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與席勒的情慾、暴力與死亡——我只表現我看見的真實
金基德最欣賞的畫家是埃貢・席勒(Egon Schiele),在《爛泥情人》(Bad Guy)中他用過後者的畫。年輕時的金基德也曾當過兩年「畫家」,在法國的蒙彼利耶(Montpellier)。嚴格來說,其實算不上是畫家。他在街頭作畫,也順便在街頭做些展覽,僅此而已。與少年時期一樣,他的許多時間都花在了街頭上。一般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很少會流連街頭。那裏是鮮有尊重,偶見暴力的地方,尤其入夜之後。採訪中他說,有時你可能只是在路上走著,就無緣無故被人打了一頓。再年輕一些時,他也曾被同齡人霸凌過。霸凌同樣不需要特別的原因,可能僅僅因為對方覺得自己比你強壯一點。所以他的作品都籠罩著一種巨大的「仇恨」(hatred)。他說這並非是針對某一個個體特定的仇恨,而是一種更廣泛的,對生命的感覺。
不難理解,金基德為何如此鐘情於席勒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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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生於19世紀末,活躍在20世紀初。當書本上的畫家都在用藝術表達「美」時,席勒偏不。他不僅不要美,不要雅,他的畫甚至「粗鄙」到令人不願直視。他筆下的人物瘦削,線條扭曲,神情與姿態都十分古怪。他的男性是病態的,女性即便赤身裸體也是沒有魅力可言的。男女間的情慾場面,總被他渲染上一層暴力與死亡的陰影,讓觀者不寒而慄,自然無法挑撥起任何慾念。那些人物並不像在擁抱,而更像彼此痛苦地糾纏在一起。只需看上一眼,席勒以恩師克林姆(Gustav Klimt)的名畫《吻》為藍本,畫出的那幅《紅衣主教與修女》,看那金燦燦的耀眼一吻如何變成了滿是禁忌的偷情或被迫交易,便能瞭解在席勒心中,人間關係充斥著暴力、不倫與恐懼的「真相」。
金基德彷彿是讓席勒的人物離開畫布,直接走入了他的鏡頭。席勒若生活在金基德的電影世界中,這些人物也該是他會想帶回家當模特的類型——沉默怪異的人、遊走的妓女、狂躁而絕望的人。
【席勒的相片與畫作:】
這些人深陷絕境,來自最懦弱的底層,內部卻燃著最危險的火。他們遭受過有因或無因的暴力,對世界形成了一套更為冷酷的看法。他們是你生活中最害怕碰上的一類「不正常」的人。然而若把這種「不正常」,放在更廣闊的時空範圍內審視,則它就是「正常」的一部分。因為完全不含任何「不正常」的社會,才是最不正常的。金基德與席勒的相通之處,他們反叛了或志在反叛社會由精英制定的一系列道德秩序,轉而強調人身上被馴化失敗的獸性。原本壓抑在人心深處或只是在陰暗地下流通的社會隱形秩序,現在被曝曬於陽光下——即你愈不想正視的,我愈要剝開給你看。即便拿了眾多歐洲電影節獎,金基德還是一直被稱為 Enfant Terrible【編按:驚世駭俗之人】,一個驚世駭俗又讓人尷尬頭疼的「天才」。觀眾很難不被他的電影吸引,但又很難說(或是承認)有多喜歡它。
金基德電影的故事背景多根植於現實,故事內容卻離奇得近乎魔幻。《春夏秋冬》(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的湖中寺,《感官樂園》(3-Iron)的隱身者,《情慾穿心箭》(The Bow)中老人與撿來的少女,《慾望的謊容》(Time)的變臉即變身,《慾海慈航》(Samaria)與《聖母憐子圖》(Pieta)的復仇⋯⋯每一樣都不具備現實的合理性,卻都在電影中合理地發生了。他雖然一再強調拍的是「真實的電影」,但這種「真實」與「現實」之間看起來仍有巨大的差異。比起呈現外部世界的真實,金基德的電影指向人「內在的真實」,可以將之看做是人內心意念外化後的結果。多麼令人難堪的畫面與想法,永遠不會比一個人腦中可以產生的畫面與想法更為難堪。多麼觸碰禁忌的事,也永遠不會比人真正有過的慾望更觸碰禁忌。因此他可以肆意地使用符號——湖與船,魚與魚鈎,弓與箭,而無需完全描繪現實。若同樣用符號去對照,他的電影正像一個永無止盡的莫比烏斯環(Moebius)——在現實與抽象之間,在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之間,毫無阻礙地來回穿梭。
1918年,28歲的席勒死於西班牙大流感。102年後,金基德也同樣殞命於一場世界級瘟疫。命運的巧合是一種「上天的安排」?也許恰恰相反,巧合若有一點昭示的意義,它能表明的反而是「暴力的隨機與無因」。就像你在路上走著,無緣無故就被人揍了一頓。只是這一次,他遇見的是最高級別的暴力,他遇見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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