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偕行新征程．七｜分清想像和現實　在香港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是個非常特殊的存在——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它是領導國家的唯一政治組織，但總有些人否定其執政現實；也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它創造並實踐「一國兩制」，但又總有些人質疑它企圖消滅「一國兩制」；更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它主宰香港命運，但仍總有些人相信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可以不受它的管束。

可以說，身處「想像」和「現實」之間的香港，似乎從來沒有看清中國共產黨的模樣。然而，如果香港無法坦誠面對自己的意識形態矛盾，怎能客觀理解中共對於香港和國家的存在意義？怎能擺脫進退兩難的身份焦慮和裹足不前的政治困境？怎能以積極心態在「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當中安身立命、再創輝煌？如何帶領市民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絕對是以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特區政府不能迴避的議題。

（編按：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向來提倡「積極一國兩制」《香港01》特此發行紀念特刊《與時偕行新征程》，當中收錄昔日七篇深度報道，記載香港進入社會轉型時期的關鍵思考。此乃其七，最後一篇，整合自第273期《香港01》周報。）

一、香港認識中國共產黨嗎？

香港看待「中共」和「中央」，似乎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於「中共」，儘管明知它是國家唯一執政黨，但總有人不願承認其合法性，甚至把它當成小說《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認為它專制、人治、恐怖，時刻與其劃清界線；但對於「中央」，一般大家又會根據《基本法》把它理解成「中央人民政府」，也即「國務院」，相對而言較能接受香港特區與之從屬關係。不過，「中央」實際上指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也就是說，香港兜兜轉轉，就像「齊天大聖」一樣逃不出如來佛祖的「五指山」，只是對方從來看破不說破。

「很多人形容，我們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簡直就是『忍辱負重』——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在香港竟然曾經是這樣一種狀態，實在是不可思議，但這麼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仍然給予了最大的寬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支振鋒所言的「這樣一種狀態」，除了指中國共產黨鮮少公開出現在香港行政體系甚至公眾視線當中，還包括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對其論述參雜不少偏見和扭曲，「幾乎是在妖魔化中國共產黨。」

不過，情況已然生變。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不但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而且在迎來百年誕辰之際也一改以往在香港的低調作風，例如中聯辦等駐港機構首次以「中國共產黨」名義在港舉辦活動，闡述中共與「一國兩制」的因果關係，特區高官史也無前例地盛讚中國共產黨之於國家和香港的偉大成就。

香港人不可能感受不到這種變化，有的甚至難免心生焦慮——中國共產黨真的要在香港出現了嗎？然而，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吊詭，因為中國共產黨本就主宰香港命運，所以從來都是存在的。面對變化，不少人或多或少出現一些心理轉向，當下可能處於兩種心理狀態——第一種，認定中國共產黨很專制、很邪惡，當「反修例風波」倒逼中央強勢治港，就痛罵中共就是如此專制、如此邪惡；第二種，無可奈何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同時也慢慢看到它會不斷自我修正、嘗試用「治理」實踐「政治」。

但不論是哪一種心理，都折射出香港人並不了解甚至並不認識中國共產黨。若問箇中原因何在？「反共者」大概會信誓旦旦地說「歷史顯示它就是這麼壞」，然後列舉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幾大極具爭議的舉措；但是，內地港澳研究學界並不以為然，他們在分析「香港人為何反共」之前，往往會再追溯「反共者」的歷史認知是如何構建的。

二、「反共」是先天基因還是後天塑造？

既然談及「歷史認知」，我們不妨先回到歷史中去。

相信兩地學者都會同意這樣一段歷史描述——建國前列強侵華，不少內地人為了生計逃難來港；後來中共執政，展開諸如「三反五反」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以及發生1989年「政治風波」，又有大批富豪甚至貪官南下香港。

