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01有話兒｜讓公平正義成為治理指南
香港現時正面對的，並非如開放公民廣場與否、郊野公園建屋與否的表象式問題，而是源自經濟結構，造成社會利益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要化解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香港需要的並不是一顆「止痛藥」或一些小修小補的措施，而是果敢地推進經濟、社會等一系列改革，以根治箇中癥結。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貫徹「六個堅持」重大原則，包括了香港官員最近一兩年也屢屢用來解讀特區政府施政理念的「守正創新」。也許是看到治港者對這個原則的關切，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三中全會精神宣講會上也就此作出說明，他指出，「守正」與「創新」並不矛盾，推進改革時就需要判斷哪些需要堅持，又有哪些要變革、創新、完善與健全。
沈春耀並非首次在香港提及「守正創新」，中共二十大主題就包含這組概念，而兩年前也是沈春耀來到香港宣講二十大精神。他當時指出，香港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但制度也需要與時並進，不能要求二、三十年前訂立的法例能夠回應現時的問題，這番話實際上就是在提醒香港如何認識守正與創新辯證的關係。沈主任現在有針對性地進一步解惑，是否說明中央並不認為香港社會已完整掌握這組關係？結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3月督促香港「在新起點上攜手共創由治及興美好未來」時，針對香港什麼不會變、什麼需要變所作的詳細論述，答案顯而易見。
夏寶龍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二是全面準確，這個方針不需要變。與此同時，夏寶龍當天講話更大的重點是要求香港「識變應變求變」，順時順勢推動新發展局面，他一口氣數出香港七個「金字招牌」，強調它們不是一勞永逸，必須在發展中鞏固提升。夏寶龍呼籲治港者「不能用昨天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更不能以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要「敢於說前人未有說過的話，敢於幹前人未有幹過的事」。這番話可謂戳中了香港長期存在的盲點——用對立思維處理守正與創新的關係，甚至由於過分憂慮擔心無法守住自身固有特色而抗拒變化，守正成為創新的絆腳石。
用守正創新重新理解夏寶龍那次講話，堅持一國兩制是香港的「守正」，但兩制的運作卻需要隨實際環境變化而不斷「創新」。事實上，當香港人不斷把心思耗費在如何確保香港這一制不會變的時候，內地那一制的運作卻是持續在創新變化，用成功的發展經驗不斷顛覆着香港處於一國兩制優勢一方的固有認知。
認真面對自己，好好學習別人的成就，才是正確和值得驕傲的處世之道。中國就是因為謙卑而成就了自己的改革，香港必須繼承這種態度，以它來改變身處的困局，才是上策。
無論是夏寶龍針對一國兩制剖析香港的不變與應變，還是沈春耀指出守正與創新看似矛盾實則關聯，都是立足於中共強調的辯證思維，中央顯然希望香港的治理者全面準確掌握這個方法論。正如夏寶龍指出「今日之中國非昨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香港要把一國兩制的紅利最大化，就不能只盯着自己盤算什麼不會變，而是要放開眼光看清內外環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思考香港應變求變之道。
內地的發展立足於對社會主義制度持續的理論創新與實踐，集大成於改革開放，治港者如今視學習國家治理理念為重要政治功課，隨着中央明確提出改革要求，香港就不能只是鸚鵝學舌，而是必須完整認識其理論框架。這絕對不等於說香港需要放棄資本主義，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本就有多種形態。被視為香港重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但卻不像香港這樣為「地產霸權」爭論不休，因為新加坡政府牢牢掌握了土地規劃運用的主導權，為居民提供適切居所與為經濟產業發展開拓空間；德國同樣實行資本主義，但卻是憑藉強大的工業生產實力成為歐洲龍頭，不像英美兩國那樣承受產業空心化之痛，箇中關鍵在於德國政府重視產業政策，注意調整經濟結構。
即使是身為資本主義龍頭的美國，也早已出現「進步資本主義」的呼聲，目標不外乎通過改革使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更符合公平正義。進步資本主義着眼於探尋與大眾福祉相向而行的經濟運行模式，這一原則與奉行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可謂一體兩面。香港政府的經濟與社會分配能力久受詬病，實在需要換位思考，主動籌謀及承擔分配資源普惠社會整體的責任。治港者近年開始談論「有為政府」，說明對政府社會責任的認知已經發生改變，但政府何以有為？能否善用行政主導優勢修正資本主義，有序解決蝸居、生活成本高、工時長、工資低、欠缺退休保障、年輕人就業出路狹窄等「老大難」問題，都是驗證政府「創新」能力 的指標。
