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社會躁動難安　人盡其才是出路

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抗爭運動至今仍未平息，更曾經出現愈演愈烈之勢，對此有識之士無不深感憂慮。《香港01》一直主張，若要從根本上「拆彈」，政府必須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尤其要在經濟產業結構，以及社會治理上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所有我們提倡的改革，歸根究柢都是有關社會與「人」的關係。換言之，政府必須領導社會為市民創造自我實踐的空間和機會，務求達致「人盡其才」，營造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真正建立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社會。倘若他們無所寄託，社會勢必躁動不安。

長久以來，香港被定義為「經濟城市」，香港人則是「經濟動物」。受到上述邏輯影響，賺錢能力往往是衡量一個人是否「人才」的主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只可惜，香港語境下的「人才」通常與金融、地產、專業服務緊密相連，當中的「才俊」或「精英」，更是位居企業高層、腰纏萬貫、住豪宅、出入名車代步。他們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對社會進步發揮作用，可以肯定。然而，如果他們同時是社會浮躁、阻礙發展的原因，讓社會的發展空間愈走愈窄，就只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社會過度迷信財富指標，無視社會是由形形色色具有不同才能的人組成，容不下這些人為社會作出有形無形的貢獻，肯定失之偏頗，甚至扭曲了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近年，一些年長人士和官員一樣，動輒指摘「廢青」，質疑他們「為什麼不努力」，卻不檢討這個社會什麼時候開始不再討論如何為年輕人提供自我實踐的空間和機會。他們以為這種指摘是在維持公道，事實上只是企圖炫耀自己的成就，卻忽略一個事實，他們的成就原來也是社會曾經為他們提供過發展的環境而獲得的。一個健康的社會絕對不會容許小人橫行霸道，不論你多有錢，而且社會衝突一定會將自私小人的活動空間一步步消滅掉。

社會欠缺合適位置　人才難施一己之長

香港人習慣以狹隘視角看人才，早就見怪不怪。舉例而言，許多人對社運歌曲《民主會戰勝歸來》耳熟能詳，但未必知道英年早逝的填詞人林律希是何方神聖。據了解，林律希自幼醉心音樂，認為香港的壓迫式教育把他塞得「比填鴨更填鴨」，把他綁得「比大閘蟹更大閘蟹」。他從墨爾本大學音樂系畢業後返港，打算大展拳腳，卻經常遭人取笑「紅了再說」。他無法透過音樂創作取得報酬，結果被迫到粥店、電器店打工維生。

這裏並非貶低粥店和電器店，但擁有音樂才華的林律希無法在香港找到合適位置，確實令人惋惜。某程度上，其際遇只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反映在這個號稱「全民就業」、實際上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苦力城市」，許多人不是有選擇地發揮所長，而是被迫放棄所長，為口奔馳。平情而論，「搵錢」沒有問題，但一個單以「搵錢」為尚的社會是不健康的，更不會持久，其他方面的人才理應受到同樣的尊重，而且應該獲得合理的報酬，否則，懷才不遇者只會鬱鬱不得志，致使社會怨氣不斷累積，而且成為壓力煲。

培育人才的目的是什麼？有些人認為就是要提高生產力，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這種想法或許無可厚非，但絕不全面，或者說生產力就只是指經濟生產嗎？一名教師或音樂家就不是生產的責任人嗎？只有產生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活動才屬於經濟嗎？就算是從GDP視角看社會，其終極目標也是容許勞動者在更短時間內完成經濟生產，從而能夠讓自己有餘暇施展才華，這既對社會建設起積極作用，更是社會關係賴以維持的基礎。人是生產活動的主人，而不是生產活動的奴隸。經濟的最重要作用就是讓社會人才輩出，擺脫庸俗、浮躁、單一，變得百花齊放，變得更蓬勃、更有朝氣，才是社會存在的根本意義，是經濟服務社會發展的價值所在。

在兩岸三地以至國際社會，香港從來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城市，對形形色色的本地和海外人才，理應具備海納百川的胸襟。可惜的是，香港社會似乎仍未具備容納各類型人才的生態。為什麼一個如此發達的國際大都會，竟然無法為金融、地產、專業服務以外的其他人才提供空間？這是香港社會各個階層都必須反省的。對此，我們認為應該多管齊下，通過政策和觀念上的改變，為人盡其才創造條件。

