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發展與改革——三中全會給香港的提示｜于品海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改革開放，正在舉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它之後的第九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每五年一次有關發展的重要會議，它通常是在黨代表大會之後一年舉行，這一次推遲了接近九個月，並不尋常，多數人因而對本次會議的政策宣示很期待。雖然鄧小平的十一屆三中和習近平的十八屆三中回過頭看都非常重要，但在當時，中國以外的輿論卻沒有重視。十一屆三中或許過去太久，十八屆三中只是十年多前，當時西方政府，主要智庫、學者都沒有搞明白它的意義，香港社會也不作討論，對今天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會否也是如此？
放下傲慢才能看懂中國變化
中國的發展軌跡很特別，外人確實不容易明白，西方的專家更是感到陌生，從來都沒能解讀好，事後更證明大多分析或理解是錯誤的。為什麼「特別」？因為中國與西方經濟的表現不一樣，用傳統理論剖析中國變化，在起點可能就是歪的。「外人」這個詞沒有任何貶義，是因為政治和經濟語言完全不一樣，所以才稱為「外人」，用香港的通俗說法就是「雞同鴨講」，對不上話。當西方經濟學家講經濟增長，中共講新質生產力；西方學者在講經濟放緩，中國是在推動結構轉型；西方政客在講小院高牆，中國在講深化改革開放，反對單邊主義。西方專家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或見頂，但對中國電動車和新能源產品又採取緊急限制措施，如果中國要「崩潰」了，為什麼還能威脅超級大國？
有些人質疑，作為先進經濟體，西方國家是否過度缺乏自信？說它們缺乏自信或許並不準確，因為超級自信也會讓人盲目，甚至看不清擺在面前的事實，失去自信反而是認清事實的起點。滿清晚年的中國就是信心爆棚才一敗塗地，還記得乾隆皇帝如何拒絕與英國通商的故事，鴉片戰爭的虎門炮戰和後來的中日甲午戰爭就是傲慢的教訓，以此認識發達經濟體今天的態度或許會容易一些。香港曾經是西方對中國傲慢的縮影，如今失去自信，可能是時候看懂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為了更好講明白中國的變化，《香港01》設立了「中國觀察室」，以報導二十屆三中全會開始，嘗試用「外人」聽得明白的語言講中國故事，它的第一項工作是梳理習近平上任至今中國的變化，以及他在發展和改革中的認識和倡議。要「鴨子」聽明白「雞」在講什麼，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開始時還是會晦澀難懂，但「鴨子」現在至少願意聽了，對「雞」的講話有了尊重，聽明白就存在客觀條件。
【專頁】三中全會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習近平帶領中國開啟下一征程
新質生產力不只是科技創新
要聽明白這次三中全會的內容，離不開鄧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習近平說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大多數人認為發展是指發展經濟，不錯但不準確，中共所指的發展是發展生產力，習近平更多是講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理論提出之後，外媒和西方經濟學家對它的報導和解讀將其狹隘地等同為科技推動的經濟發展，其實新質生產力涵蓋的範圍遠不止於此。就以創新和科技之間的關係為例，科技是創新的具體領域，但創新超越科技範疇，生產模式、商業模式、組織形態都可以是創新的對象。
福特汽車一百多年前發明的流水線不是科技，是生產模式和組織的創新；連鎖加盟經營是商業模式的創新；雅虎最早推出搜尋引擎，但是Google創新它的商業模式，借此成為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雅虎反而一蹶不振。這些都是科技之外進行創新的結果，基於此讓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競爭優勢。
新「質」生產力既包括物質意義的新型生產力，更是指經營效益導向，包括對社會生活品質，勞動回報，社會公平，生態友好多方面作用的生產力。為什麼習近平在提及新質生產力時經常與「全要素生產率」聯繫起來？以資本為依歸的傳統生產力，就算是依賴創新科技也不必然是「新質」的，只有對所有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都產生積極作用的生產力才是。當我們提及「生產要素」，又有不少人對此感到陌生，因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更多使用該理論，西方經濟學很少提及。
