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之後　香港還有一大「心魔」　必須破儘快破

延宕了26年8個月零19日，香港終於落實《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這個曾被嚴重污名化的燙手山芋，連歷屆特區政府和一眾建制政客都不敢觸碰，但在中央加持之下，特首李家超勇敢帶領治港群體衝破心理關口，克服種種困難，履行憲制責任。正如很多人所指，「有了安全，才有繁榮」；而眾所周知，「安全」只是「繁榮」的基礎，「發展」才是「繁榮」的路徑，「改革」則是「發展」的關鍵——這就有待治港者們打破另一「心魔」，才能不負中央所託。

歷史時刻、光榮使命、國安家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12天的立法審議，89位議員的異口同聲，終於了結歷任官員議員的憾事。不少資深治港者發言時感慨，過去26年礙於反中亂港勢力從中作梗，導致香港一直未能築起國安防線，衍生諸如2014年佔領行動、2016年旺角騷亂、2019年修例風波等社會動盪。誠然，鼓吹「暴力」、「港獨」、「攬炒」的極端分離主義政客固然需要負上極大責任，但以往的建制精英和特區官員也沒有理由置身事外，畢竟那些年來他們也沒有積極推進立法工作，沒有盡責堵塞國安漏洞，沒有致力透過良政善治有效疏導不同階層的焦慮和壓力從而維護社會的安寧和穩定。

這種無可奈何，甚或無能為力，並非無法理解。2002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建議立法，但當時經濟不景，加上政府解說不力，反對者基於偏見和誤解所產生的憂慮和恐懼迅速得到社會響應，立法工作在巨大爭議聲中撤回並擱置。「23條」自此成為「彼之武器，此之禁忌」的圖騰，「成功爭取」的泛民主派找到悲情主義的選舉路徑，「摔了一跤」的特區政府卻形成草木皆兵的心理陰影——繼任特首們也都沒有主動履責，曾蔭權和梁振英集中精力處理政改，林鄭月娥年年重申「營造有利氣氛」，只有李家超上任時承諾「適時推進」；直到2024年，中央大力加持，李家超排除萬難，香港終於破除心魔，「超速」完成立法。

須知道，如果特區未能制定捍衛國家安全的法律，「一國」的事實就無法完整彰顯，「兩制」也就沒有存在意義；而從26年的「國安空白」來看，無論那些治港者們出於什麼緣由，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區隔、被動、消極的心態去實踐「一國兩制」。但那「心魔」，早在「23條立法爭議」出現之前就存在了——很多治港精英都是成長於「六七暴動」之後的「麥理浩改革」所造就的經濟騰飛時期，港英政府透過「疏離子民教育」和「優越意識建構」，植入資本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轉移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矛盾、渲染「都市香港」和「鄉土中國」的對立，而且刻意營造理性管治秩序、突顯西方價值高尚、強化香港身份論述，促使不少香港人對港英殖民形成相當複雜的情感記憶，香港也在如此特殊的歷史進程中發展成為一座被西方現代化想像所籠罩的國際化城市。

以至於，回歸26年，社會上下從來沒有對殖民主義進行深刻批判和系統改造，不同政治立場的精英更是口徑一致，全都避而不談。一些人深信原教旨資本主義「神聖不可侵犯」，並且把「一國兩制的50年不變」窄化成為「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沒有認真檢討資本主義的異化和弊端。一些人以「專業」之名為既得利益護航，藉此左右甚至凌駕政府決策，主導經濟發展路徑和財富分配方式。一些人沉醉於英殖留下的官僚主義傳統，總以「程序公義」為由「故步自封」，甘願從制度的主人淪落成為制度的僕人。還有一些人高呼「愛國」，但對於領導國家的中國共產黨、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共所追求的「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歷史使命全都不太認識，無法準確掌握「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和良性互動。

那「心魔」既是歷史造成的果，也是今天香港的因。無論建制或泛民，不管過去或現在，相信不少精英都無法否認，他們在某程度上有着共同的意識形態追求。第一，他們見證了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發展成就，對於歸屬西方自由主義體系產生「高等華人」的優越感覺，以為只要教條地延續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就能維持香港輝煌；第二，他們收穫了資本壟斷和市場失效等制度缺陷的紅利，被物質主義和利己主義所同化，對分配正義缺乏理解、對弱勢困境毫無感知，把貧富懸殊和階級差距視為繁榮發展的必然產物；第三，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等同民主、自由、公平而社會主義就是威權、專制、偏私的二元對立思維，以為有了「政治民主」就能實踐「經濟自由」從而達到「生活公平」，並且把嚴重傾斜資本的所謂原則奉為圭臬，一再漠視有為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未能透過積極的產業政策和合理的分配機制管理香港社會轉型。

「在繁榮的景象中間也累積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悅中間也埋下了隱憂，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正如200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醒香港，必須調整產業結構才能突破發展困局。可是，治港者並沒有把握時機改革。隨着自由市場失效、經濟動能減弱、財富分配失衡、向上流動停滯、生活品質下降，香港市民難免心生怨氣；加上內地經濟迅速發展，陸港交往越發頻密，激進勢力趁機煽動民粹，把「特區治理不善」歸咎為「內地爭奪資源」，把「西方民主自由」吹捧成「重振輝煌妙藥」，從而將香港問題根源錯誤指向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妄圖重新構建普羅大眾對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想像。一次次政治風波觸發一場場社會運動，年輕人首當其衝誤入歧途，民主派卻躲在「政治正確」背後任由極端份子擺佈，建制派則喊着「愛國愛港」口號扮演「橡皮圖章」，特區政府更是束手無策，只能等待中央進場。

孰是孰非，中央看得清楚，香港也沒有理由簡單歸責任何一方，過往那些本就肩負「高度自治」重任卻因無法擺脫心魔而陷入某種混沌的從政者們更加難辭其咎。經過20多年的折騰和蹉跎，香港終於立法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現屆政府和立法機關的分秒必爭和勇敢擔當絕對值得肯定，但在熱烈歡慶的同時，更加需要保持頭腦清醒，時刻自省自警。正如很多人所指，「有了安全，才有繁榮」；而眾所周知，「安全」只是「繁榮」的基礎，「發展」才是「繁榮」的路徑，「改革」則是「發展」的關鍵——我們衷心期望，治港群體不只會在23條立法上雷厲風行，更加能夠秉承無畏無懼、善作善成的精神，「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從而帶領香港打贏接下來的經濟仗、民生仗，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互促互進，用更能彰顯「一國兩制」優勢和「公平正義」價值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為國家扭轉國際輿論困局——那樣的香港，才不會淪為某些利益、某種意識、某個體系的附庸，更不會在世界風雲變局當中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