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任特首必須解決三大矛盾 我們對林鄭月娥的期望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民望支持度不足三成的情況下，取得比上屆梁振英勝選時更高的777票，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過去五年，社會撕裂，民生及經濟問題得不到改善，政治矛盾、中港矛盾及深層次結構矛盾等愈演愈烈，令香港遍體鱗傷；未來五年，有志令香港變得更美好的林鄭月娥，必須鼓起無限的勇氣及魄力，正視香港現正面臨三大矛盾之困局，深刻理解問題癥結，並且大膽對症下藥，這樣才是真正與港人「同行」，令香港變成大家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可以持續發展的香港。
三大矛盾之政治矛盾
香港內部的政治矛盾，是因為意識形態之爭所引致的政府與市民、行政與立法、建制與泛民之間互相對立的政治爭拗問題，導致政府管治及施政困難。而問題的癥結所在，可歸因自回歸以來，歷屆特首都是經選舉委員會「小圈子」選舉而非「普選」產生，導致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的民意認受性低，導致凝聚力不足，繼而欠缺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施政。
林鄭月娥在不獲市民認同的「小圈子選舉」中勝選，必然難逃「低認受性」的魔咒；而根據《香港01》獨家委託港大民研的滾動民調，其支持度由3月6日時的34%，跌至由3月25日的29%，被主要對手曾俊華拋離近一倍，同樣比上屆梁振英當選前夕的33%還要低。作為在「低民望」下當選的「低認受性」特首，林鄭月娥難免令人擔心，她或會重蹈梁振英「跛腳鴨政府」的覆轍，而倘若她延續梁振英的鬥爭路線，將會令香港內部的政治矛盾加劇。究竟她應該怎樣做，才能打破對立，摘除「梁振英2.0」的標籤、避免社會「撕裂2.0」？
政府與市民
自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之後，歷任行政長官如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均是經過認受性有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前兩者的得票率均高達八成，惟梁振英上屆只在1,200人當中取得689票，得票率不足六成，故此被視為低票、低民望及低凝聚力的「三低特首」，這無疑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及認受性，加上梁班子良莠不齊，上任之初已不斷爆發醜聞，而陳茂波、吳克儉、劉江華等人的民望亦不時處於負值，更挫政府的管治威信，令市民怨聲載道。
根據港大民研《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調查，市民對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滿意度，由2012年7月開始，就一直徘徊在負淨值的低位，最好亦不過負3.3個百分點，比前特首董建華任內的35.8個百分點、以及曾蔭權任內最好的48個百分點要差得多。另外，根據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去年4月發表的一項調查，有66.5%的受訪者認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嚴重」，另有只有6.6%的市民認為「不嚴重」，可見民怨沸騰，難怪施政舉步維艱。
其實，無論是競選失敗的曾俊華，還是勝選特首的林鄭月娥，作為現屆政府的前主要官員，對於施政不善所引發的民意反彈，都難辭其咎。但本身作風強硬，被指是「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既身負「中央欽點」的原罪，加上自宣布參選後爆發多場「關公災難」，而有關部門傾巢的「高壓」助選， 無疑更令市民反感；而曾俊華在高民望下落敗，支持者的憤怒或會投射到對新一屆政府的不滿。在這樣大背景下上台的林鄭月娥若要扭轉劣勢，首先必要正視自己不獲民意認受的現實，虛心聆聽市民意見，着手重建政府的管治威信，例如精挑慎選其管治班子，不能任人唯親般湊夠一隊「雜牌軍」，其次她在候任特首期間及當選特首後，亦應定期低調落區切實接觸市民 。當她扭轉民意後，就可從根本解決特首的「低認受性」問題，即是在凝聚了各界共識的情況下，推動重啟政改。
行政與立法
行政與立法關係的劍拔弩張，導致政府施政困難，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與泛民主派關係的全面破裂。梁振英五年前低票當選特首時，曾經豪言「從今沒有梁營、唐營，只有香港營」，但他任內五年卻以鬥爭為綱、到處樹敵，不單常與泛民主派政黨針鋒相對，在建制陣營也不討好，例如他曾經下令梁班子杯葛出席民主黨黨慶，又公開呼籲選民要利用選票把泛民逐出議會（Vote them out），導致雙方互信決裂，戰火更蔓延至立法會議事廳，令不少政府議案備受質疑，政策裹足不前。
有「好打得」之稱的林鄭月娥，在提名期間強勢取得580票「入閘」，惟當中卻沒有任何泛民提名票。 泛民批評她自出任政務司司長開始，已經不再和民主派溝通， 擔心她或會延續梁振英的鬥爭路線，導致行政與立法會關係再度崩壞。
