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01有話兒｜這是我們堅持了八年的希望
香港不再是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更不能是「京官治港」，香港必須是「港人治港」。港人治港需要的是有領導力和魄力的政治家。《香港01》作為倡議型媒體，當然會積極推動和參與社會改革。
「香港要改革」在最近一段時間儼然成治港者的共識，行政長官李家超表明香港要通過進一步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幾個建制派大黨亦紛紛響應——民建聯主席陳克勤指出，要完成香港改革進程，管治團隊就需要破除治理思維上的條條框框；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直言新時代對愛國者治港的要求是「想幹事、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那些可能導致不作為的制度都要改革；經民聯發表研究報告，提出「改革求變抓機遇，實現香港新發展」……
如此高漲的改革呼聲是香港前所未見的新氣象。眾所周知，捲起這股浪潮的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當香港社會仍在嘗試理解三中全會的精神、摸索香港在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局裏可以擔當什麼角色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訪京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一錘定音，表明持續改革是國家締造發展成就的重要法寶，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
中央提要求在先、香港揚聲在後，難免予人感覺香港又接到了一項「國家任務」。兩位建制派元老——曾任全國人大常委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與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香港01》專訪時，便不約而同流露出憂思，擔心香港到底是只在跟風歡呼，還是認真想過應該如何落實到特區治理當中，會不會是抱持着觀望態度，等待中央派員來港宣講才再作決定。
要保障香港這一制，依靠的不是中央的「恩賜」，而是香港本身必須自省自強，以實績顯示香港的一制是充滿生命力與正向能量，能夠與內地的另一制分庭抗禮，走一條與內地截然不同，而且能夠「成功地成功」的發展道路。
香港為什麼需要改革？當然不只是因為中央派了功課。夏寶龍主任說得明白，改革是為了實現香港自身的更好發展，香港需要做的是「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換言之，三中全會對香港來說不僅止於認識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義，同時要使香港自身成為改革的主體。但是，譚耀宗與曾鈺成的擔憂也不是無的放矢，特首固然明確宣稱必須以新思維守正創新、勇於改革，但一眾司局級官員在參加三中全會宣講會後分享心得時，講得最多的仍然是是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而不是香港自身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無論如何，治港群體把改革提上日程，必是中央，也是市民樂見的，接下來的問題是，香港需要怎樣的改革精神？中共言及改革，必強調「刀刃向內」，指向體制與社會內部各種沉痾宿疾。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中共中央是「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衝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敢於突進深水區，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從而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下的改革任務。改革精神就體現於「主動」、「擔當」「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破除體制機制弊端」這些關鍵詞之中。
香港要在治理中落實改革，這也是題中之義。在2022年的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明言：「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同年年底，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又表示，中央支持香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已到達臨界點，去年初的旺角騷亂已是一例，如果新一屆政府如過往政府一樣視而不見，不作具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可預視到未來香港的社會局面只會愈趨混亂，或會引發下一場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香港社會對「矛盾」並不陌生，尤其是涉及香港與內地關係與香港自身政制發展的政治與文化矛盾，相對而言，中央領導人關切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卻長期受到忽視。把時針再往前撥，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指出香港「仍有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但「深層次矛盾」這個概念直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爆發後才真正引起香港精英階層的警覺，同時也成為中央治港體系與涉港研究人員重新認識香港問題的重點。
