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擁抱一國兩制　香港未來出路所在

中央早前印發《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下稱《意見》），當中提及多個目標，包括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以及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香港目前局勢不穩，中央此時出台上述文件，難免令人擔憂中央正準備以深圳取代香港。這種情緒可以理解，但顯然是過慮。深圳的最新定位不單不是威脅，反而是一個及時的警示，提醒香港應該如何做。香港根本毋須妄自菲薄，只要抱有正確認識，便可與深圳並駕齊驅，各自各精彩。

內地政策文件一般經過較長時間醞釀才出台，很少因單一事件而有所變更。就以中央今次出台《意見》為例，其實早在2018年1月，深圳市委便討論了《深圳經濟特區率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規劃綱要（2018-2035年）（討論稿）》；同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批示，要求深圳「朝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因此，說《意見》旨在警告當下示威不絕的香港，顯然不符事實。但不能否認的是，部份港人有這種反應，某程度上證明最近的局勢確實對香港極為不利。我們要問，是否要這樣自殘才能喚醒這個城市及其政府？

相比近年發展成就極為矚目的深圳，香港長期受困於深層次結構矛盾、經濟結構高度單一，以及支柱競爭力下降等問題，既得利益結構形成了向前邁進的桎梏，因此沒有條件再浪費光陰。惟必須指出，香港其實還有不少本錢——除了在金融、專業服務、法治等領域享有優勢，這個城市擁有比深圳更穩固的基礎建設、發展經驗，香港市民亦具備各種推動現代發展的專業品質，絕不是「死馬」。

港府只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摒棄過往放任無為的陋習，積極籌謀新路向，證明自己具備前瞻性與領導力，包括以主動、融合的態度理解「一國兩制」，積極參與國家發展大戰略，香港未嘗不能藉此推動本地產業與分配結構轉型，讓市民享受經濟民主與融合的實惠。

昔日吳下阿蒙今日強勢崛起

大約四十年前，相比當時已十分發達的香港，剛改革開放的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時移勢易，深圳去年本地生產總值（GDP）已超過2.4萬億元人民幣，首度超越香港，成為大灣區經濟龍頭。雖說深圳人均GDP仍遠遠落後於香港，但比較兩地發展趨勢，如果香港故步自封，深圳連人均GDP都超越香港應該指日可待。

回顧歷史，深圳在經濟改革、社會治理等方面一直以香港為師，但這個新興城市過人之處在於其「擇優而學」。例如在城市規劃方面，香港經濟活動集中於維港兩岸，導致很多新界居民每日耗費不少時間在交通上，而建立更多中央商業區（CBD）的提法，亦一直只聞樓梯響；反觀深圳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推動多中心發展，形成羅湖、福田、南山等多個CBD，不僅經濟活動更為多元，支撐不同的產業，不同環境更逐步孵化出新的產業，由依賴出口加工蛻變為如今的創新之都，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轍。

平情而論，深圳的經濟結構比起香港有好的地方，但社會整體發展的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在教育、醫療等範疇，它便仍遠不如香港。然而另一方面，深圳確實一直在改善自身問題，例如在過往一段時間，其經濟發展模式被譏為「野蠻式增長」，但《意見》開宗明義地強調「高品質發展」，希望建設「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對比香港對自身問題的「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深圳的「先知先覺」確實技勝一籌。

深圳發展一日千里，使香港感到壓力是正常的。但我們認為，與其把深圳視作競爭對手甚至扭曲為「威脅」，倒不如把對方視為可供效法的榜樣。毋庸否認，無論是想像力、規劃能力，還是執行力上，深圳如今的表現都是香港難以企及的。所謂見賢思齊，如果香港能夠檢視自身不足，謀求自強，依然大有可為。

港府怠政懶政具體政策欠奉

「自強」有兩層意思：一是港府拋棄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全面提升管治能力，為香港的未來主動作出規劃；二是在內地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運用自身優勢，積極投入國家發展戰略當中。