憑着林鄭月娥以往的工作效率及執行能力再強，倘若她不能化解與泛民的嫌隙，實在非港人之福。如果要解決當前的困局，林鄭應致力兌現其競選政綱中所提及的廣納賢才，邀請不同黨派的人士加入各個法定和諮詢組織。在兌現政綱之餘，我們亦冀她可重視泛民主派在專業行業如法律界、會計界、教育界、建測界、社會福利界、諮詢科技界、衛生服務界的優勢，不但讓他們擔任公職，甚至大膽邀請他們加入行政會議或問責團隊，既可匯聚不同政治光譜的賢能，又可在不同政策上採納更多持份者意見。另外，目前梁振英每個月定期與建制派都有一次飯局，但和泛民主派就鮮有來往，林鄭月娥上任之後，大可打破這種隔膜，定期邀約民主派到禮賓府飯聚，以促進交流、增進互信。當雙方具備一定的互信基礎之後，林鄭月娥便可以重啟政改，以解決最大的政治矛盾。
曾經在回歸初期曇花一現的「八黨聯盟」，或許也是重建雙方互信的基石。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早於2001年，首次提倡「八黨聯盟」，當時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早餐派、港進聯、前綫、職工盟及民協等八個黨派，曾就不少民生議題達成共識，從而迫令財政預算案採納他們的建議。林鄭月娥早前曾經承諾會參考有關做法，而我們更期望見到，她可以把「八黨聯盟」的合作及溝通原則，擴闊至教育、社福及勞工權益等議題當中，致力從各方面尋求雙方可以合作的空間。
建制與泛民
建制與泛民陣營的對立，間接造成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緊張，民主派經常以「拉布」抵抗政府強推政策，而建制派以為政府護航為己任，雙方不時對罵，導致議會亂象叢生，政府議案難以通過。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統計，上屆立法會（2012-2016）會期之內，共舉行2,186小時會議，其中「點人數」多達1,496次，合共浪費了223小時，另外流會18次，損失會議時間229小時。議會光陰的虛耗，延誤了多項撥款，例如在2013/2014年，就有27個有關民生的工程項目，未能完成審批，導致民怨四起。這種對立氣氛在2014至2015年討論政制改革期間，尤見明顯，甚至深蔓延至不同陣營的支持者當中，造成社會撕裂；作為行政長官，梁振英理應擔當溝通橋樑，惟上文已經提及，他卻經常 「幫倒忙」，令問題惡化。
建制與泛民的決裂，導致政改方案在建制「甩轆」的情況下，被大比數否決，令香港人夢寐以求的「普選夢」落空，亦令繼續循這個「小圈子選舉」上台的林鄭月娥，不得不被視為「低認受性」的特首。作為當年主責推動政改的官員，林鄭月娥未能凝聚建制與泛民的共識，導致政改失敗，這自然責無旁貸；正所謂，「從哪裏跌倒，就從哪裏爬起來」，但以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貿貿然重啟政改實非明智之舉，故此，林鄭月娥必須在修復雙方關係後，才可重啟政改，從根本上解決特首「低認受性」的問題。
當年政改對「人大831」方案的最大爭議有二，其一是提名委員會的界別劃分不夠廣泛，例如佔有多達60席的漁農界，其GDP生產總值只有低於0.1%，而全港從事漁農業的熟練工人亦只有3,400人，當中只有158名登記選民；另外同樣佔有60席的勞工界，亦只是由600多名該界別的登記選民選出，惟全香港有380萬就業人口。其二是每名候選人必須獲得超過50%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支持，令外界批評該方案的入閘門檻過高，甚至被質疑當局有想藉提高入閘門檻而嚴格防止不獲中央信任的泛民候選人入閘。
有見及此，林鄭大可以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向中央如實反映社會對「人大831」方案的爭議，並提出優化方案，例如在界別劃分方面，可根據實際情況及從事各界別的人數比例，調整提委議席，甚至可考慮取消第一至第三界別的公司或團體票，改為個人票，以擴闊選民基礎。至於入閘門檻過高的問題，根據去年底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代表泛民主派的民主300+，一舉奪得最少325票，佔整體選委逾25%，可見泛民在選委選舉中具備一定潛力，因此，林鄭可致力在25%至50%之間，尋求一個符合中央、各黨派、以及社會各界期望的入閘門檻。林鄭月娥必須先修補立法會內不同陣營的關係，才可重啟政改。
三大矛盾之中港矛盾
中港矛盾的結構問題，表面是內地及香港之間關於民生、社會以及政治方面的爭議，實質是中央及香港就如何落實「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所引發的連串問題，具體呈現在特首選舉話語權、中聯辦職能及單程證審批權等問題上。
要解決中港矛盾，就要從制度入手，解決根本問題，即是要深刻認識「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意義，並釐清中央及香港之間的關係和權責，而剛剛當選下任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不但需要從中扮演溝通的橋樑角色，更要鼓起無限的勇氣及魄力，大膽提出並落實有關解決問題的方案。
