何以此來破解傳統利益結構，讓香港更好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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