西方的發展理論奠基於15至19世紀的發展經驗，亞當．斯密為重商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提供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國富論》作為那個時期的代表作，恰當地和間接地說明財富是國家和資本家的所有物，通過無形的手和供需關係支撐的市場來實現。生產分工和自由貿易讓勞動力通過滴漏效應從中分得利益，這種收益相對於朝不保夕的農民雖然更具優勢，但當年斯密對它已經有着道德的擔憂，發表了《道德情操論》，但他沒有提出補救方法。西方最早的資本家是由貴族和大地主發展而來，一開始就擁有巨大市場優勢，殖民主義就是為了支持市場擴張。擁有造船技術、生產技術、軍事力量的西歐海洋國家成為第一批富裕起來的經濟體，奠定了資本主義的成功傳播。
傳統發展理論已經過時，不再是大家習慣的單一模式，中國的成功相對較早時成功的東亞模式是更好的證明。不少發達經濟體，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由於金融化和去工業化讓經濟脫實向虛，弊端逐漸顯現。它們的困難讓大多數國家認識到以經濟增長數據來衡量發展成效容易被誤導，無法持久，甚至是錯誤的。美國近年開始追求再工業化，制定產業政策，企圖扭轉頹勢。香港是殖民主義的結果，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擴張的範例，同樣進行了金融化和去工業化，由於是外向型、附屬性的小型經濟，當面對全球經濟轉型，自己缺乏比較優勢，情況自然比英美經濟體更糟糕。
以中國為師是香港待補功課
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是創新的，也可以向別人學習。香港不習慣創新，學習和執行的能力卻不錯，過往的成功就是依靠學習和靈活運作而達到。如果不認為對方值得學習，自然不會當成老師。中國早就是不少南方國家的老師，歐洲亦注意到中國模式的作用，願意保持合作，甚至尋求互補。美國很硬頸，但拜登政府近年的政策開始被經濟學家認為從中國的發展中學習了不少。香港人認為英美先進，內地落後，前者自然就是老師，如今情況變化了，但香港還沒轉過彎來，另投師門依然不容易。
中國的過人之處在哪？很簡單，就是專注於發展和改革，用香港人的俗語就是專注於「搵食」，懂得「用腦」和「識轉彎」。當所有人都專心做這些事情，社會自然不會瞎折騰。如果有一家大小要養，大家必然專注於「搵食」，目標明確，不會像一頭牛，鑽牛角尖。懂得「用腦」和「識轉彎」，就像夏寶龍講的「識變、應變、求變」。當一部分人有錢有閑，另一些人還在奮鬥人生，群體之間又不相互體諒，就很容易發生衝突，歐美國家和香港都存在這種風險，也已經表現出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有關發展和改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同樣如此，而且深入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二十大更是強調了中國式現代化，也就是深化改革、謀求高品質發展。在過去四十多年，中共除了改革又是改革，除了發展還是發展，只是場域更廣，程度更深更徹底。當然，用世界上任何方式或標準衡量，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效是驚人的，而且影響深遠。
只有認真改革才能做好發展
香港今天身處的困局是什麼，要從三中全會學習什麼？簡單說，身處的困局就是缺乏發展和改革，要從三中全會學習發展和改革。香港政府最近更多地講經濟和民生，較少將國安掛在嘴上，看似調整了方向，其實還是語焉不詳，市民至少不知道它想做什麼？大家不認為「夜繽紛」就是發展和改革，這是純粹由於用語不同，還是根本不在同一軌道上？我認為是後者。
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香港人不喜歡提及改革這個詞，它是如此簡單易明。聽聞精英們將其理解為「認衰」，或者暗示了會挑戰某些群體的利益。認衰就不必，中共不斷提出改革，顯然沒有將其理解為認衰；挑戰某些群體的利益就確實如此。試問這些既得利益群體還能保護自己的利益多久？最近不少香港人關心游泳總會存在殭屍會的新聞，以及網約車同傳統的士的利益爭奪，其實都是社會對既得利益的討論。殭屍會的實質利益不大，的士就確實存在實質利益，特別是車主手上的牌照。問題是，香港社會為這些過時、狹隘的利益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殭屍會和的士牌照只是冰山一角，只有認真改革才能做好發展，避免撞上整座冰山，所以說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條。
要香港人學習中國的改革很不容易，甚至難過美國。香港與內地既遠且近，「遠」是指對改革的習慣認識和意識形態相差甚遠，「近」是朝見口晚見面，面子還是放不下。我經常問兩百多萬過深圳消費的香港人跟2019年上街遊行的人是否同一批，目的不是要答案，而是讓大家反思，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很多時候只是一念之間，過於執著，辛苦的是自己。既然可以適應北上消費，不如對內地的發展和改革多瞭解一下，看看別人的經驗是否能為己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人從英國人身上學到不少東西，從美國人那裡也有收穫，或許也可以從內地學到一些。三中全會確實是一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