可嘆的是，香港在上述兩方面一直欠缺正確認識——對內，回歸後的香港官員沿襲不少落伍的、不符合新形勢下香港發展需要的殖民地陋習，死抱「自由放任」邏輯，怠政懶政，絲毫沒有魄力撼動深層次結構矛盾，任由既得利益勢力，特別是地產和金融霸權操控經濟命脈。在某程度上，「自由放任」邏輯也影響到香港的對外參與，包括在投入國家戰略時欠缺詳細規劃，甘於做被動的旁觀者，而非主動的參與者，導致在過往二十二年，香港經濟表現落後於內地其他主要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意見》提及「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平」、「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等內容，足證中央並不排除深圳與香港加強協作。問題是，香港管治精英是否已有正確的認識，抑或還是昧於形勢？

特首林鄭月娥近年經常出訪內地，她本人亦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理應對大灣區發展有一套看法，但事實並非如此。港府迄今沒有作出任何具體規劃—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宣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和設立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惟後續政策欠奉，只懂得叫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並未意識到香港本身就是大灣區一部份，甚至是區域發展的核心，理應大力創造條件留住人才，甚至吸引外地人才到這裏發展。

上周二（8月20日），林鄭在回應有關深圳將建設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提問時，只是空泛地指出港深兩地可「優勢互補」。當香港還在渾渾噩噩的時候，深圳早在今年2月舉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可謂高下立見。

同城化謀互補　未嘗不是出路

深圳正在謀劃新的發展大計，爭取「躋身全球城市前列」（2025年），繼而達致「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2035年），以及成為「全球標杆城市」（本世紀中葉），反觀香港卻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動盪，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轉型期當中。身處十字路口的香港容易迷失，《意見》之出台是一個及時的警示，為香港指點迷津。當此之時，執政者應該醒覺，並以無比魄力和膽識引領香港前進。

改變始於認識，香港政府首先應當摒棄窒礙進步的「自由放任」思維，明白到為本地長遠發展作出規劃、重新發掘香港的競爭潛力，是其不可推卸的基本責任。《香港01》多番強調，香港具備高度開放、國際化、知識產權保障完善、法治等「傳統優勢」，這些都是深圳等內地城市希望學習的。然而，僅僅死守「傳統優勢」是不足夠的，港府更應該提出創見，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大灣區發展，並制訂相關政策，強化香港在各城市之間的協調作用。假如港府不爭取主動，只會被分派任務，淪為任人驅使的「妹仔」。

與此同時，當《意見》表明深圳應「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平」後，香港理應積極推動「港深同城化」。在此必須說明，同城化並非廢除兩地邊界，更不是成為「一國一制」，而是在維護積極、融合的「一國兩制」原則下，加強兩地合作，其真諦在於突破人為的、城市之間的行政界限和保護主義，促進經濟效益，用積極的手法發揮這個接近3,000萬人超大城市聯合體的優勢，使香港從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隨着深圳等內地城市長足發展，中港加強合作早已成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具體而言，兩地必須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嘗試減低兩地區隔，促使人員、貨物、資金和信息自由流動，借助深圳在創新科技、工業製造上的優勢，一方面鞏固香港本來的優勢，另一方面借勢帶動香港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克服一直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

香港需要走出迷霧，涅槃重生，這是熱愛這個地方的人的共同期盼。讓香港社會承受如今的痛苦，必然不是設計「一國兩制」的原意，可是一路走來經歷的一次又一次震盪不堪回首。從大灣區規劃到深圳先行《意見》，都提出「一國兩制新實踐」。我們認為，不單港府要對「一國兩制」有積極的認識，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亦應了解到，香港回歸並非只是主權移交，而是要把兩個唇齒相依的地方，通過「一國兩制」這個極具創意和靈活性的設想結合起來，從而相互學習、相互補充，在這個過程建立相互之間的尊重。這是「一國兩制」新實踐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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