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三中全會精神啟示：治港者要敢說「香港改革」！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決定》，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7月23日）在北京會見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明確要求香港「銳意改革，主動作為」。此前，治港者們紛紛積極回應香港應該把握國家改革機遇，但鮮少談及要向國家學習「改革」精神，更加不會承認香港需要結構性的改革。然而，資深港澳問題研究人士早已指出，香港須以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目前正值香港改革最好時候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等字句就不時出現在官方論述當中，但從沒被中央領導直接引用於治港論調。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首次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然而，治港者們鮮少提起這些關鍵詞語。2024年7月18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決定》，及後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明確要求香港「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並且「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推進香港由治及興」。
此前，治港者們熱烈祝賀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並且積極回應香港大有可為；不過，只有少數資深港澳問題研究人士能夠從「國家改革」反思「香港改革」，因為治港精英向來忌諱「改革」一詞，有些人將其與「革命」混為一談，有些人則以為和「認衰」無異，還有些人認定一旦「改革」就會觸及某些群體利益，故以「改變」或「變革」等含混其詞。事實上，「改革」是指對舊有的生產關係、利益結構、上層建築等作出根本性的重構，並非簡單的線性的調整。
早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內地資深媒體人「靖海侯」（筆名）曾經撰寫《香港的改革期待》一文，指出香港需要「清楚畫出一條路徑、找到一些槓桿，讓人看到她作為成熟經濟體仍然具有潛力、再次涅槃的空間」，甚或「唯有直面改革難題、科學確定改革路線、系統制定改革舉措，有立的決心、破的勇氣，敢於再造新時代發展機制和社會機體，香港才能守住優勢地位」。他又認為，目前正值香港改革最好時候，但仍需要凝聚改革共識。
至於如何理解「改革」，靖海侯就此提出四大認識：第一，改革不是顛覆，不涉及根本體制和內在邏輯，恰恰相反，改革正是為了根本體制和基本機制的穩定性和自洽性；第二，改革不是修補，零敲碎打和裝裱粉飾不是改革，改革要有具規模、見聲勢，表現為一種發展革新的整體氣象；第三，改革不是折衷，利益固化以致活力被壓制是改革的原因，破除藩籬以求動能再激活是改革的路徑，改革須取捨；第四，改革不是活動，是深層次地打通發展的堵點，用調整機制傳導發展的意志，改革必然觸及遊戲規則且影響長遠。他又強調，「不是修訂幾個制度就是改革，不是搞幾次活動就是改革，改革是啃硬骨頭、涉險灘，是刀刃向內、自我革命，需要氣魄、膽識、韌性且往往是要得罪一些人的。」
中央支持香港促進公平公義
三中全會閉幕翌日（7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發表《以三中全會精神推進香港的改革和發展》一文，再為「香港改革」提供一些思考。他指出，現屆特區政府未有向外宣示一套完整、全面、系統性和長遠的改革和發展計劃和策略，而如今不少居民憂慮經濟前景，港府有需要提出一套經過嚴謹研究、深思熟慮和又切實可行的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的發展策略來提振各界信心。
劉兆佳觀察到，部分人仍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中央對港規劃抱持牴觸情緒，故在消極抵制心態之下設置大大小小的障礙。而他認為，這是因為有些人對宏觀和長遠策略研究不熟悉所致，例如經過港英政府長期管治，一些人習慣甚至認同「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或者 「得過且過」（muddling through）的管治理念，並不相信「長遠謀劃」，甚至以為過於「假大空」、沒有實用價值，因而採取輕視蔑視態度。他擔心，「在宏觀和長遠戰略思維不足的情況下，香港很難擘畫長遠和全面的發展路向，更遑論將香港的發展策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銜接」，因而特別期望港府核心加強戰略思維。
劉兆佳又提醒，特區政府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必須不時按照需要對香港的制度和政策進行重大的改革，包括賦予政府更大的法定權利克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和勢力對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阻撓、改革那些對香港全面和長遠發展和推進社會公平公義的公共政策和監管手段等等。他相信，中央政府會給予特區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鼎力支持。
行政長官肩負香港改革重責
談及「香港改革」，早於2021年8月，在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首次對香港政治提出詳盡說明和要求之後，自1980年代參與政治討論的《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率先發表「十大改革認識」系列文章，提出四大要點：第一，「止暴制亂」只是起點，「香港改革」則會成為未來十年主題；第二，推動香港改革的首要困難是「擺正認識」，因為太多人不認為香港存在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尤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群體的精英階層，向來深信香港的分配不均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也就沒有必要進行牽涉利益結構重整的改革舉措；第三，特區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改革的開始，包括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治理經驗，重新理解「有為政府」的領導角色和治理重任，重新檢視「資本主義」的結構缺陷和制度弊端；第四，改革就是要促使現有結構發生變化，「公平正義」則是主導結構變化的首要準則和價值追求，才能真正讓社會整體利益凌駕個體利益。
2022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之後，于品海旋即發表「咁先係改革」系列文章，再次為「香港改革」拋磚引玉：首先，香港應該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缺陷，去除資本主導、兩極分化、物質主義，用全新和樸素的視角看待香港一制，更要借鑒內地的現代化路徑，反思「一國兩制」的進步意義，讓「港人治港」更上一個台階；其次，治港精英早就失去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認識，固守「冷戰時期」的普遍誤解，混淆自由、放任、公平等理念，無法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無法以中國香港為本位；另外，香港缺乏足以讓官商二元結構改變為三足鼎立格局的動能，需要新興力量為社會治理的多樣性建立全新的平衡和方向，促使原來的官商勢力發生變化，降低其消極性和傷害性；最後，「一國兩制」的良性發展要在「雙循環」中取長補短，是能夠吸納社會主義和資本規律積極要素的高效格局，可為國家發展作出全新貢獻。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報告》要求香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于品海發表《兩個「破」和兩個「立」》一文，提出特區政府必須「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這既是「香港改革」的第一步，也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和「破解深層結構矛盾」的第一步；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應該着手完善「行政主導」治理體系，從而釐清社會公眾普遍誤解的「三權分立」體制、糾正長期被商界勢力錯誤定義的權力分配結構、重新確立「有為政府」必須致力消弭社會不公和優先關顧弱勢群體的治理責任。過去兩年，于品海持續就「香港改革」建言——例如近月發表的《什麼是當家人？》，提倡訂立《行政長官法》，詳細說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倫理和權責，全面帶領香港社會進行改革；而近日發表的《發展與改革——三中全會給香港的提示》，則重申香港勿再囿於西方發展理論，而是應以國家為師，認真改革、做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