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機構改革就是「問題導向」

不少人經常聽到中共強調「問題導向」，它是中共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論，源自中共「實事求是」的基本哲學。由於是「問題導向」，就需要首先定義當前的「問題」是什麼。中共最近提出的機構改革方案，反映了它在當下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是它長時期堅持「問題意識」的結果。

2017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會議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從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此之前，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當時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顯而易見，「主要矛盾」就是指當下時期社會面對的最根本「問題」。

辨析主要矛盾說明中共的問題意識

某個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根據「問題導向」而作出的社會分析和判斷，在判斷了是什麼「問題」的基礎上，團結社會力量應對和化解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共掃除發展障礙的手段。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作為落後農業國的現實顯然與人民要求建立工業國之間存在鴻溝，根據這種共識，將農業資源更好利用，為建立工業國提供支撐和基礎，成為當時國家發展的主軸。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認識到人民對落後的物質生活不滿意，國家當時的生產力非常落後，特別是相對於發達經濟體，因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建設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如果從內外形勢審視中國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共如何根據「問題導向」原則來應對挑戰，就很容易明白十八大之後一系列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關的動作。針對金融業的改革以及港澳事務管理的組織調整，也是以「問題導向」為原則。

同樣地，在應對國際事務及外部挑釁時，中共也有着強烈的「問題意識」，既要避免事態惡化，解決當下的「問題」，化解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也絕不接受損害國家利益。在解放戰爭末期的渡江戰役前，面對英國軍艦的挑釁，中共毫不猶豫反擊，避免外國勢力介入內戰，但也留有餘地，恰當地化解了一場國際危機；當美國軍隊在朝鮮戰爭威脅到中國安全，解放軍毅然參戰，但也接受美國在三八線停戰的要求；在珍寶島面對強大的蘇聯，當越南在中南半島推動軍事擴張，中共都採取了適度的軍事對策，不會在解決「問題」之後咄咄逼人。新中國成立時，中蘇關係是應對西方孤立中國的對策；中國勒緊褲腰帶也要發展兩彈一星，是要解決來自蘇聯和美國威脅的「大問題」；中國適時與美國融冰，建立外交關係，是為抗衡蘇聯這個「主要矛盾」和推動後來的改革開放做好準備。今天回想，這些都是神來之筆，依靠的就是「問題導向」原則，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而讓矛盾無法化解。

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初發動對華貿易戰，同年10月，副總統彭斯發表對中國最激進的演說，指控中國干預美國政治，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對手，這次演講被普遍認為是中美「新冷戰」的號角。不少人認為民主黨取代共和黨之後，中美關係或許會發生變化，事實並非如此。拜登總統領導的美國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攻擊，甚至開始全面圍堵中國。最近，習近平主席在公開講話中首次點名美國，批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中國當下在國際事務的最重大「問題」就是中美關係的衝突風險，而對於美國正在推進的貿易戰、科技戰、戰略及外交圍堵，中國都是不亢不卑，既表明立場，但也為緩解對立提供空間。

如果從內外形勢審視中國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共如何根據「問題導向」原則來應對挑戰，就很容易明白十八大之後一系列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關的動作。二十大會議以及之後的機構改革方案，特別是針對金融業的改革以及港澳事務管理的組織調整，也是以「問題導向」為原則。習近平的主要論點就是：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他認為，「問題導向」就是「要堅持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難就重點解決什麼問題，什麼問題突出就着力攻克什麼問題」。就以金融業為例，無論是因為內部管理不善，還是外部對華實施圍堵及制裁，都可能讓中國陷入金融危機，出現經濟倒退。由美國次按危機引發的2008年金融海嘯，讓中國意識到西方經濟的結構失衡，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會傳導到中國；2014年美俄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證明美國高度依賴美元作為鬥爭工具，中美摩擦可能會演變為貨幣戰；2015年內地的股災和P2P行業連續爆雷，2021年房地產行業的債務危機，都使中共意識到國內的金融衝動同樣足以觸發系統性風險，必須為它們提供制度性保障和防範。

