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管治團隊離地萬丈　重拾領導力刻不容緩

特區政府停止《逃犯條例》修訂工作以後，香港亂局未見平息，社會遲遲無法重回正軌，這是任何熱愛香港的人都不願看到的。既然問題出現了，那就應該解決，但第一步是弄清問題根源。我們在上兩期社論中指出，近期的連場衝突只是社會困局的縮影，其根源在於深層次結構矛盾極其嚴峻，而經濟更是這種矛盾的中心。當局理應摒棄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積極推動經濟改革，為香港建立一個全新的經濟結構，藉此化解深層次結構矛盾。假如港府繼續不作為，對問題聽之任之，香港只會繼續折騰。

可嘆的是，執政者依舊活在夢中。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一（7月22日）見記者時，承認政府「有些工作做得不好」，「施政令社會有些怨氣」，表明官員「希望找到怨氣的根源」。在香港經歷連場警民衝突後，市民怨氣無以復加，林鄭居然還停留在「尋找問題根源」，而非「解決問題」的階段，其政治觸覺之遲鈍、對社會經濟問題認識之不足、執政能力之低下，實在令市民欲哭無淚。

政府令人失望，作為執政盟友的建制派也「不遑多讓」。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出身公務員體系的葉劉淑儀上周二（7月23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晤時，提議以免審查形式，向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8,000元津貼，與「基層市民共渡時艱」。《香港01》曾多次批評，「派錢」看似慷慨，潛意識裏只反映政府認為可藉此麻痺市民，將市民當作貓貓狗狗，只知道索要貓糧狗餅。顯然，管治精英根本沒有能力直面深層次結構矛盾問題。各界必須質問執政聯盟，香港已「衰到貼地」，為何仍弄不懂香港面對什麼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

概念認知嚴重偏差企業絕非經濟全部

何謂經濟結構？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要弄清何謂經濟。這個看似容易解答的問題，其實就是所有矛盾的起點。一些人認為，經濟就是資源管理，或者是生產能力的管理，包括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增減。這種觀點並不準確，因為它把對經濟的理解局限於對生產過程的簡單認識上，而由於企業是生產的主導者，這種認識便把經濟集中在企業身上，企業的蓬勃發展於是成為一些人眼中經濟增長的前提，甚至是衡量經濟表現的標準。這種理解當然是錯誤的。

經濟當然與生產相關，因此亦與企業相關，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切面。以消費為例，它可以是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消費，但更重要的是，勞動者在參與生產之後，透過增加自己的收入，分享經濟成果。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如果一切理想，企業和勞動者可以實現共同富裕，唯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在過去百多年，各個經濟體不斷面對各種挑戰，不斷進行改革，但即使這樣，我們依然看到這些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各種衝突不斷。

產業結構分配結構兩者俱重不可偏差

經濟改革不應只針對某個切面，而是應該改變整個經濟結構，也就是徹底改變經濟的運行方式。舉例言之，日本就把戰前以軍工產業為基礎的經濟結構，轉變為戰後以高端電子產品和汽車製造為主的製造型經濟；台灣也在蔣經國治下，把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高科技製造為主的生產型經濟。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值得參考—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建設，還是最近十年加快高科技製造式經濟建設，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結構改革。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改革雖然是結構性的，但大多局限於「產業結構」，並沒有觸及「分配結構」。在生產以外，經濟成果的分配經常備受忽略，但它是經濟結構的關鍵部份，因為沒有分配，經濟根本無法形成良性循環，難以繼續支持生產。

在早期的分配中，工資就是分配的全部，但由於資本家的逐利本質，企業處於競爭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工資很快變得不足以支撐勞動者的再生產。為了支撐經濟運行，西方經濟體不得不進行所謂「二次分配」。具體而言，這種分配主要通過對企業徵稅，再通過福利來實現。但儘管如此，不少國家依然被指「分配不公」，社會上絕大多數衝突就來自這種分配不公。這亦是多個發達經濟體雖然進行了產業結構改革，卻依然無法避免社會衝突頻仍的原因。

新加坡能推動改革香港緣何踟躇不前

回到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妥善處理產業結構改革和分配結構改革這兩大問題。先談產業結構改革，香港產業結構從來都是被動型的，一直依賴外部環境變化：1950年韓戰爆發，促使本港從轉口貿易型經濟轉變為輕工業生產型經濟；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製造業逐漸北移，服務業成為本地經濟主流。在上述兩次轉型中，港府嚴格而言根本沒有主動推行產業結構改革，本港產業結構的調整，實際上都由外部環境變化所帶動。

再談分配結構改革。四大地產商壟斷了房地產、零售、基建、電訊、港口，乃至金融等行業，基本上掌控了香港經濟、民生命脈。地產霸權涉及龐大利益，當中的關係網更是盤根錯節，而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更變相縱容許財團進一步坐大。

地產商壟斷經濟，其實不利分配：一來，這鞏固甚至加劇本已存在的、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問題，令貧富懸殊更趨嚴重；二來，地產主導的經濟缺乏創新能力，以致香港無法通過增強創造力而提升生產效率，帶動經濟整體發展，遑論讓更多人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只要和新加坡比較，我們就可看到香港有多不濟。兩地經濟規模相若，同屬外向型自由經濟體，而且都靠轉口貿易起家。相異之處在於，新加坡從立國開始，一直根據世界經濟變化，主動進行各種產業發展規劃，其煉油、電子、化工、造船等行業，為不同時期的新加坡經濟提供動能。相較之下，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驅動經濟發展的動能嚴重不足。

香港的問題已去到驚心動魄的地步。以工資為例，其增長速度之慢，明顯追不上樓價、租金、交通費的升幅。更令人扼腕的是，政府毫無進行二次分配的意識，以致香港的福利體系或許是發達經濟體內最吝嗇的。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出現「平行時空」：一方面，它有無數億萬富豪，港府亦長期錄得財政盈餘；另一方面，香港成為「劏房之都」，許多基層市民苦苦輪候公屋，連理應安享晚年的老翁亦要「執紙皮」。

港府必須主動出擊衝破阻力直搗結構

究竟是香港政府不認識香港的經濟結構問題，還是她明知問題所在，卻不認為有必要直視這些問題？這是社會必須探究的。《香港01》認為，有關問題早已清楚無誤地擺放在大家面前，因此我們無法理解，為何港府仍舊活在夢中。

單從林鄭月娥過去兩年的工作，以及過往多年政府高層的表現來看，或許我們必須承認，這些「管治精英」根本不認識問題，昧於形勢，甚至是被「自由市場」、「大市場、小政府」之類的教條和意識形態所遮蔽，完全無視社會已經存在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即使林鄭本身已被置於矛盾的中心。

當下，港府必先認識經濟結構的挑戰所在，從香港獨特的問題出發，直面矛盾。在經濟改革上，她必須發揮主導作用，包括引導社會對這種經濟結構調整進行討論，繼而建立共識，一起面對挑戰。

具體來說，當局必須協助各個行業進行調整，逐步建立新興產業的人才儲備，為各種新型產業提供基建支援和發展空間。與此同時，她必須管控傳統利益結構對新興產業發展的制約，包括高昂的租金；對於勞動者在經濟轉型過渡階段內面對收入持續低迷的情況，政府理應提供各種紓緩措施，例如廣建公屋、大幅調低交通成本，以及為老年人提供適切退休保障。同樣重要的是，政府須全面改革教育體制，減輕教育成本負擔，讓產業發展與教育雙軌並行，建立以人才和知識為本的新型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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