不過，同樣一段歷史，卻被賦予不同的意涵——在「反共者」眼中，這些人的親身經歷就是中共「殘暴」和「不堪」的「鐵證」；但支振鋒認為，不能忽略有些「鐵桿反共」人士本來就和中共結怨的現實：「用句不好聽的話來說，就是香港聚集了很多中國大地上的『牛鬼蛇神』，共同特點就是當年作為『失敗者』逃到香港，自然怨恨共產黨，所以無法客觀公正地站在國家層面去理解中國共產黨。」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兼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也有相同看法，並指出「受害者心態」會促使他們產生一種強調必須與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深圳河以北等地區劃清界線的「區隔意識」，因此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往往僅限於「井水不犯河水」，一旦中央調整治港方針，例如變得主動、強調融合，他們就會無法接受。

除此之外，陸港兩地的發展進度差異，也影響著香港人對中共的觀感。當內地經歷政治動盪，香港卻迎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兩地生活品質差距迅速拉開，反共者更加堅信「中共是錯的」，漸漸仰視西方而歧視內地；而直到近年，當內地經濟突飛猛進，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與香港差距愈來愈小，香港卻陷於分配不均、產業單一、上流停滯、貧富懸殊等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心理失衡無法調適，繼而更加反感內地。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黃平認為，反共者沒有從香港自身出發尋找問題，而是把責任歸咎中央，「這是一種有意無意的轉移矛盾或轉嫁危機。」

三、如何被想像和現實撕扯？

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轉嫁，如此形成的「反共」民意，可謂長期存在於香港社會，精英階層當中尤其明顯——他們普遍認為自己代表更加高級文明，所以非常鄙視中共所為，也最為抗拒直視中共變化；他們甚至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整個社會的「反共」意識。黃平分析，這很大程度上源於精英階層接受更多西式教育，所以更加容易傾向相信對方所構建的「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不好」二元對立觀念。

可是，「冷戰」結束逾30年，不少香港人卻仍停留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對決的狀態。在黃平看來，這是一種「虛假的對立」，源自香港從未形成真正適用於自己的論述：「包括在學術界內，有不少學者會不自覺地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給抽象化、非歷史化，無法還原到每一個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語境和歷史脈絡當中去理解，結果就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認識與敘事對立，反而鎖閉了認識複雜問題的能力。」

所以，由此而形成的認知困境，「並不是知識量多少的問題，而是政治與文化認同與否的問題，人們會以此判斷是否認同某種制度及其背後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黃平慨嘆，18世紀以來的「歐洲啟蒙運動」，本意是讓人們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用理性照亮自己、學會自我反思，但那些啟蒙思想家們卻無法預期地帶給後人「二分法」的世界觀，比如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發達與貧窮、民主與專制，而這些觀念直到今天仍然成為很多人看待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根據和標準——因此，就算是知識份子，也會固執己見，難以理性分析，無法明辨是非。

當缺乏「中國香港主體性」的思想意識和身份價值，香港就只能不斷被國族化、國際化、本土化相互撕扯。黃平說，「國際化」本是好事，能讓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與發達地區銜接，但如果大家所理解的「國際化」狹窄得只有歐美，甚至只看到歐美「好的一面」，那就難免形成一種「扭曲的認同」；同時，香港也可能過於「本土化」並缺少起碼的「國族化」，因而缺乏內在動因去認識自身、認識國家、認識世界，從而形成一些在認知、思想、心理上的無知、傲慢和偏見。

四、為何從未建立「中國香港」主體性？

無可否認，不少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刻板印象，都是來自以知識份子作為傳道主體的學校教育。

「不管有意無意，很多教師在基礎教育階段就給學生灌輸一種接近『完全自治』的『一國兩制』概念，反映他們可能不太願意具體探究香港回歸之後所謂『主權轉換』的實際含義，只是傾向追求和回歸之前大致相同的生活和制度的延續。」田飛龍指出，儘管「一國兩制」的確在原則上承諾生活和制度的延續性，但並非毫無限制，尤其是頂層架構發生根本改變，就會無可避免地對中下層產生滲透影響，就像「一個已經改頭換面的人，下半身仍然想着繼續過上港英生活，結果上下無法協調，就會出現摩擦和衝突。」