撼動深層結構矛盾　拓展人才創業空間

首先，政府必須撼動深層次結構矛盾，幫助人民獲得足以自我實踐的經濟空間和機會。眾所周知，香港受到既得利益體系的約束，特別是地產霸權的羈絆，經濟壟斷變相封殺了創新科技、藝術創作等產業的發展。對於不想從事傳統產業、懷有「另類想法」的青年來說，他們只能在發展自己所長的領域做艱苦的開荒牛，承受開荒失敗的巨大風險。這種環境只會培育出一大批心裏藏着冤屈、怒氣的年輕人，他們並非要飛黃騰達，更不是要佔據別人的財富，而是要為自己找到一片能夠看得見天的小草地，實不為過，更是社會給自己的年輕人應有的扶持。

在人均收入超過四萬美元、早已晉身發達地區的香港，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卻無法追尋自己的事業，這是不理想的。政府理應大力改革經濟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多元化，調整過度側重地產、金融的經濟格局，將資源投向擴寬經濟結構「容量」，為市民特別是年輕人開拓更多想像空間。例如針對類似林律希的情況，政府大可仿效台灣文化部，設置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透過資助樂隊錄製唱片、赴外國出席國際級音樂節，以及支援Live House營運等方式，促進影視、音樂等流行文化活動發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影視文化曾稱雄華人社會，只要重新起步，並非沒有再創高峰的可能。

除此之外，政府亦須理順教育與人才的關係。教育開支在香港最近六個財政年度中，每年佔GDP介乎3.3%至3.9%，因此在某程度上，港府相當重視教育；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政府好像是給了錢就「大晒」，任何批評都好像不合理，其實本地教育體制有一個重大缺陷——不斷叫人讀書進修，卻沒有正視課程設計無法為志向不同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導致人才錯配，更關鍵的是，培養出來的人才根本沒有舒展才能的社會及經濟環境，讓人感覺到讀什麼科目都只是要去做地產或保險經紀。

容許年輕人按照自身能力和追求，選擇適合的課程，這是政府應該提供的。較早前，政府轄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進行公開諮詢，建議設立「技術學士學位」或「理工學位」等以實用技能為主的職專學位，方向正確。但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當局不應只在大學層面作出改革，而是應該更進一步，對中學學制作出調整。具體來說，政府應效法德國、新加坡等同樣先進的地區，復興職業高中課程供初中畢業生選擇，以免他們把時間花費在不感興趣的科目上。

擴闊人文環境容量　不同人才須獲尊重

當然，單從政策層面改革並不足夠，如何令社會觀念出現相應轉變，繼而提升人文環境對各類人才的包容度，亦非常重要。持有劍橋大學法律學位的「十優港姐」麥明詩選擇在演藝界發展時，有人質疑她為何不當律師「搵真銀」。這不單反映香港依然欠缺多元的人文環境，而且缺乏理解不同人各自發揮才能的社會共識。事實上，音樂人可能只想要一間租金適宜的Band房，孵化膾炙人口的音樂創作，受過師範教育的畢業生可能只想在教學崗位作育英才、為人師表，廚師或許只想設計更多讓顧客滿意的食譜，偶然之間在社交群體成為達人。他們並不奢望能大富大貴，通過安份工作為自己提供生活保障，繼而追求一點兒理想，難道這就不是人才嗎？

當社會習慣把「搵錢」能力和人才定義等同，「另類人才」難免會受到輕視，甚至質疑。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找到合適位置和機會，人人都可在各自的領域翱翔，從而貢獻社會，但前提是，人文環境有足夠「容量」，而不是將這些「唔識搵錢」的人視作「低人一等」。

香港社會的一大問題，在於只用財富角度判定人之高下，對人才的定義過於狹隘。財富本身沒有罪過，但一個合理的社會，絕不應該憑單一指標判定人的社會價值，將其狹隘地只考慮財富上的「贏」和「輸」，好像生命就是一場無規則拳賽，這顯然是愚蠢和不符合現實的，更對香港發展毫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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