土地房屋只是其一，香港還面對稅制缺陷、教育、醫療、安老、交通等諸多問題，以致經濟民生上的公平正義長期缺位。這都需要無比的魄力和膽識去解決。
說到底，香港治理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只知有「經濟」，不知有「社會」，以致長期欠缺社會發展目標，對民生困局缺乏共振。政府視GDP增長為衡量施政效率的重要指標，但對普通市民來說，真正有意義的不是GDP，而是自身收入是否增加，各種生活開支是否可以負擔。無可否認，香港確實早已建立看似慷慨的社會保障體制，看似十分慷慨，但當香港人均GDP已經超越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名列全球前茅的大型經濟體，普羅市民卻仍須為住屋、醫療、子女升學以及退休等問題費煞思量，年輕人連討論前途都好像是一種奢侈，香港的社會保障恐怕連「最低保障」都說不上。
《香港01》一直主張香港主動展開強勢的社會治理改革，首要任務便是以與民生福祉是否保持同步來衡量經濟發展成果，讓「公平正義」成為治理指南。政府應該在首次分配中提升分配的合理性，如推動標準工時、最低工資、勞工權益、退休保障等改革，然後通過高效財政政策提供社會服務，完成二次分配。
公平正義作為一種社會核心價值，並不能簡單地以社會制度分界，無論是儒家憧憬的大同社會，還是古希臘哲賢探尋的理想國，其實都以實現公平與正義為社會運行的終極目標。但不可否認，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的社會裏，公平正義往往淪為房間裏的大象。過往的香港正是典型案例，在「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等教條思維薰陶下，本地精英階層不分政治光譜皆漠視政府調節社會分配的角色，基本法列明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更成為他們阻擋變革的擋箭牌，香港卻在如此偏狹的「守正」裏深陷身份迷失的泥沼，摸不清自己的發展方向，面對「香港已死」、「香港玩完」、「香港淪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等負面輿論進退失據。
金融業是香港的命脈，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國際性」長期只面向美歐等西方世界，這種國際觀的局限隨着中美爆發全方位角力而表露無遺。香港當然是中國崛起的重要助力，在國家的國際戰略佈局裏被賦予特殊使命，但發揮的作用與香港本身擁有的體量卻不匹配。國際格局的劇烈變化，迫使香港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屬性，必須擺脫「國際等於西方」的既有思維框架，把目光放向真正的全球。
早在十多年前，內地政府早着先機，洞明創科不是燒錢玩意，而是民富國強之道。當信奉社會主義的內地官員，也較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官僚更懂得營商致富，又教香港人如何對前途心懷希望？
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焦慮，同時也揭示了香港產業空心化的畸型經濟結構。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對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恰恰是香港的貼切寫照。二十多年來香港在創科發展道路上錯失的機遇不勝枚舉，遠如回歸初期大張旗鼓規劃的創科藍圖換來名不副實的數碼港，近及不少香港創科人每每談起就扼腕嘆息的大疆科技，不能不提的還有見證香港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早研發電動車地區的MyCar。
MyCar面世時，時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形容將為香港帶來電動車部件與充電設施商機，但這個發展願景最終淪為泡影，而香港無法實現的電動車產業夢，卻成為國家深化改革的成功樣板。近日德國最大汽車生產商大眾（福士）因需求急跌而破天荒提出關閉德國境內兩間工廠，再一次證明中國電動車的強勢崛起如何深刻改寫了全球汽車產業。反觀香港，不僅MyCar昙花一現，香港還曾經是全球以人口平均計算擁有最多Tesla的地區，但研發與應用早着先機，都沒有使電動車成為香港科技創新與經濟轉型的名牌。
歸根究柢，香港如果無法克服發展困局，無法擺脫結構泥沼，國際大都會的聲譽只是徒具虛名，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怎麼守都不會守得住。如果治港者無法掌握變化，主動迎接挑戰創造機遇，香港就無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只能淪為大變局的棄兒。
「自強」有兩層意思：一是港府拋棄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全面提升管治能力，為香港的未來主動作出規劃；二是在內地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運用自身優勢，積極投入國家發展戰略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