問題是，在港英時期沒有主體身份也都算了，但回歸之後仍然沒能建立屬於「中國香港人」的主體性，因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置之不理。

支振鋒如此理解中央治港思路：第一，基於「一國兩制」方針，中央確實不願干預香港；第二，「一國兩制」是個前所未見的「政治試驗」，在回歸初期，無論中央還是香港都沒有充份經驗找到最佳解決方案；第三，從內地角度來看，國民身份認同是順理成章的事，難以想像有人會質疑。他也坦言：「問題確實被忽略，但情況也已經發生改變，所以（中央）花費這麼大的資源、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對香港作出這麼大的動作，又是制訂《港區國安法》，又是完善選舉制度，而且還要堅持『一國兩制』。」

只是，在回歸以來「失卻主體價值」的20多年間，當香港和中央的理解愈有落差，香港人就愈會產生複雜情感：第一種，將香港的現代化成就與港英的殖民化統治結合起來，論及英國時會加上「玫瑰色」進行美化，難以更加完整地呈現歷史細節；第二種，將香港的現代化成就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真心相信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甚至認為香港的殖民化和現代化是一體的，因而強調香港必須和英美勢力保持親近，才能延續輝煌。

在田飛龍看來，上述兩種情感都是香港人為了抗衡「一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滲透，構成香港政治文化當中「愛國」和「民主」之間的價值對立，令香港社會形成一種「一旦接受『一國』的全面管治和融合發展就等同陷入政治墮落的道德罪惡」，所以人們只能緊緊擁抱「一人一票普選」的民主化目標，以為只有這樣才能牢牢掌握「高度自治」中的「本土主導權」和「價值純潔性」，殊不知卻把香港推向「對抗國家」的危險境地。

五、「愛國」與「民主」可否並存？

田飛龍以民主黨前身匯點提出的「民主回歸論」為例，解釋將「愛國」與「民主」對立起來的風險。「當中有個潛台詞，是以『民主』定義『愛國』，覺得只要國家愈民主，他們就會愈愛國。」田飛龍認為，這恰恰符合美國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設定，「形成一種立足香港、再通過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制度競爭甚至政治對抗。」

文明衝突也好，價值對立也罷，若要談論當今香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和理解，1989年的「六四事件」應該是相當關鍵的因素，讓香港人對中共的恐慌達到最高點；事後以「平反六四」作為主要訴求的政治組織也迅速崛起廣受市民支持；爾後以「反共」作為道德號召或者政治啟蒙也選舉必然操作；每逢周年紀念更是不斷集體回憶悲劇。

「有些香港人可能有『心結』，但內地很多人不太理解，或者說很困惑，會覺得這種認識很奇怪。面對同樣的歷史，不同的人接受的信息，或者選擇接受的信息並不一樣，看法也可能會不同。香港人的認識一定正確嗎？這也需要反思。」支振鋒說，事件早有結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清楚對於國家來說最緊要議程是什麼？就是把這艘船繼續往前開。」

黃平則把視角擴闊到1989至1991年間發生的蘇東社會主義巨變：「若說對香港沒有造成影響，是不現實的，它確實成了香港人看待內地、看待社會主義、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消極符號。」他主要有兩點觀察——第一，香港本就對內地社會主義帶有負面認知，經歷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整個過程都被放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框架下加以敘述，難免引發香港對於內地政治制度的執政黨的認同爭議；第二，持續有人藉此進行政治操作，刻意放大民生、就業、教育等問題的負面效應，忽視背後的經濟根源，並且簡單地將之與香港回歸乃至中國歷史、政治制度掛鈎，導致香港陷入高度『泛政治化』，難以妥善解決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

六、卸掉「歷史包袱」就能摘掉「有色眼鏡」？

田飛龍亦認為，香港討論「六四事件」時往往忽略一個關鍵思考：「如果中國仿效蘇聯解體，就會重新陷入從晚清到民國的分裂局面，屆時各國列強虎狼環繞，『一國兩制』根本不會發生，香港也不會回歸。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會使中國近代以來仁人志士追求救亡圖存和民族解放的事業遭遇嚴重挫折，也是1921年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奮鬥目標的最大打擊。」