「一國兩制」既是中央對香港的美麗願景及堅定方針，亦是香港繼續發展的獨特優勢及必然出路。《基本法》當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及法律基本，而特區政府更享有「高度自治」，然而，當中卻沒有清楚界定「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限度，故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及中央政府對此仍然各有各的理解。
2014年6月，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表明「高度自治」的「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兩制」僅能「從屬」於「一國」，特首人選亦必須「愛國愛港」，選舉制度更需「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 《白皮書》引起當時社會的高度關注，更引發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不服、不信及不安，惟特首梁振英一方面並沒有向中央充分反映港人憂慮，另一方面也未能充分理解中央的治港思維；結果每當出現小至民生大至政制的見解差異時，港人很容易便得出中央根本不想真正實行一國兩制的結論。
特首選舉話語權
中央認為其理所當然具有對特首選舉的話語權，必須確保選舉制度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而特首人選亦須獲中央認可。但香港人則傾向以為，香港人的特首應該由香港人說了算，而選舉更應是公平公正而不受任何干預，因此，無論是在政制改革以完善特首產生辦法，還是在現行制度下的特首人選問題，都會引發中港爭辯。而現行制度下的特首選舉，是2010年通過的政改方案，由於有關方案仍未達致「普選」，加上中央在當中仍然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故特首選舉又被不少人視之為「小圈子選舉」。
上屆特首選舉投票前六日，國務委員劉延東突然南下深圳為梁振英拉票，加上中聯辦助拳，最後梁以689票低票當選，當時中央「臨門一腳」的動作就曾引起港人不滿。時至今日，「雙司對決」由1月中揭幕，亦處處可見「中央」的影子：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特首的四大條件，再有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提名期前南下力撐林鄭月娥，及後在兩會期間，張德江又提及中央有權過問特首選舉，並重申中央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而中聯辦亦經常被指幫林鄭助選。凡此種種，皆加深了港人對中央「操控」特首選舉的質疑，亦變相令林鄭背負「中央欽點」的原罪，這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很大程度減低了她的民意認受性。
林鄭在這樣的中港矛盾中上台，若想避免重蹈梁振英「跛腳鴨政府」管治困難的覆轍，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即是修補雙方互信，並釐清中央政府及香港人在特首選舉上分別享有的權力及權利。首先，若想修補雙方互信，作為特首的林鄭月娥，需要用港人更能接受的方法，向港人解釋中央在法理上，的確具備絕對的憲制責任，以確保特首選舉結果不會危及國家安全，這是大家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實；同時，她亦必須如實向中央反映港人脆弱的情緒、對「操控」的不安、以及對「高度自治」的追求，並為港人在有關問題上爭取最大程度的民主及自由空間。
其次，在釐清權力方面，林鄭則應大膽提出修改《基本法》，列明中央及港人對特首選舉產生辦法分別有多少話語權，以及雙方對行政長官在任期之內又享有怎麼樣的罷免權，即中央能否在特首任內基於非辭職的原因而免除其職務，而港人又能否透過公投要求特首下台。或許，只有重新檢視及修訂一套有雙方互信基礎的《基本法》，方能令香港更清楚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善用「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優勢，繼續向前邁進。
中聯辦職能
今屆特首選舉和上屆的其中一個相似點，就是中聯辦的大力助拳，亦不禁令香港人擔心，在林鄭上台之後，中聯辦會更進一步介入香港政治。究竟中聯辦在香港扮演了什麼角色？它又能否「干預」香港的選舉，甚至是「介入」政府的內部事務？到底中聯辦主任與行政長官在職級上又有何關係？凡此種種的問題，中聯辦及香港人，亦有不盡相同的理解，因而形成另一種形式的中港矛盾，令「西環治港」的怨聲載道，並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中港之間的互信。
在上屆選舉期間，中聯辦明目張膽地「遊說」選委支持梁振英，到梁振英以低票當選後翌日，他更公然到中聯辦謝票；及後梁振英政府施政期間，中聯辦亦不時協力就各議案為政府拉票，而在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時，中聯辦更是大張旗鼓，動員地區選民支持「契仔契女」。中聯辦高調介入特區政府以及香港政治的做法，令港人既反感又憂心，認為其干預在很大程度上蠶食了「高度自治」，損害「一國兩制」。
