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偕行新征程．一｜擺正自己 正視全球新秩序
「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也不像我們當年那麼土了。」2021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如此形容新一代中國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當中的變化。過去百年間，世界格局都由歐美主導，然而，以中國為首的政經力量的崛起，為舊有秩序帶來新的可能性，同時對美國及其主導的「西方世界」構成挑戰。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香港又該怎樣調整「一國兩制」之下對內對外的視角？有責任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的李家超政府，又會怎樣面對全球新秩序？
撰文：郝子雨
（編按：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向來提倡「積極一國兩制」的《香港01》特此發行紀念特刊《與時偕行新征程》，當中收錄昔日七篇深度報道，記載香港進入社會轉型時期的關鍵思考。此乃其一，整合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
一、香港看世界：認清國際新格局
2021年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後首次正式記者會上表示，美中之間的激烈競爭是可以預見的，但中國若想成為全球第一強國，「有我在，休想！」在此前一周的中美阿拉斯加「2+2會談」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強調：「美國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參與世界事務的一個標誌，是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完全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而這正是拜登總統致力重振的。」對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嚴正指出：「我們希望美方在談到普世價值和國際輿論時，考慮一下這樣說是否放心，因為美國並不代表世界，它只代表美國的政府。」
舌劍唇槍背後，是兩個大國對世界的宣言。
儘管雙方在會談中看似「水火不容」，卻遠未到、也不會到「你死我活」的境地。特區政府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指出，中美之間不會出現某方被完全擊敗的情況，因兩國都有着相當的實力，故只會出現「美國不敗，中國不倒」的局面，無論經濟還是軍事，都將是相互平衡的狀態。他又表示，自己慣常稱二者的關係為「美中關係」，因過去幾年的對峙多由美方挑起——美國一直以來都擔憂中國崛起，在所謂的制度、價值及其他方面都有很多衝突，故不單是前任總統特朗普等反華「鷹派」，其實美國朝野現在基本上已有共識，要對中國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
這樣的世界新格局之於香港而言意味着什麼？無論在中美之間，還是國際範圍內，香港都無法獨善其身。1997年香港回歸後，美國在外交及經貿政策上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但香港經歷2019年的社會風波後，美國於2020年5月表示香港已「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故不再繼續享有《美國－香港政策法》中賦予的特殊待遇。《港區國安法》頒布後，時任美國特朗普下令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並制裁內地及香港參與《港區國安法》制訂的相關官員。
到了2021年初，連續二十五年盤踞「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前一年排第2的香港，以及第35位的澳門，被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取消獨立評級和排行榜，今後將與第107位的中國一同參與評分。張炳良直言：「這是在特別針對香港，也意味着大局的變化。在香港被國際環境針對的同時，由於過去兩年發生的事，中央政府也判斷香港已『基本失控』，並認為這是受美國幕後干預所致——香港變成了一個美國針對中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戰場，所以對香港進行了非常大動作的政策調整。」
世界舊有秩序遭到挑戰，各個國家和地區趨於歸邊，香港應如何看待這個正在變化中的世界，有無能力將自己獨立於紛爭之外？顯然，政治現實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沒有理由不站在國家這一邊。
「這是全新的全球地緣政治，對香港而言是全新的格局。」張炳良指出，一方面，與中國處於對峙關係的美國想將香港推向西方，推向一個與美國較友好的關係；另一方面，北京會將香港拉得更緊，逐漸將香港拉到令其覺得安心的軌道上，拉回中國未來發展的軌道上。雙方的一推一拉，正在同時對香港發揮着作用。
對於習近平指出「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張炳良分析：「俯視、仰視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是在雙方關係不對等、不平等下。若有一方是強大的權威，便不會有『平視』一說，如英殖時期，香港人清楚自己不是主人，所以只能仰視『洋人』。『平視』則建基於雙方的平等，更似朋友，而非從屬關係。」
在張炳良眼裏，這些視角的比喻亦適用於內地和香港——內地與香港優勢不同，本應為平視關係，但也出現了一些不自然的俯視、仰視，如過去內地經濟發展落後於香港時，不少港人便有「看不起」內地人的心態。回歸之後，香港作為一個特區，很多時仍需中央作最後定調，所以部份港人或會產生仰視北京的感受。
香港人應抱有怎樣的視角看待自己、內地、美國，甚至世界？年輕政治學者黃裕舜發自肺腑地說：「很多時候，香港是以自己為核心看世界的，是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不難理解，當一直被重點栽培，自然會認為自己是戴着光環的主角。而當香港逐漸失去這個光環時，就不能再用這樣的視角看世界……還想中國圍着你（香港）轉，美國也圍着你轉，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我只覺得荒謬，不切實際，自欺欺人。然而，儘管不再是主角，但需明白，香港仍能擔任大配角。」