他解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會出現，本身就是基於一種獨特的問題意識，「是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接受馬克思主義」，所以對民族復興有着非常強烈的追求和紅線，任何決策都不可能偏離「大一統」這種極為嚴格的「國家本位價值觀」，而如果「一國兩制」喪失了這個根本的追求和本位，就沒必要被中共所容納。

「如果用這種背景去觀察當時（六四事件）中共領導人的選擇，就可以經受得住歷史考驗。」田飛龍提到，那些採取相反做法的東歐國家，都付出非常慘重的主權和國家利益代價，只能長期在資本主義體系當中處於一種附庸性甚或被反覆制裁的地位；他以此勸戒香港人，「從國家民族以及更加開闊的全球歷史角度，全面認識1989年的事件。」

然而，在國家解體和武力鎮壓之間，就無法尋求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法嗎？即使悲劇已經造成，就不能給予更加服眾的評價說法嗎？當然，在一些人看來，這種「執念」可能是個「藉口」——假如中共當即宣布「平反」，香港人對於中共就會馬上改觀嗎？這要留待時間驗證了。但無可否認的是，部份香港人在評價中國共產黨時，確實會抽空一些歷史場景和博弈背景；不過，反過來看，中共又是否真正理解香港？中共對於香港的當中是否也存在很多誤解？雙方緣何不斷加深信任鴻溝，陷入「死循環」？

「不能說香港人完全沒有改善的意識和意願，但確實少有系統性、實質性的改善。」黃平注意到香港的嘗試，但認為當香港已經形成一種零碎、片面和扭曲的知識傳遞環境，難免導致香港學術界和知識界長期無法客觀研究香港身份認同問題，自然就會嚴重影響社會的持續與良性發展。

不過，黃平認為這並非香港單方面的過失，而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陸港兩地的知識份子都沒有着力從文化意識和思想層面去建造「中國香港」的主體意識和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國族與國家認同，而當一方開始意識到問題並嘗試重新修補和連結那些破碎和斷裂的知識時，另一方卻出現強烈的自我屏蔽和自我排斥性的反彈，「這也許是始料未及。」

七、看到了差異，何不求共識？

「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確實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其中一種就是『公共關係』，形象塑造得不好，你看我們明明做了很多好事，但很多時候我們自己也講不清楚。」支振鋒則從「公共關係」和「信息傳播」的角度剖析問題。

不過，在不少香港人眼中，有時可能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沒有講好自己的故事，而是用力過猛地去講，結果反倒讓香港人以為是在美化自己、吹噓自己，因而形成更加負面的印象。

「這也是我們需要改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時候是講好的多、講壞的少。真正的公關本來就是應該好壞都講，讓大家正確理解這些好與壞的形成。」但支振鋒也指出，香港應該多加理解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應對方式，「因為它是一個時時刻刻都在被全世界的輿論和理論圍剿的黨，面對過度的指摘，它難免要去辯護。況且，那些指摘它的國家們，也都不會先說自己的不好，而是要把它（中國共產黨）打到塵埃裏，如果它再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方還會給它留活路嗎？所以說，這種宣傳方針也是這個不太友好的輿論環境所造成的。」

「當中的確存在一種信息不對稱，以及一些價值觀念的根本差異，因為香港確實經過英國150多年殖民，成為一個『深度西方化』的香港，一個和西方緊密聯繫的香港。」田飛龍從2014年的佔領行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解釋中國共產黨有否扣港人帽子的爭議：「確實有一部份參與者僅僅是從自己利益價值出發，自以為在參加一場正義的事業、尋求改變的事業；與此同時，國家則從自己的戰略高度，意識到這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雙方的認知差異無可避免地造成政治衝突和對衝，結果就是國家變得更加具體而權威地進場。」