自從梁振英宣布放棄競逐連任後，揚言會延續其施政路線的林鄭月娥，亦得到了中聯辦的大力支持，過去三個月，不時有傳媒報道，指中聯辦以「奪命追魂call」的方式打電話給選委為林鄭助選，惟林鄭卻指不能要求中聯辦停止拉票，又建議受壓的選委「覺得唔舒服咪唔好聽電話」等等，令不少人批評中聯辦在特首選舉中的參與過了火位，亦質疑林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上台，難免會像梁振英般，對中聯辦唯唯諾諾。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的其中一個大挑戰，就是要洗脫「西環治港」的形象，還原「港人治港」的方針，而洗脫有關形象的最好方法，就是着手解決中聯辦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帶」，並呈請中央進一步釐清中聯辦在港的角色及職能。
首先，必須清楚訂明中聯辦主任和行政長官的職級及關係。中聯辦前身為「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中央政府以新聞社的名義在殖民時期設立的半正式代表，當時屬國家幹部體系中的「副部級」；及後於1983年，原任「正部級」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家屯調任社長，令社長一職由「副部級」升至「正部級」；後來新華社於2000年改組，並成立了中聯辦，其主任一職亦維持在「正部級」。梁振英五年前當選特首後，屬候任的「正部級」官員，按道理他和時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平起平坐，根本無需要「卑躬屈膝」地前往中聯辦謝票。因此，中央有需要訂明兩者之間的職級和關係， 保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其次，《基本法》第22條提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因此，中央有需要清楚界定何謂「干預」。香港普遍市民認為，動員群眾參加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或在特首選舉中用某種形式為某候選人助選，不應該是中聯辦的職能範圍。特別是選舉期間，社會不同階層的關係可能變得極為敏感撕裂。中聯辦若此時代表中央直接介入選舉事務，這並非明智之舉。倘若有關行為其實並未得到中央授權而又對選舉或特區政府的施政造成「干預」，中央便有需要研究這做法是否恰當，給予香港人一個明確的說法，讓他們更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
單程證審批權
單程證審批權，是中央及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時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內地人以「單程證」方式移居香港，是回歸後香港人口急速增長的主要來源，然而，每天負責接收150名新移民的香港，卻沒有「單程證」的審批權，為香港社會帶來不少影響，例如假結婚問題猖獗，而新移民的湧入亦令社福開支難以預計，他們與港人的生活文化差異亦不時引發罵戰，因此社會對香港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有一定的期望。
不過，曾任政務司司長的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曾於2013年提到，單程證的審批有其「憲法上的基礎」，及後在她競選特首的政綱中，亦未有再就有關問題作任何表態。倘若林鄭上任後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使香港能有份參與審批的過程，必將在中港之間產生更多誤解，衍生更多社會問題，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事實上，收回「單程證」審批權，除有助打擊假結婚，亦有利當局更好地制訂社福開支預算之外，還可令當局制訂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根據政府《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的預測，2022年香港對持文憑、副學位、學士學位、研究院學歷的人力需求，相對2012年有約3%的增長，總數逾50萬人；倘若政府可以收回審批權並仿效新加坡，更精準地制訂吸納人才的方案，或可借助每天150個的「單程證」名額，來填補上述龐大的人力資源缺口。作為候任特首的林鄭月娥，絕對有責任就此向中央據理力爭，為港人爭取收回「單程證」審批權，讓它服務於一個更適合香港發展的人口政策。林鄭月娥若想避免重蹈梁振英管治困難的覆轍，只能修補中港雙方的互信。
三大矛盾之深層次結構矛盾
林鄭月娥素有「好打得」的稱譽，不過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她這個形象卻似乎失靈，因為她的政綱之中，對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顯得百般避忌，對樓市、丁屋等等問題，都未有提出大刀闊斧的解決辦法。林鄭月娥對既得利益顯得投鼠忌器，很可能是因為她作為一名特首選舉候選人，不敢貿然「得罪」有票在手的選委。但她當選之後，就是香港的政治領袖，必須有政治家的擔當，為香港化解一系列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