一語道出真諦，也撕開了一直擋在港人眼前、不願面對的一層紙。上述的優越感或許曾經擁有，但如今內地城市逐漸崛起，香港的唯一性不斷受到挑戰。同時，港人心之嚮往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體系及價值觀也一次次地暴露出缺陷。過去左右逢源的香港，如今遭「裏外夾擊」，是時候反思並重新釐清香港自身的位置，開始正視中國與西方世界。
二、香港看西方：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
2021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改革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無論是《港區國安法》的重壓，還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選舉制度，都基於兩個層面：其一，中央擔憂香港成為美國對抗中國的政治籌碼——近年來，本港反對派多次邀外國，尤其是美國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歸是中央一直以來的「心病」。
作為「50後」，張炳良這代人經歷英殖時期，參與學生運動，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對西方的價值文化既有認同，也有保留。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國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國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員，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現為在貿易、文教等領域的發展較嚴重地傾向於歐美國家。也正是在英國的影響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會「親西方」，無論是旅遊、教育、信息來源，還是對時尚的關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驅動的。而國際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與此同時，內地在六、七十年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經濟嚴重滯後於香港，香港因而盡量避免與內地「走得太近」。
張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就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較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回歸前，英國代表了香港；回歸後，不再被英國統治的香港很難繼續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然而，從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國香港」，而非「西方香港」——當然，香港仍可與西方保持良好關係，但當中有了許多「中國香港」的定位變化，這令許多港人難以接受。
「受西方驅動」的趨勢並不只是發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領。張炳良解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義、主導的國際秩序來運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國已如此強大，但仍未有主導能力，因為這些秩序是過去一兩百年間逐漸構成的。你看，連大家講的『現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義的。」
他分析，即使亞洲地區近年來在全球化趨勢下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也增加了更多話語權，但在外交及地緣政治層面仍有「親西方」表現。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甚至制定了許多國際秩序，所以亞洲部份國家會更直接地「親美」。從這個角度看，「親西方」或「親美」不只是簡單的「崇洋」，而是緊密的利益聯繫。
對於在香港積極推動選舉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歐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價值與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但也有一部份人在意識形態及思想理論上反對以為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發動「六七暴動」。張炳良憶述：「因為我們同情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有保留。當時我們稱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美帝』，帝國主義嘛！……我們成長於這一代，並成為那個時代的活躍份子，所以對美國有所批判——但這並非簡單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辯證地看待美國。」
香港面對1997年回歸時，出現了「民主回歸派」，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落實全面民主政制。匯點是首個主張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認為「1997不是香港的終結」。作為匯點前主席，張炳良表示：「當時我們認為，『九七』不應被視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個契機、一個新的機會。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之後，香港應成為非常開放、活躍的地方。然而，這樣想的人只是極少數，反共情結在當時幾乎成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
亞洲地區對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內地也不例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便經常被用來諷刺內地過度崇洋媚外的現象。黃裕舜表示，在香港，對西方主導的文化及價值的追求，不只停留於「外國的月亮更圓」的層面，甚至可以說到了「外國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擔心這個現狀。部份港人對國家的仇恨往往來自非常主觀的不信任，由於過去發生的種種，對國家產生非理智的恐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為什麼這麼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國？現在的民心甚至有點『歇斯底里』了……」