田飛龍這樣解釋中共如何理解這兩場大型抗爭運動——

首先，在佔中之前，發起者之一戴耀廷以為，當影響中環金融中心運作，就等同打到「一國兩制」要害，屆時中共可能趨利避害，香港就能實現「一人一票」；可是，戴耀廷並沒有真正理解中共，當他以這種致命性的威脅來對抗中共，中共就愈會覺得香港的普選要求和國家安全問題的張力愈發突顯，必須加以限制，也就有了「831框架」。

其次，反修例風波本來是個法律問題，「但當香港已經和很多國家及地區簽訂移交協定的時候，唯獨不能向自己的祖國移交逃犯——這對於國家來說，侮辱性和傷害性都很大，後來整個風波也充分突顯香港在政治和道德上對國家的挑釁。」田飛龍形容，那是香港矛盾的一次「癌變」，把「香港高度自治」和「中央全面管治」的模糊空間消磨殆盡，中央只好擺出「權力誰屬」，而香港完全沒有任何議價能力。

「香港為什麼收不了場？當中可能存在兩種僥倖心理：第一，以為可以利用金融中心的地位要脅中央；第二，認為美國的支持或者制裁可以產生無敵的威脅效應。然而，其實中央早就考慮過了，並且承受得住相應風險。也就是說，當你面對一個比你高階的對手，並且威脅對方將會發射『政治核彈』，甚至迷信核彈的威力，然後毫無節制地對抗，結果引發對手進行『降維打壓』，你就沒有後手，也沒有能力回擊。」田飛龍無奈道，香港泛民主派不懂妥協，也不懂節制。

八、到底應該怎樣看待中共？

香港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理解差異確實很明顯，但有「差異」並不是問題，但如果明知道有「差異」卻不設法尋求「共識」，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比如，香港比較難以理解，為什麼一個政黨可以永久和國家綑綁？為什麼一定要用中共的理解去認識「一國兩制」？既然當初中共能夠通過革命獲得政權建立國家，為什麼其他人不能透過不同方式推進政制改革？

「中國共產黨和西方政黨最大的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法定的，它的出現和執政都是中國人民在歷史過程當中的選擇。從中共執政哲學來看，1949年的建國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真正的目標是民族復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它肩負治理使命和歷史使命，所以必須由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田飛龍解釋，這也是社會主義政黨和資本主義政黨的不同，前者有着一套合法執政的歷史哲學依據，相信社會主義政黨代表真理、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整體人民根本利益，而後者強調多元主義政治哲學，必須經過選舉輪替。

支振鋒也認為，不能用中國傳統概念和西方政黨理念去理解中國共產黨，因為傳統的「黨」，諸如「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黨同伐異」，都帶有貶義；而西方政黨是「Party」，只代表一部份群體的利益，需要和不同群體進行博弈，以求達致利益分配均衡。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是獨一無二的、真正先進的執政團體，具備四個特點——

第一，是中立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第二，是無偏私的，只能為所有人民服務；第三，是先進的，能夠在中立且無偏私的情況下展現執政智慧，對社會各種問題有着更加準確的認識、作出更具前瞻性質和戰略意義的判斷，從而達到更好的平衡，當中包括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及國內利益和國際利益的平衡；第四，是具開放性的，不管來自哪個階層，只要你願意為人民奉獻、願意遵守鐵的紀律，就可以申請入黨。

九、中共是怎樣煉成的？

時至今日，即使是再不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人，也無法否定其對國家崛起的努力和貢獻。

支振鋒指出，國家能有今天的發展，主要得益於中國共產黨「脫了鞋走泥地」的兩大工作：第一，通過出國作戰和發展「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解決「捱打」的問題。第二，做好農業和工業佈局，解決「捱餓」問題——農業上，當年一窮二白，中共帶着老百姓自力更生、墾荒闢地、興修水利；工業上，今天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在70年前什麼都沒有，「今天為什麼不一樣？就是靠中國共產黨帶領的泥腿子一步步地走，用手一鐵鍬一鐵鍬地挖、一錘子一錘子地敲出來的。」

