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專訪｜曾鈺成十問香港：怎麼可能不改革？

「你要採訪的問題，其實我掙扎了一下。」香港第一大黨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受眼疾影響休養大半年後罕有開腔，就「香港要改革」這重大議題接受《香港01》專訪。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首度要求香港深入領會三中全會精神、「銳意改革，主動作為」，但治港群體普遍未有直面改革議題，而曾鈺成對此憂心忡忡，擔心香港只懂跟風歡呼，未能藉此反思自身不足。他根據三中全會《決定》拋出十個疑問，冀治港者們學習「自我革命」、做好「港人治港」：「之所以掙扎，是因為有些人不喜歡聽，我也不想引起論戰，但大家要認真想一想，香港怎麼可能不改革？」

過去大半年，曾鈺成相當低調，沒有寫文章，也不做訪問。今年2月《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期間，他撰文關注「煽動意圖罪」的打擊面會否過大，卻被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扣上「關鍵時刻造反」的帽子。曾鈺成沒有和後輩計較，但也淡出公眾視線，因為他的左眼在接受角膜移植手術後出現感染，隨後又進行兩次玻璃體切除手術，還要持續滴眼藥水、食口服藥。幾經折騰，視力仍然受到黑點干擾，閱讀起來相當辛苦，乾脆暫停相關事務。

「你要採訪的問題，其實我掙扎了一下。」——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決定》，及後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藉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首次明確要求香港「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並且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銳意改革，主動作為」；不過，治港者們普遍對「改革」二字諱莫如深，而仍在休養的曾鈺成卻答應受訪詳談，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顧慮，畢竟曾被過度解讀，所以需要掙扎。他一再強調，既無意破壞和諧氣氛，也無意引起無謂論戰，只是有些問題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曾鈺成的第一個問題是：當一陣風吹來，大家跟着歡呼叫好、盛讚偉大，但我們能否透徹理解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精神？有否認真想過應該如何貫徹落實到特區治理當中？——這陣「風」，是近年吹起的積極學習中央文件和領導講話之風，從主要官員到各個政黨都會熱烈回應，最常見的就是從中擷取一些「國家好香港好」的字句，加以「感謝」和「支持」，再召開大大小小的研討會，但能否深刻領會和落到實處，就見仁見智了。

那麼，香港應該如何讀懂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曾鈺成用兩次層面去看待：首先，《決定》總結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經驗，系統闡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具體部署未來五年涉及14個方面的改革任務——香港要為國家發揮獨特角色和作用，就要清楚了解國家路向，才能準確準確自身使命；其次，《決定》並非全部直接適用於香港，但當中提出很多國家從「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理念，包括「為何」及「如何」不斷完善上層建築、解放生產關係、適應經濟基礎，都是了不起的值得借鑑的發展經驗，更重要的是——「國家已經創造了經濟奇蹟，都要不停深化改革實現更好發展，香港呢？要不要發展？要不要改革？」

「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決定》第一部交代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鈺成藉着「三個面對」提出他的第二問：香港有沒有面對這些風險挑戰、發展需求和矛盾變化？國家面對這些壓力覺得不改革不行，香港呢？「國際形勢？哦，會過去的？也輪不到我們去做什麼？科技發展？國家如此重視，香港還要攬住金融和地產？至於人民期待？我們充分掌握嗎？我們的政策能夠滿足他們嗎？需要改革嗎？」

至於《決定》羅列的「指導思想」，曾鈺成認為，諸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等，未必直接適用於香港，但一些價值追求，例如「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值得香港反思。這是他的第三問：香港講不講社會公平正義？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追求的公平正義有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現有的扶貧措施是否已經足夠公平？目前的稅收制度是否符合分配正義？老牌民主國家都在掙脫財富分配不公的困境，香港呢？

《決定》提出的「總目標」，衍生了曾鈺成的第四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如何配合國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進程？「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香港呢？我們需要怎樣的經濟體制？我們現在處於什麼樣的水平？怎樣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如何做到「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的「有機結合」？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多種模式，我們需要變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昔日香港的治理體系確實比較現代化，但當下的治理能力是否很高呢？中央總是肯定特區管治，但若問老百姓的看法，大家是否認同呢？

《決定》提到的諸多「原則」，對特區治理改革同樣極具參考價值，這也帶出了曾鈺成的第五個問題：諸如「問題導向」、「守正創新」、「以人民為中心」等等原則，如今不少特區官員和議員都會掛在嘴邊，但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意思？國家對此有一套完成論述，具備科學內涵，而且不斷透過實踐檢驗真理，香港怎麼能夠只是說說而已？