在內地的愛國狂潮中，「小粉紅」被視為無腦群體，不僅在內地輿論中掀起熱議與反思，也屢次成為港人諷刺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當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頻遭民粹騎劫時，卻鮮有港人批評。特朗普在大選中落敗後，其支持者持械闖入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國大選結果，導致五人死亡。難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裝看不見？
黃裕舜指，這並非「是否看得見」的問題，而是大家是否將其看得那麼重要：「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態度和立場經常會很右翼，在社會、經濟層面很保守，會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網絡討論區中，全都是為特朗普叫好的聲音——打敗精英！」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人們將對香港本地的政治經濟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國身上。也就是說，民粹主義在他們的眼中是與精英主義的對抗。
談起港人對普選的執念，黃裕舜指出，普選之於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鑰匙」，但若中央對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選又能如何？況且，現實是如今香港的「議價能力」是零。然而，這樣近乎固執的追求並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體。「許多港人願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選是『萬能藥』。因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這個論述的，將會是更加可怕的思維——除普選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來——從失望到絕望， 從絕望到憤怒，從憤怒到毀滅性思維。」黃裕舜對此表示擔憂。
有着海外求學經歷的黃裕舜曾撰文稱：「因為鍾愛自己國家而忽略別國的好，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不幸。因為對自己國家的不滿，而對別國的低劣行為視而不見，是一種無知，也是一種無能。」他表示，在國外經歷的歧視很多，而這些針對種族的歧視，不會因為「I am from Hong Kong」（我來自香港）而減少。「無論你作出多大努力改變自己以迎合、融入他們，都無法免於不公對待，這就是種族歧視的悲劇。儘管我的英文發音已經練習得很標準，但還是會因為我的亞洲面孔而遭遇歧視。」他無奈地說。
三、香港看國家：如何從抗拒到接納
若說港人對西方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那麼，對內地則是不假思索的抗拒。在內地經濟文化水平遠遠落後於香港時，港人對內地的態度多為「看不起」。然而，隨着兩地矛盾日益激化，港人不再只是「俯視」內地，而是如黃裕舜所言，許多港人對國家產生了「非理智的恐懼」。這從新冠疫情中的「恐中」情緒可見一斑，但凡與中國有關的措施、儀器或人員都在社會掀起「腥風血雨」。港人對內地抗拒、恐懼的情緒究竟從何而來？
近年，香港與內地的年輕人似乎愈發水火不容。在香港，內地的狂熱愛國人士被揶揄為無腦的「五毛」、「小粉紅」；在內地，打着「自由民主」旗號排拒內地的港青則被詬病為「廢青」、「叛臣賊子」。黃裕舜將這些容不得對方聲音的年輕人分為三類群體進行比較。
第一類群體是兩地的「海歸派」。黃裕舜發現，質疑「民主有什麼好」、發表最強硬、最鮮明觀點的，往往是在國外受高等教育、事業有成的內地「海歸」。他沒有將這些人歸結為「被洗腦」，而是認為他們經歷了國家從不自信到自信的過程，海外經歷亦將他們的「愛國」變成本能，令他們感到自身經歷與國家歷史發展交織。這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海歸派港人所沒有的，他們有的只是對西方虛無縹緲的、或對自由主義近乎瘋狂的追求。
第二類群體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黃裕舜認為，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或許對西方價值懷有浪漫憧憬，但多數會持觀望態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動性言論或煽動性政治家的挑撥下往往會被推到對立面上，他們對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礎上衍生排華情緒，也就是民心未回歸的「後遺症」。
黃裕舜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列為第三類群體：「本來，這些香港青年已漸漸覺得內地的生活也不錯，放假會去深圳喝喜茶、打邊爐，看的綜藝節目可能是《中國好聲音》。兩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不少人與內地的心理距離愈來愈遠。反之，在內地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國家給了他們一切。」
按照這個分析，作為兩地社會發展主要力量的年輕群體，無論有何學歷和經歷，對國家與西方各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聽對面的聲音。對此，曾任香港環境局副局長的民權黨（現已解散）創辦人兼前主席陸恭蕙認為，應放下固執的預判，了解後再談看法。「我任政府官員時，曾見過許多內地官員。常說中國不願承認自己的問題，但反而是這些官員談中國的問題談得最多。他們經常會分享這些問題及解決方案，所以我並不覺得中國人會否認問題（的存在），他們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香港與內地年輕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判斷出現嚴重分歧，而這樣的分歧與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與恐懼情緒的來源。當「我們不要內地那一套」成為了抗拒的話語標誌，就要理性分析，拷問自己「為什麼」。