「鄉議局選委今日（23日）下午舉行特別會議，討論3月26日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意向，出席會議的選委一致通過，本局26名選委連同劉業強主席，將全體投票支持林鄭月娥女士出任行政長官。」鄉議局的這一則簡短聲明，表明將在特首選舉中捆綁支持林鄭月娥，令林鄭月娥至少又多了26票。但是，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這一幕格外的突兀，因為在林鄭月娥仍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大力打擊新界鄉村的僭建、她更提出應該為丁權截龍，當時不少新界鄉紳對林鄭月娥可謂恨之入骨，甚至發動村民火燒「林門鄭氏」紙紮公仔。而在新界鄉紳的激烈行動面前，仍顯得無畏無懼的林鄭月娥，就贏了一個「好打得」的稱譽。
只是，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更有人說，政治只有永遠的利益。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今次選舉，為何和林鄭月娥不咬弦的新界鄉紳，竟然會全面押注林鄭月娥？有時觀察政治人物，既要看他們說了什麼，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看他們沒說什麼，而林鄭月娥在其政綱中，整篇都找不到「丁屋」這個詞，遑論表明要繼續她當年提出的解決僭建、丁權截龍等未竟之業，從這裏看，或多或少已經可以解釋，為何新界鄉紳勢力會願意支持林鄭月娥。
或許會有人怪責，林鄭月娥的昨是今非，但這的確是一個殘酷的政治現實，因為林鄭月娥自從投入選戰開始，她已經不是一個「官到無求」的問責官員，而是一個對選票「有求」的特首候選人，她要在小圈子選舉中勝出，就不可能忽視選委們的訴求。因此，對於丁屋問題也好、對於高樓價問題也好，以至對政府理財哲學應如何改變等等方面，政綱都沒有什麼新意或實質倡議。或許，這就是要當一個候選人的「必要之惡」── 就如曾俊華與胡國興，也為了爭取、甚至討好泛民主派選委，不斷開出選舉支票一樣。
但是，隨着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她的身份又會迎來另一次轉變，就是由官員變候選人，再由候選人，變成一個特首，成為香港的政治領袖，她所背負的不應只是700多名支持她的選委的期望，而是要為735萬香港市民的利益着想。雖然目前的社會，民生經濟問題看似千頭萬緒，但萬法歸宗，其實問題根源都是同一個，就是深層次結構矛盾，亦即是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社會不公義。
香港近年所面對的「青年問題」，是解釋這個現象的最佳例子。對於青年問題，很多人都表達擔憂，但是對於什麼是青年問題，卻沒多少人能說得出個所以然，有人歸咎年輕人上了通識課變得太政治化、有人認為年輕人學中國歷史學得不夠、也有人說年輕人受了泛民、黃絲「洗腦」才會事事反對政府、甚至有人覺得年輕人是精力過剩無處發洩，但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當下香港年輕人面對的，是對未來沒有希望。當他們投身社會時，往往已背負了一大筆學債，但香港的經濟結構日趨單一，長期依賴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較少發展的是科技及創意產業等新興行業，由如產業結構長期固化，不少傳統行業的職位，特別是中高層的位置，被少數精英階層長期所佔，造成年輕人上流困難。
而且，年輕人就算有不錯的際遇，拼命地攀上更高的社會階梯，但是在現時香港的畸形經濟結構令樓價不斷飆升之下，就算年輕人有較好的收入，最終只能默默地儲起，用作繳付高昂的租金或樓價，根本沒多少餘裕創業發展個人的事業。當年輕人投身社會，花了大半生用作供樓，到他們到了垂暮之年，只能依靠多年來被基金公司榨取、所餘無多的強積金勉強過活，因為政府遲遲不肯承擔全民退休保障，等待着年輕人，只是一個不斷要為各種既得利益者貢獻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為自己而活的未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教年輕人如何不憤怒？
深層次結構矛盾是香港存在已久的問題，源於經濟結構傾向既得利益，造成社會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由於港府一直奉行自由經濟、以積極不干預、或只是「適度」有為的思維應對市場的變化，但最終卻不斷加劇貧富懸殊。香港最新的堅尼系數為0.537，遠超0.4的警戒線，在全球約150個地區中，香港的堅尼系數屬於嚴重類別，排第11位。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說話：「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是香港的實況，屬於最高收入的人士能夠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但低收入人士只能過着足襟見肘的生活。如果新一屆政府不好好正視問題，社會兩極化將會是社會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因此，等待着林鄭月娥所面對的，並非如她在政綱所說的「香港社會因意見分歧而躊躇不前」，而是由於利益分配不公，所引發的種種深層次結構矛盾。林鄭月娥要徹底解決問題，並不是單單靠多聽意見、多點落區、多點見見年輕人或基層，而是敢於挑戰既得利益者，促進社會的公平，為735萬香港人締造一個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公平社會。要達到這個目標，林鄭月娥至少要在土地與稅制方面，作出突破性的改變。