有論者認為這是由於不同時期的社會矛盾有主次之分，過往一段長時間裏香港的主要矛盾都屬於政治層面，直至中央強勢出手撥正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對「一國兩制」的混亂認知後，矛盾重心才轉移到經濟層面。這種解釋也許符合香港這段時期的社會表象，但用它來認識政治文化與經濟結構的關係，卻是片面的。
事實上，源自經濟結構扭曲的深層次矛盾在英治時期已經存在，回歸後未受重視的後果是矛盾不斷惡化。經濟結構扭曲造成香港產業空心化，經濟發展過度依賴金融、房地產等少數行業，只有少數精英階層能從中受惠，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貧窮人口佔總體人口比率超過兩成。經濟結構單一也反映在香港雖然自回歸之初便提出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但一直停滯不前，導致香港的競爭力每況愈下，年輕一代缺乏上流空間，世代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
相比起一直浮於社會表面的政治矛盾及由於香港與內地文化與發展水平等差異而構成的陸港矛盾，深層次矛盾才是香港最為根本的矛盾所在，溫家寶近二十年前面對其時的治港精英提及它，當然不會只是說說而已，數年後他於卸任前又再重申，可見在其眼中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香港長期未對此給予應有重視，要麼是如曾鈺成所擔心的那樣對香港社會矛盾變化缺乏認識，要麼是像譚耀宗觀察到的那樣沒有足夠膽量和底氣去談去動。無論是認知不足還是有意迴避，其實都離不開既得利益與僵化施政理念作怪。
當政府把「大市場、小政府」奉為教條，任由小商戶被趕盡殺絕，基層市民走投無路，可再生能源發展也遠遠落後於國際，所謂「維護自由市場原則」，只不過是官員用以掩蓋自己懶政無能的遮羞布。
談起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許多人第一反應想必是「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無庸諱言，商人與官員都可能是構成深層次矛盾的結構要素，但「破」不是針對他們，而是與其緊密相關的「藩籬」和「深層次矛盾」。長期關注香港事務的內地資深媒體人「靖海侯」曾經分析，「利益固化藩籬」至少包括三個方面：施政理念和發展路線上的藩籬、體制機制和制度運行上的藩離與特定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藩籬，對應到香港，要破除這些藩離，就要突破思想束縛成為有為政府、尊重資本邏輯但更有力駕馭，以及要發展成果共享並且讓利於民。不難看出，這是回到了夏寶龍多次對香港提及的推動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更好結合的命題。
土地問題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癥結，也是認識政府與市場如何更好結合的基礎。過往針對香港畸型的蝸居現象，官方說法是缺乏土地，但經歷了2018年「土地大辯論」的洗禮，普羅市民都知道，香港並非没有地，新界到處都是農地和棕地，香港真正缺失的政府對土地供應與發展規劃的主導權，而其帶來的惡果不僅僅是市民難以擁有合理居所，經濟發展空間亦被扼殺，消費者與營商者均成為昂貴租金的壓抑對象，最近一兩年的北上消費熱潮則是對其自然反應。
香港曾經自傲為國際大都會，如果無法克服發展困局，未能擺脫結構泥沼，國際大都會的聲譽只是徒具虛名。從政者應為生民立命，施政順應民心，體察民情。營商環境和經濟發展就是要服務於市民的福祉，可惜不少人將其本末倒置。
早在習近平提出兩個「破」之時，《香港01》已明確指出，香港需要準確掌握「破」與「立」的關係，才能更好地掌握香港困局的深層次原因。《基本法》規定了香港是行政主導體制，香港法律、政府擁有的權力都保證了政府擁有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可是香港政府長年盲目迷信市場無形之手，主動放棄調節市場的能力。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作過重奪土地主導權的明確表態，但若以迄今的「結果」來看，力度仍遠遠不夠。事實證明，地產商主導土地供應並未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反而讓「數碼港」等鴻圖大計異化成豪宅項目，斷送了經濟多元化機遇。安居樂業是社會整體利益訴求，而能夠為此提供合理環境的只能夠是政府，地產商不可能越俎代庖。
過往國家領導人催促香港革新求變的諄諄之言遭遇冷淡回應，相比之下，目前香港出現的「改革」聲浪展現出治港者有了主動擔當的意識，但「量變」不會自動帶來「質變」，特區政府要在治理中「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更迫切要求是回歸根本，全面剖析習近平所提出的利益固化藩籬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何在，尋找破解之道。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下旬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是第一份答卷。
香港......亟需一場全盤變革。舉凡新一波疫情揭示的安老、醫護人手不足與社區組織能力低下，乃至本地國情教育偏差與永久居民制度造成的國民身份認同薄弱，以及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與社會缺乏流動性，全部都是長年失治遺留給下任行政長官的嚴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