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少年強則香港強 莫失掉一代人
上周六（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重新徵詢意見，不設時限，為社會怨氣降溫。這一次年輕人走上街頭，甚至有一些人以武相抗，既反映他們不滿政府提出的修例，也反映他們對內地存在嚴重不信任與偏見。然而，這股龐大的怨氣更似是積累已久，折射了年輕人被種種社會不公壓迫，面對未明前路的沮喪，任何可能激發情緒的因素，都可能將他們推向街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官員繼續如在夢中，不去正視問題的本質，只會讓青年陷入抗爭的漩渦，未能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凡大型社會衝突均有其複雜成因，簡單將它定性必然失真。香港中文大學近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頗能勾勒出這場衝突的輪廓，觀乎調查結果，15至39歲年齡層反對修例的受訪者，遠多於同齡的支持修例者達四至五倍；這個年齡層反對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歲受訪者以及60歲或以上受訪者為多，由此可以推斷較年輕群體是這場衝突的主體。
青年不信一國兩制 香港官員應負重責
6月9日的大型遊行及6月12日的大規模衝突確實與《逃犯條例》修訂有關，但從「反送中」這民粹口號就可看到事件反映的偏見和對內地的誤解，這裏既有歷史原因，亦有嚴重和有意的誤導，令部份示威者將抗爭視為撤回條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條例本身的法理基礎，包括將移交罪行收窄至嚴重罪行等折中方案。其實，「反送中」三字的內容既空洞又具體，空洞之處在於，它幾乎掏空了條例的所有細節內容和法理認識；具體之處在於，它勾起了港人對內地的不信任和恐懼情緒。
以「兩地區隔」理解「一國兩制」是不妥的，但民間充斥錯誤或被誤導的認識，而且香港被殖民百多年，市民對國家的觀念甚為模糊，就算是自稱愛國者，愛的也很可能只是極為抽象的「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故此，港府官員有很大責任去改變這種現象，讓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強對中國和中國人身份的認識，挽回人心。可惜的是，他們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
以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為例，政府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倉促修例，事到如今仍狡辯，未免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雖然有諺語這樣說：「謊言說多了便會成真」，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個現實：當謊言荒謬到一定程度，再說下去只會讓說謊者徹底失信於人。這些官員為何會以為他們的拙劣手段能夠收效？回歸以來，政府推動教改、增加大學生比率，目的不就是提升青年的獨立思考能力嗎？政府在修例過程中，更多次讓「商」不讓「民」，也為民怨火上加油。提出、散播「反送中」口號的媒體、政客固然需要被嚴厲譴責，但毋庸置疑，政府的無能、離地為民粹提供了極佳的滋長空間。
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七一」遊行、2012年的學生反國教運動，均是政府不恤民情、手法粗暴引發，若政府能有序、有道地推進政策，社會不應陷於如斯亂局。但官員未有汲取教訓，反將問題愈理愈亂，甚至將理應是社會發展中堅勢力的青年逼上街頭。
一些人會將問題歸咎反對派、民粹媒體「誤導」年輕人，但香港本來就是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也因為如此，官員應該具備較高的管治智慧。有些人或許會這樣嘲諷政府，認為政府如果有本事，也可以「誤導」市民去支持修例。更何況，民主派與民陣等組織根本沒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不可能動員大批年輕人上街。就算是一些輿論嘗試誤導民意、製造偏見、激化矛盾，但將青年自發參與遊行示威說成是愚蠢行事，只會令他們感到受侮辱，也是自欺欺人，對調和社會矛盾無益於事。
回歸已逾二十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優勢的前提下，中港兩地應有序融合，但我們要問，官員有這樣的智慧、能力去推進「一國兩制」的新常態嗎？如果他們再不自省、自強，那麼，他們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尤甚於那些偏執、教條地看待「一國兩制」的反對派。
如果此際歌舞昇平 青年何以走上街頭
在上周六的記者會，林鄭指出有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待解，但明眼人皆見，政府根本沒有決心根治社會問題。《香港01》一再強調，回歸以來連場政治抗爭只是表象，驅動這些衝突和不斷積累怨氣的，還有自殖民地政府以來一直「重商輕民」的管治方針，以及其所引致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困局，如果官員不去正視，只知道在政策層面小修小補、「派糖」了事，社會衝突只會無日無之，市民的怨氣只是等待下一個爆發點。
香港政府一直知道房屋為香港公共事務的重中之重，林鄭上任後，房價仍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出租公屋的輪候年期屢屢創下歷史新高，居於不適切居所者不計其數。荒謬的是，林鄭並沒有急民所急，在耽擱持久的「土地大辯論」過後，依舊以蜻蜓點水的方式應對社會沉痾，未有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作建屋、大規模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手上的農地。年輕人看到如此施政，大概已感絕望。
青年人安居無望，薪金也鮮見增長。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生收入的平均數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面對青年困局，官員少有思量如何為青年創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業的產業政策。
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其實並非一無所知，上月勞工及福利局遞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到2027年，「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力資源短缺為7.7萬人，「高中」和「學士」亦分別短缺4.3萬人和5.1萬人，但「研究院」學歷者的人力資源過剩卻達1.6萬人。由此觀之，香港的未來不利於高學歷青年，更令人憂心香港將來會否仍有高薪酬產業，為青年帶來好工。難怪一些具碩博學歷者感嘆自己一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辛苦習得的知識竟成一生負累。
以上只是社會問題之一二，它們盤根錯節、不斷累積，早已使社會成為火藥庫。可以肯定，就算政府這次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如果這些問題未有解決，社會衝突只會在另一次偶然情況下爆發。但是，官員對此有所認識嗎？在6月12日的衝突過後，竟然有傳政府希望透過「派糖」來平息民怨，這種荒謬的邏輯，卻是政府一以貫之的做法。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根本無助青年找到出路，他們更希望社會能夠給他們適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勞工保障，但政府官員卻不知民欲，一直沉醉於善治的幻象當中。
為青年創美好將來 應是管治重中之重
此際是夏日好時光，年輕人原本應該與同輩結伴同遊，到世界各地增長見聞，有誰希望走上街頭捱警棍、捱催淚彈，甚至因罪入獄而前途盡失？其實，6月12日在場的警員也不乏青澀面孔，他們只求一份穩定工作，有誰想跟自己的同輩在街頭相抗，甚或被社會責難？政府為什麼要讓青年陷入如斯困局？
年輕人是社會棟樑，為人父母者必然希望子女有美好前程，而香港的管治者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香港，理應為年輕人創造美好將來。逾百年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指出「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此文寫於戊戌變法失敗後，當時國運衰頹，希望激發青年改變國運。今日香港的情況與當日的中國固然相殊，但任何一個心繫國運的政治家，都必然視青年為不可失掉的一群。
當港島交通幹道在剛過去的周日再被示威人潮淹沒時，林鄭發表聲明，就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向市民致歉。我們期望她與香港的管治團隊躬身自省，如聲明中所言，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並加以改進，繼而重訂施政方針，讓這一代年輕人由抗爭者轉化成社會的建設力量，為自己、香港、國家的前程譜寫美好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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