在土地方面，香港眼前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樓價完全偏離了市民的承受能力。根據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顯示，香港的平均住宅樓價比家庭稅前收入中位數高達18.1倍，即一個月入平均達2.5萬元的家庭需不吃不喝18年才能買樓。
面對不能撼動的樓價，政府的說辭是必須增加土地供應才可能為目前樓市降溫，而政府在覓地建屋的過程中卻不斷受阻撓，而最令公眾憤怒的是，政府一方面說香港缺地，要覓地建屋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明明橫洲事件揭發了有新界鄉紳有大量違規使用農地，甚至霸佔官地用作貨場、車場等，亦即是所謂的「棕地」問題，政府卻一直未有嚴格執法，變相默許鄉紳佔地，也不願動真格回收這些被違規使用、遭到破壞的農地，用作興建公屋。
除了鄉紳之外，現時佔用了大量珍貴官地的私人會所，政府亦一直不敢動其分毫，政府既不敢收33公頃的橫洲棕地，又不敢觸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寧願保障位處社會金字塔頂端的階層，到高球場揮桿作樂的權利，卻坐視香港普羅市民的蝸居之苦，更責怪一心保育郊野公園這個香港大眾寶貴財富的市民，怎能令港人信服？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目前香港面對的住屋問題，關鍵並非推出多少辣招，或向地產商出售多了用作興建豪華住宅的用地，而是政府在土地政策上作大規模的改革，重新從囤積、佔用了大量土地的鄉紳、地產商手上取回土地開發的主導權。政府更應打破自董建華政府以來，盲目追崇置業比率的思維，透過大量開闢土地，更大規模地興建公營房屋，特別是公屋，一如港英年代的港督麥理浩，透過積極拓展新市鎮計劃，助香港普羅大眾覓得真正的安居之所，才能為社會穩定、經濟多元化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
至於在稅制方面，財政司長陳茂波在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成立稅務政策組，改善香港稅制結構，研究擴闊稅基以增加收入。惟香港的稅制問題，是整套財稅制度思維跟不上社會變遷，與稅基是否狹窄並沒有直接關係。
一直以來，港府的稅收制度，都是以覓尋足夠的收益，以支撐公共服務、維持社會運作，因此，政府在考量是否開展新的服務，特別是一些涉及長期財政負擔的項目時，往往「左計右計」，生怕入不敷支，眼白白看着各種社會問題與不公持續惡化，都不敢承擔責任、投放足夠資源解決問題，這亦是曾俊華在擔任財政司長時被稱為「守財奴」的原因。
因此，政府要變的，是整套公共財政的思維，加入財富分配的功能，讓政府可透過稅收，將資源重新分配到有需要的領域，為一直得不到足夠資源開展，但對促進社會公平有所裨益的地方，例如教育、醫療、安老、扶貧，從根本上得到資源的補足。
在這種以財富分配的公共理財思維下，若政府能開辦更多有益於社會的大專課程，本港年輕人可以極低廉的學費甚至免費就讀，讓他們不會再輸在起跑線，對香港而言，這不就是一筆最理想的投資？而且，當他們畢業後，政府若已解決了土地的問題，令年輕人毋須再為居住問題而苦惱，職場上更有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提供大量有發揮有前途的職位，令他們可以發熱發光，對未來充滿希望，還有多少年輕人會走上街頭、宣洩怒火？
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已到達臨界點，去年初的旺角騷亂已是一例，如果新一屆政府如過往政府一樣視而不見，不作具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可預視到未來香港的社會局面只會愈趨混亂，或會引發下一場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一個有承擔的政府，絕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敢於觸碰既得利益。未來五年的香港，情況會變得更好或更壞，一切需視乎下屆特首林鄭月娥及其團隊有否足夠的政治智慧及手段去除香港當下的三大矛盾，特別是深層次結構矛盾。一旦不處理好經濟利益分配的問題，不能真正造福到大多數市民，令他們都可實實在在地享受到有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香港過去三任特首的前車之鑑，林鄭月娥要加以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