中央金融體系改革呼喚香港的角色

根據對「問題」的定義，中共針對金融體系提出的改革方案突顯了幾個方面。首先，中共並不認為金融業自身存在真正的經濟價值，它的本質是為實體經濟籌集資金，管理資金在發展過程的配置，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流通服務，讓實體經濟實現更高層次發展。這種定位減少了投機資金進入市場，管控熱錢規模，減少閒散資金在運作時產生的波動，甚至會減少消極影響市場的虛假信息。中共科學地區分作為財富的金錢和作為生產要素的資金，針對性地進行不同管理。這種定位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存在本質差異，它讓中國避免陷入美國經濟高度金融化的困局，不容易發生足以動搖經濟穩定的金融風暴。

其次，由於明確了金融業的性質，在防禦外部通過金融手段干預中國市場時就有了邊界。中國對外債的依賴很低，中國的資本進出管理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它既存在龐大的貿易資金流動，還包容了龐大的外資投資及利潤返還。對外投資以及中國人往外旅遊、升學、做生意的規模增加，亦夯實了相應資金進出的管理，建立了一定的專業程序，只要持續優化，堵塞制度漏洞，就可維持與制度設計相匹配的防禦功能。

第三，美國今天不具備經濟實力威脅中國，但它還剩下美元霸權和美國金融機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從伊朗、俄羅斯、古巴、朝鮮、委內瑞拉等經驗可以看見，如果歐盟、日本、英國等盟友不再受其綁架，美國霸權早就江河日下。美國發起的中美貿易戰已經偃旗息鼓，對俄羅斯實施最猛烈制裁卻成效有限，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都拒絕支持它的對俄石油政策。當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雖然不認為國與國之間是零和博弈，更不願意與美國發生不必要衝突，但面對源自外部的挑釁和威脅，中共必須回應，在繼續發展的基礎上提升更具針對性的防禦能力。中國繼續壯大製造業，擴大與更多國家的經貿往來，強勢挖掘國內市場的吸引力，鞏固人民幣國際化的上升勢頭，有序增加在國外投資，建設共榮共贏的發展理念，都有助於化解美國的敵對行動，降低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風險。

香港政府和建制應該以緊迫心情去掌握中央推進機構改革的意圖，對全面推動香港改革心中有數，而不是成為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辦公室的改革對象。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希望香港採取戰略主動，就是要求改變以往港府對內地重大決策的「無動於衷」。

作為中國最開放、最有活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當然要知道中共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建立更開放及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市場，以及提出發展金融產業、抵禦金融風險的機構改革的意義。香港最直接回應是積極參與改革，主動爭取成為新型全國金融體系建設的核心和基礎。為了更好瞭解中共中央改革港澳事務的構想，香港必須認真瞭解十八大以來中共的各項改革，清晰掌握習近平在治國理政的部署。中共或許還沒有對香港前路作出全方位判斷和決策，但它在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發表以來的各種變革，特別是機構改革方案所展現的意圖，逐步將焦點從國家安全深化為「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來思考香港困局，香港政府和建制應該以緊迫心情去掌握這種變化，對全面推動香港改革心中有數，而不是成為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辦公室的改革對象。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希望香港採取戰略主動，就是要求改變以往港府對內地重大決策的「無動於衷」。

兩個「破」指明了香港治理改革原則

香港的「問題」與美國有不少相似之處，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同樣是高度金融化，香港更是以房地產為內核的金融化，結果同樣是社會矛盾不斷、階級對立嚴重，甚至發生了社會動亂。習近平提出兩個「破」，並不是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解決極端資本主義的具體問題。我曾經多次解釋，兩個「破」絕不是隨口一說。組建「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辦公室」同樣是建基於「問題導向」原則，它是在既有的制度設計之上，針對六個領域（一國兩制、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國家安全、民生困局、融合發展）、三種職責（調查研究、協調統籌、監督落實）引領優化香港的社會治理。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官員和內地同僚強化了溝通，這不只是指中央部委，還包括廣東省和深圳市官員，希望這是一個好開始，徹底去除之前的區隔意識。然而，強化溝通頂多是融合發展和調查研究層面，如何將「問題」統攬起來去掌握，需要的是深刻認識中共治國理政思想，特別以「問題導向」原則深度認識改革的意思，才是改變香港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