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啟示｜重讀《廣島》：普通人能經歷的戰爭只有血與肉
1946年二戰結束後，美國記者John Hersey受雜誌《The New Yorker》的委託前往日本做戰後調查。8月31日，《The New Yorker》全本刊登了他的報道，這也成為雜誌近百年歷史中，最為成功的一期。那期雜誌的腰封上印著——「《廣島》：全本講述了一個關於原子彈如何摧毀一座城市的故事」。
1946年1月5日，在《廣島》刊出7個月前，雜誌刊登了另一位撰稿人Eugene Kinkead對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飛行員Paul W. Tibbets, Jr.的採訪。文章中，他還原了Enola Gay轟炸機投下原子彈時的情境——
當原子彈被投下去時，每個人都伸長了脖子往外看，城市上空升起了巨大的黑雲。這是他們當中誰也未曾見過的場景。之後，他們把飛機開回了馬里亞納群島，繼續吃著他們走之前在吃的火腿三文治。
面對一個遠在東亞的邪惡法西斯帝國，為「盡早終結戰爭，避免更多流血」而投下原子彈，文中的飛行員平靜、冷漠的態度是容易理解的。但Hersey的報道從一個更微觀的角度切入到了戰爭的血肉本質。
《廣島》被看做5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的先驅，與此前對這類題材的普遍報道形式不同，Hersey無意對死傷數據、城市受襲狀況或宏大的政治決策做全景式記錄，在大量的採訪資料中，他最後只選擇了記錄六個普通人的故事，他們分別是工廠職員、私人醫院醫生、主婦、傳教士、紅十字會的外科醫生和牧師。赫西的童年在中國度過，他的父親就是一位傳教士。
宗教背景的家庭環境與他對筆下人物的選擇不無關係，也讓他以大量心理描寫，突出了這些人物的精神遭遇。六個爆炸後的倖存者，「他們也不明白，為何成千上萬的人死去了，自己卻活了下來」。
渾身流著血的士兵
赫西以文學筆法勾勒，由爆炸前的短暫時光到爆炸時刻的突然來臨，一個又一個影像如電影閃回。庭院中貼在大石頭上的臉。渾身流著血，沉默又茫然的士兵。瞬間從臉上飛落不見的眼鏡。書架轟然倒下後，被身後的書本砸倒在地無法動彈的職員。與想像不同的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聽到了爆炸聲，卻都共同看見了：刺眼的，巨大的，像照相機的閃光燈一樣，白得不可思議的亮光。互不相識的他們並不知道，這道亮光會在一瞬後成為了他們共同的命運。
通過這六個人的所見所思所感，讀者拼湊出了真正「屬於」一個普通人的戰爭的模樣。戰爭不是一連串的密碼、文件或指令，不是指揮部的秘密會議，也不是每日簡單的戰況報道。戰爭是墻上印下的模糊的人體輪廓，遍佈的血和嘔吐物，是在河邊堆放的屍體被漲潮後的河水淹過，漂得到處都是；戰爭是防空洞黑暗得像墳墓一樣，而年輕的女人一直抱著已經死去的嬰兒，抱了整整四天；戰爭是爆炸後的雙手皮膚像大手套一樣滑落，是河邊寂靜的竹林中，幾百個傷重者躺在一起，沒人哭泣，沒人喊叫，沒有抱怨，那麼多人在死去，都沒有發出聲響。在一個平民所能遭遇的戰爭中，通常既無「戰」，亦無「爭」，有的只是壓倒性地踐踏、摧毀和無窮無盡的承受。
原子彈爆炸後，《廣島》中的主婦，中村太太在城市的殘骸上，看見翠綠的植物從房屋的廢墟中長出來，決明草在路邊破土而出，就像大量的決明草種子和炸彈一起被投下來。這幅「生機勃勃」的景象甚至比破碎的家園更讓她感到恐懼。對親歷者而言，戰爭從來不會在戰敗方宣佈投降的那刻獲得結束，啟動新生。戰後歲月，倖存的窮困者過上了更為窮困的生活，疾病，飢餓，偷盜，黑市帶來的痛苦比爆炸一刻更為具體。
1985年，John Hersey重回廣島，採訪了當年書中的六人。此時，距離原子彈爆炸已過去40年。和所有受害者一樣，戰爭成了他們一生的轉折和夢魘，「原爆者」也成了燙在他們身上永遠的標籤。中村太太在戰後常說的話是：「都無辦法」。日本軍隊發動的戰爭、杜魯門總統下令投下的原子彈，每件事都超越了她對人性的理解範圍。於是她只能把她經歷過的一切理解為一場天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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