這種刻苦、頑強、拼命，恐怕後人都難以體會。連支振鋒也坦言，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之所以不容易得到外界認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不太符合西方人的認知。

「中國共產黨真的對自己特別狠，但一般人都不喜歡過這麼狠的日子，就算是在黨內也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和接受。每逢洪水、大火、地震，哪次不是共產黨員第一個上？就算大家都幹不下去，共產黨也要頂着。」支振鋒感嘆，國家之所以能夠「超常規」發展，有賴於中共帶領人民「超常規」付出，但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又是一種「超常規」認知，「在你們香港人看來，就會覺得我們很土、很專制，但所謂『專制』就是『效率』，是我們基於整體利益而必須遵守的超常規鐵律，有些人一時之間難以接受，但歷史可以為我們作證。」

內地學者都很強調，中共所為都是為了整體利益；但在不少香港人眼裏，常常懷疑中共的存在目的——真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嗎？這不是一句大空話嗎？世上真有這樣的實踐嗎？

「這個黨本身，我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學習能力太強了，不斷地在學習、在改進；如果真要說有什麼需要警惕的，那就是黨的初心不能變，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保持我們的中立、無私、先進和開放，從而促使我們不斷地自我進化。」支振鋒表示，中國共產黨保證自我進化的關鍵，就是做好執政黨的紀律建設，才能保持自我和純潔，「中國共產黨有句話叫『刀口向內』，就是自己給自己動手術，全世界有哪個政黨能有這樣的決心？我們也說，中國共產黨人永遠在趕考的路上，時刻保持一種必須自我更新的危機意識。」

十、中共之下香港政黨政治何去何從？

田飛龍提出，香港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起點，就是不能夠用西方政黨或者西方民主觀念去理解中國共產黨，只能從中共本身的指導思想及其實踐規範進行評價，而香港人所不習慣的，恰恰是需要對中共產生一種內部性的理解，一種同情的、溫情的、有敬意的理解。

如今，中國共產黨也不再「遮遮掩掩」了，這就延伸一個問題——香港治港體系會否受到影響？香港政黨政治又該何去何從？

儘管香港有很多政黨，但由於《基本法》以「行政主導」作為設計原則，政黨政治的實踐向來都是殘缺不全，政黨也缺乏執政意志而淪為選舉機器或壓力團體。經歷選舉改制後，香港的「行政主導」被強化，政黨作用似乎愈來愈弱，未來到底會成為怎樣的存在？中國共產黨與香港政黨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當香港無法做好「港人治港」，中共會否自己出馬、出動「第二支管治隊伍」？

田飛龍承認中共的「現身」，為香港政黨政治提出極大的挑戰性命題。他有三點看法：

首先，在資本主義民主之下，周期性選舉遊戲難免使得政黨矮化成為利益集團代表，導致社會整體追求被分解、被瓦解，陷入政治版圖多元化、碎片化，結果就像那些模仿西方民主化的國家一樣，只能借助外國資本、外國文化贏得議席，淪為外國利益的本地代理人，無法真正保障自身民族利益，最後多因政治分裂和衝突不斷而停滯不前，成為「失敗國家」。

其次，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個「政黨」，但並不像西方政黨那般以「選舉」為重心，而是以「治理」為中心。沒有競爭不代表沒有壓力和動力，因為中共本身就繼承中國古代賢人政治傳統，既重視精英對於整體利益負責的知識、道德和能力，又強調精英必須獲得民眾認可。

最後，香港多年民主實踐積存不少問題：第一，選不出堅定的愛國者；第二，逐漸變成由外部勢力操縱的危險渠道；第三，無論是治理社會的能力，還是回應公平正義的能力，當選人的表現都相當有限——因而需要一一進行改造。所以，是次改革是為了重新塑造「賢能愛國者」的管治體系，香港政黨必須轉型升級成為「選舉」和「治理」並重的組織力量，而他們政治空間的大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意義上學習理解和正確實踐「一國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