事實上，《決定》提出的改革要務，正是堅持「問題導向」而不斷尋找的解決方案。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他也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著力解決制約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卡點堵點問題、發展環境和民生領域的痛點難點問題、有悖社會公平正義的焦點熱點問題」；因此，他一再要求官員必須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也就要善於發現問題、敢於承認問題、深入研究問題、精準把握問題，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

曾鈺成再問：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更好適應國內的主要矛盾變化，那麼，香港應該怎樣理解這個課題？我們的社會又面對着怎樣的主要矛盾變化？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於這個表述，相信治港群體絕對不會陌生，但又難言完全明白什麼意思。當中涉及兩種轉變：一是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轉變，也就有了對腐敗現象的不滿，對收入分配的擔憂，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關注，對青山綠水和藍天白雲的渴求；二是從「落後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轉變，造成了在踐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保等等價值觀念的制約，直接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上。當習近平一再要求香港必須「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到底又是什麼矛盾和問題？人民要求是否越來越高？經濟發展是否越來越失衡？不同階級之間的張力又是怎樣的？

中央最早於2002年提醒香港必須正視結構性矛盾，而習近平則於2022年7月1日首次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但在過去兩年，治港群體鮮少提起這些關鍵詞語。這也是曾鈺成的第七問：按照習近平的講話，之所以要「積極改革」和「破除藩籬」，是為了釋放社會被壓抑着、所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但是我們是否清楚「藩籬」在哪裏？有否膽量將它們點出來？能否藉此展現勇於改革的意願？

可惜，治港者們都避談「改革」和「藩籬」，即使夏寶龍在三中全會結束後藉見陳茂波時首次從「國家改革」延伸至「香港改革」，但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似乎未能明確掌握有關要求，再次忽略「改革」二字。曾鈺成也感到相當疑惑：香港怎麼可能不說改革？是看不到改革的迫切性？是中央研判特區不宜回應改革？還是某個層級的官僚作祟刻意避談改革？他沒有答案，但不排除特區管治精英仍然有種因循傾向或路徑依賴，以為只要蕭規曹隨就可繼續保持繁榮，甚或強調香港仍然大有優勢所以無需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曾鈺成認為，這種缺乏危機意識和長遠規劃的施政習慣，和港英殖民遺留的管治傳統相關，公務員隊伍擅於執行長官命令，卻疏於自行作出政治判斷，更加不太重視以調查研究為基礎的科學決策。反觀中央，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在中央層面設置專司改革工作的領導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於2018年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掛帥，下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同屬一塊牌子，持續就深改議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可行建議。那麼，香港若要改革，應否成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最高層級「改革委員會」？而特區政府轄下的特首政策組，又能否肩負研究香港如何改革的重任？

「關鍵在於特區政府的領導，如何看待這些研究工作？到底有多重視？」今年77歲的曾鈺成，38歲出任培僑中學校長，45歲創辦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61歲成為立法會主席，69歲展開「香港願景」研究計劃，「當時希望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經驗，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雙普選』、『問責制』、主要官員產生辦法等等問題進行研究，一開始也確實獲得鼓勵，但2019年過後，大家好像不太關注如何改善那些問題了。」

儘管從政經驗相當豐富，但曾鈺成不敢自詡專家，而是提出了第九問：「若要提出改革方案，需要一批對經濟、社會、創科等領域有專業認識的人士進行深入研究，幫助特首思考設計。高官都是好人、叻人，但確實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很多對於特區管治而言相當值得研究的改革，包括為何改、改什麼、如何改，到底有沒有在研究？」例如，2019年年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到「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這項工作進度如何？管治人才的選拔制度是怎樣的？如何保證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又如，2021年年底《「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明確以「雙普選」作為特區民主發展的總目標，「目前的方案是否最好的選擇？需否進行改革？」

中共能夠下定決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關鍵在於敢於自我革命、衝破思想束縛，而「自我革命」正是《中共二十大報告》回答如何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循環的第二個答案——第一個曾於1945年由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對」中給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曾鈺成由此帶出第十個問題：我們的管治團隊，能否說因為有了人民的監督，所以不會行差踏錯？我暫時看不到有這樣的作用，所以大家需要「自我革命」。問題是，如果治港者們覺得自己無風無浪就可完成任期，怎麼會有「自我革命」的動力？

「我最擔心的是，明知道有些深層次問題，卻掩蓋了，對香港沒有長遠願景，只滿足於解決眼前的煩惱，當有一天發現自己落後於形勢，就很難追上了。」曾鈺成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我們要向中央、台灣、全世界證明『港人治港』是非常成功的，就要爭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