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和賣碼頭看企業的國家責任

長和集團原定周四（3月20日）舉行的業績發佈會臨時取消，顯然與其出售包括巴拿馬運河在內的港口業務引發爭議有關。事件起因於長和月初宣佈以228億美元的價格，將旗下全球碼頭網絡出售給由美國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Group）和意大利地中海航運公司（MSC）等組成的財團。這一商業決策最初被輿論解讀為本港首富李嘉誠商業嗅覺「寶刀未老」，但隨着港澳辦接連轉載《大公報》發表的批評文章，風向驟變，事件迅速升級為一場關於企業的國家責任的爭議。其中核心問題在於：當資本力量觸及國家戰略底線時，責任邊界何在？這是香港過往鮮少意識到的問題，但長和風波實實在在地證明，在國際格局劇變與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香港已無法迴避這一挑戰。

從商業角度來看，長和的出售決策並非無理。從和記2024年年報來看，港口業務只佔總收入的9%，EBITDA（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利潤）佔13%，其中香港和內地約10個港口年收益率穩定在9%以上，被出售的海外港口資產整體回報率只有5%左右。隨着全球貿易增速放緩、逆全球化趨勢加劇，以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港口業務的長期收益不確定性增加。李嘉誠選擇在此時出售海外港口資產，既是對市場風險的預判，也是踐行對其「不賺最後一個銅板」的商業哲學。

商業並非真空進行

然而，商業行為並非總能在真空中進行，尤其是涉及關鍵戰略資產和國際政治博弈。此次交易涉及的港口資產，對於全球貿易格局和中美競爭具有重要意義。美國以及它的盟友可能通過此次收購進一步加強對全球關鍵港口的控制，從而在未來的國際貿易和地緣政治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能夠孤立地「在商言商」嗎？顯然不行。這也解釋了為何《大公報》會口誅筆伐，批評長和交易「是沒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敦促長和「在大事大節大義前應當三思，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麼立場、站在哪一邊」。

《大公報》被視為中央在港喉舌，如果說其「官方」身份還有斟酌空間，隨着港澳辦接連轉載其兩篇評論《莫天真、勿糊塗》和《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　以及轉發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網頁留言「商人也有祖國」，再加上更多媒體針對李嘉誠和長和作出激烈批評卻沒被制止，就無法不看作是中央在表態了。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自己的表達方法，中央也向香港喊話的方法。「為何如此輕易將這麼多重要港口轉讓給不懷好意的美國勢力？」「表面宣稱的商業行為暗中藏着怎樣的政治算計？」「所謂『精明』的交易有沒有考量國家民族利益？」「這般選擇是否在助紂為虐、貽害中國和世界？」「在大是大非面前，當事的企業家應怎麼取捨，帶領企業駛向何方？」都是從北京角度提出的質問。

相較於2015年《人民日報》在《對李嘉誠，與其挽留不如目送》一文中「資本沒有國界，但商人有祖國」的含蓄表達，今次由《大公報》掀起的一系列批評單刀直入，甚至帶有幾分「喊打喊殺」，難免有些嚇壞香港社會。那麼，香港需要驚慌失措嗎？也不盡然，而是要習慣北京的語言，然後找到自洽的邏輯。特首李家超周二對事件的回應就拿捏得宜，他首先指出，「社會就事件有很多議論，這反映社會對事件的關切，這些關切值得重視」；其次強調，「特區政府要求外國政府為企業，包括香港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環境，我們反對在國際經貿關係中使用脅迫或者施壓的手段」；最後明確，「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和規則的要求，特區會依法、依規處理」。這番話既批評美國運用國家力量脅迫施壓，也提醒長和要權衡輕重。

香港需自我調整迎變局

或許很多人會說，長和出售港口，怎麼就不能是「在商言商」的商業行為？在2018年之前也許還可以這樣說，然而，近年來，美國整天把「國家安全」掛在嘴邊，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各種霸凌制裁，從加徵關稅到科技戰，再到企圖強搶TikTok，早就脫離了「在商言商」範疇。在這種背景下，涉及關鍵戰略資產的交易，必然會受到更嚴格的審視。

香港不少老牌企業是買辦模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紀80年代起，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規則之下，他們利用香港作為內地與外部資本之間的「中介」身份，對接國際資本，兩頭吃差價。這種依附性資本模式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他們只需當好「中間商」，不需要明確的政治站隊。不過，香港應該意識到，一個新舊時代的切換正在發生。2016年可以說是個分水嶺。就在那一年，韓國同意部署薩德導彈，中國迅速反制，樂天超市從中國市場秒退，三星公司在華業務也受到重創。這表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政治風險遠大於商業風險。

更大的衝擊來自同年贏得美國大選的特朗普。特朗普上台後，隨着貿易戰的開打，中美的結構性矛盾走上了枱面，基於舊時代背景下的套利模式開始失效。在中美兩強對抗升級的大背景下，企業被迫選邊，站隊成為必答題：要麼像華為那樣，綁定國家戰略，要麼像蘋果那樣，遊說美國政府。而且在激烈的博弈中可以看到，企業若想要在新時代矗立風中，規則是「自主技術+國家利益綁定」。

李嘉誠受委屈了嗎？

此次事件的核心問題在於：當資本力量觸及國家戰略底線時，責任邊界何在？這並非一個新問題，但在中美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愈發突顯。首先，美國在貿易戰中的行為已表明，國家力量可以輕易干預商業活動。例如，美國政府一紙命令就能讓高通等晶片巨頭聯合絞殺中國市場。其次，全球商業史從未脫離政治底色。日本綜合商社、韓國財閥的崛起，無一不是政府產業政策的產物；中國改革開放培育出的企業家群體，無一不是受益於制度紅利與市場機遇的雙重饋贈。由此看來，企業需不需要背靠國家？最後，如果長和賣碼頭之事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會聽之任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換成美國商人出售關鍵戰略資產，估計特朗普會第一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辱罵，然後命令聯邦調查局對其查個底朝天。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面前，需要更高的站位和更長遠的眼光。國家的繁榮穩定是企業發展的根基，維護國家利益並不只是國有企業的責任。不論國資、民企，港資，都是一樣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企業家既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但也不該淪為政治工具。資本可以是助推器，但絕不能成為方向舵；商業理性需要尊重，但絕不能凌駕於國家意志之上。如何在商業利益與國家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這個問題，不止李嘉誠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