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和賣巴拿馬碼頭｜為什麼李嘉誠李澤鉅不能夠「在商言商」？
長和賣港口為什麼引起巨大爭議？如果是筆無關緊要的生意，比如賣一個玩具廠，買一個寫字樓，可以說是「在商言商」，由賣家買家達成協議交易就行了，不用考慮國家政治，但是當交易涉及到二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多家港口，這樣的交易早就超出了單純的「商」的範疇，開始對整個產業格局分佈和國家利益產生影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不從更宏觀的經濟乃至國家安全層面進行審視。
長和做這麼大一筆交易，對象是分佈於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它不光是一筆家族生意，更是分佈於全球關鍵地帶的、對國家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關鍵資產。在中美正進行戰略對抗，在全球圍繞各利益目標展開激烈爭奪的大背景下，把這筆戰略資產賣給美國，確實會將中國置於非常不利的位置。
事實上，很多跨國企業併購案例，政治力量都會介入，會進行反壟斷或國家安全審查。所謂的「在商言商」，在重大國際交易中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假議題，而且把商業問題政治化的，恰恰正是這幾百年一直高喊所謂「自由貿易」的歐美各國。
商業問題政治化 歐美是始作俑者
舉例來說，中國若想收購光刻機巨頭ASML，不光荷蘭和歐盟不會同意，連美國也一定不會同意。美國有外國投資委員會，就是專門對在美國的投資與併購進行安全審查。日本製鐵想要購買美國鋼鐵公司，結果就被美國拜登政府以有損美國經濟安全為由否決。特朗普要奪回巴拿馬運河，不也是從中美對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需要考慮？過去多年，無論歐洲在美國的併購，或是美國在歐洲的併購，甚至他們分別在第三國的併購，只要交易對象足夠大，都要經過繁瑣的反壟斷或安全審查，被否決的案例比比皆是。
盟國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正激烈競爭的中美之間？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坐視長和把這些港口賣給貝萊德，眼見這些資產從一家中國香港控制的資產變成由美國公司控制的資產？香港首先是「中國香港」，不是「世界香港」，更不是「美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要對國家盡到它的政治責任，在香港這個城市的資本巨頭也必然要比一般人一般企業承擔更多政治責任。
特朗普再次上任後正加緊對中國進行打壓遏制，明確聲稱要把巴拿馬運河「從中國手裏奪回美國」，而且還要對中國停靠美國港口的船舶徵收每艘高達上百萬元進港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筆交易若成功實施，誰知道以後美國會不會利用對這些港口的控制權對中國商船進出設限，從而對中國的經濟安全和全球貿易構成嚴重潛在危險？
在這筆交易中，毋庸置疑，特朗普政府動用國家力量進行施壓，他本人甚至放言威脅，而且通過操縱巴拿馬政府對長和擁有的兩個港口進行所謂「審計」。這是李嘉誠賣掉港口的重要原因。美國是個為維護自身利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國家，而且是世界頭號強國，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更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在這樣巨大的政治脅迫壓力下，靠長和一個公司去對抗去博弈，確實力不從心。事實上長和也不具備任何對抗博弈能力，而且還可能給公司旗下其他產業帶來關聯風險，甚至是像華為孟晚舟被扣留綁架那樣的風險。
李嘉誠沒有繃緊「政治」這根弦
可能正是由於這個擔憂，長和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態，為避免整個集團陷入中美對抗的漩渦，從規避風險考慮，做出了賣掉港口的決定，這也符合李嘉誠長期以來重視風險規避的經營哲學。說李嘉誠是什麼漢奸，賣國賊，在關鍵時候出賣國家利益，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這個帽子扣得太大了。至少從主觀動機上，李嘉誠不是這種人，也沒必要做這種人。他只是沒有繃緊「政治」這根弦，在美國的脅迫壓力下急於出手，沒有過多考慮可能對中國在中美對抗中帶來的不利因素就倉促做出了決定。殊不知，恰恰是這樣的一個想遠離中美對抗的避險做法，反而把自己放到了中美對抗的前緣，給自己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和被動。
其實，在特朗普脅迫下的長和，完全可以通過特定管道與國家溝通，借助國家力量，以國家為後盾來處理這個事情。以李嘉誠的人脈和長和的體量，大概不會有人認為他們和中央沒有溝通管道。如果雙方能事先進行充分溝通，長和主動提出尋求國家幫助，或者退一萬步講，哪怕長和在交易前和中央打個招呼，徵求一下中央意見，或是為避免陷入中美對抗風險提出把這些港口賣給內地國資控制的港口或遠洋運輸集團，中央也一定會慎重考慮，會從大局出發做出安排。
中央當然希望港資巨頭在中美對抗的關鍵時刻能挺身而上，靠得住，為國家利益在商業戰場衝鋒陷陣。但另一方面，從香港的特殊情況出發，中央也一定不會勉為其難，硬趕鴨子上架，要求港資巨頭去打前鋒。只要港資在關鍵時候心裏有國家，能考慮到國家整體利益和經濟安全，有政治的這根弦，中央就已經很欣慰了。若長和提出請求，中央一定會從實際出發做出妥善安排，一方面確保企業實體利益，一方面最大化國家利益。
遺憾的是，從這件事曝光後的情況看，長和和中央顯然沒有提前做這樣的溝通，或者至少雙方的溝通是不充分、不暢通的。這是長和作為一個有重要影響的資本巨頭必須反思的地方，有關部門以後在工作中也應該強化主動作為精神和國家政治經濟安全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