黃裕舜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價值觀，都只是價值觀而已，本質上並無對錯之分，人類應該遵守的一些界線或道德規範是存在於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論以君主、賢能、威權還是功利主義等來管治國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處哪一種管治之中並非問題所在，有無思考、反思，辯證看待不同價值觀的能力才是關鍵。也就是說，將兩套邏輯、價值觀割裂的不是它們本身，而是人。在中美關係中，儘管制度、意識形態不同，但期待的結果卻殊途同歸——令人民不受戰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發展，所以儘管陷入僵局，雙方仍會不斷尋找合作機會。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為自己貼上標籤並自困其中？
作為早期的民主派，陸恭蕙直言，自己成長的過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這一套，並相信這是最理想的。然而，她從不用「絕對」的對錯、善惡去看待世界：「在政治中，絕對的事情是極少的。香港人不必馬上作出最後判斷，判定哪個好、哪個壞，因為這不能幫助我們。」她分析道，絕對的判斷之於香港，沒有意義與好處，「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經歷不斷嘗試、修改。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北京的意見。」
許多港人對北京的意見與聲音感到恐懼——從《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過程中的風聲鶴唳，到《港區國安法》的落實，都令他們不寒而慄。陸恭蕙表示，這是因為港人從不習慣思考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分裂國家」等問題——在他們眼中，這是言論自由。然而，需要承認的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有着不可以踰越的紅線，「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應是『言論自由』這麼簡單。」
四、香港看自身：拋開自欺，鞏固價值
「二十年前，人們會稱香港為『世界的瑰寶』，十年前，可能形容香港為『中國的寶藏』，現在則是『大灣區的樞紐』。如果香港還不好好把握自身優勢，下苦功創新、改革，便會淪為真正的『中美間的磨心』。」黃裕舜用四個稱號總結了香港角色的變化。
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的經濟與社會制度卻不被內地限制，「一國兩制」賦予香港被留白的種種可能。然而，正如陸恭蕙所言，放下偏執是困難的。
「1997年，當香港變回中國的一部份，這是壞事嗎？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得到了一個這樣的國家，這是我們以前所沒有的。」陸恭蕙說。她並不認為香港在國際上的發展空間正在「縮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權力，這是北京、上海無法比擬的，「香港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這同時成立。總不能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就覺得是國際的，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就覺得不夠。」
張炳良亦提及香港的優勢——內地城市無法比擬的權力，如享有一定的外事權。《基本法》第七章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比如我做運房局長時，就需與外國談航權——這是回歸後中央政府及《基本法》授權香港的。」張炳良說，「隨着中國愈來愈開放，與世界聯繫起來，香港本應發揮全球樞紐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是一樣。」
但他同時承認，中國的外交關係對香港有着直接的影響，如中美關係轉差，一些國家要求停止與香港的一些合作協議，而按照「雙邊關係」的做法，中國也要宣布香港和這些國家的關係無效。換言之，遇到一些衝突性情況，中央可代香港做決定，因香港的外事權是由中央授予。「據我觀察，一些西方國家對香港的限制，包括停止雙邊協議等，基本上都是對方先終止，中方才回應。儘管如此，香港在當中也會非常被動。相反，如果兩國關係良好，香港的空間就會大些，對外也可更活躍些。」
「香港不能再幻想自己是超然於中西以外的角色，且這個角色在『冷戰』形勢中將吃力不討好。故這時，香港應擔任對外『連接口』的角色，而非『中間人』。」黃裕舜指出，「自國家對外方針由韜光養晦轉為更強硬的模式後，便不再需要中間人的角色，所以香港要找到新的位置。」
2000年香港的GDP約佔全國GDP的14%，到2020年已跌至2.6%左右。黃裕舜表示：「在這個政治、經濟現實下，香港對國家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作為國家的一份子，我覺得香港還可以做三件事去幫助國家、自身平穩地崛起。」
首先，香港可充當「協調者」的角色，有部份深諳國外文化民情的港人與海外國家有一定的聯繫，便可在香港與海外的對話中擔當重要的參謀角色，組成香港的「軟實力」部份。
同時，香港也需反思自己在文化教育範疇中的橋樑角色。「如在中美之間，隨着世代更替或種族歧視，二者間的橋樑不斷被割裂。香港完全可重塑這個角色，加強一些非政治敏感範圍的聯繫。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老本」──金融。黃裕舜指出，香港應把握自身制度優勢，擔任跨區域的融資和法律裁判角色，同時幫中國化解一些區域性的、跨越東南亞甚至亞歐之間的資金融通問題。他強調，對於政治現實，港人可以不喜歡，可以排斥，也可以裝作看不見，但這是沒有意義的：「香港目前有兩個選項， 一是如上所述，在國家發展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二是繼續與國家作對，最後自毀長城。」
相對於黃裕舜提出的切實方向，陸恭蕙更在意港人的「底層邏輯」。
她表示，香港需要對國家、對世界證明，自己仍是個有實力、有潛力的地方，而這需要本港從政者擁有三套論述：「一是用廣東話與香港市民講話；二是要用普通話跟內地同胞講話；三是要用英文與國際對話。」當中，「講廣東話」是指從政府到黨派，應幫助港人認清政治現實，為香港作出切實的規劃，找到適合香港未來發展的定位。「講普通話」，則需與內地進行交流，在「一國兩制」下尋求兩地的合作。而面向國際，則是對世界證明與表態，香港在國際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