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理想國．五】新農業政策　對症下藥，還是捉錯用神？

那是新界東北的秋天：後山長着一大片芒草，田野長着一大片稻穗，在這連綿的淺啡色裏，雀鳥忙着啄蟲，農夫忙着割菜。劉海龍也在東北的田裏靜靜坐着，邊聽農耕導師講解，一邊細看眼前一排排與肩等高的粟米。陽光忽然傾倒在粟米田上，眼前一片金黃色，在風裏慢慢搖曳。好寫意。他不想離開農田。
攝影：梁鵬威
（此為農業理想國系列之五）

劉海龍是中大通識系兼任導師，也是土地正義聯盟執委及本土研究社成員，大學畢業那年到馬屎埔村遊了一圈，秋季再到那裏學習耕種，自此與香港農業、新界東北結下不解緣。碩士論文研究香港農業，在坪輋田間辦婚禮，婚後與太太搬進上水農村，只為村屋門前一塊田。有時耕種，有時埋首研究農業資料，他發現戰後至1960年代，港英政府非常重視本地農業，既因戰後大量難民來港，如在新界安置他們，他們便不會湧至港島與九龍，同時政府不想依賴內地食物供應，希望利用新界農地生產糧食。不久，香港經歷六七暴動，其間發生「四日大罷市」：左派商販不肯販賣內地來港食物，港英政府因有兩個月白米儲備，加上菜聯社堅持在警察護送下把本地菜從新界運到九龍，令香港安然度過四日斷糧危機。而1966年，澳門發生相等於香港六七暴動的「一二．三事件」，廣東省政府停止向澳葡政府供水供糧，成功迫使澳葡政府驅逐當地國民黨殘餘勢力。

進口當道　技術隨時斷層

「所以農業帶有政治目的，當時的食物供應影響了香港和澳門以後的政局，而港英政府也在當時的漁農署年報表示：本土農業對食物供應的穩定性非常重要。」直至1970年代，因荃灣、沙田、上水、粉嶺等地發展新市鎮，大量農地被徵收；1980年代，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英國在香港只剩下短期利益，面對內地改革開放、內地菜迅速攻佔本地市場，政府也無意大力推動本地農業發展。「農業發展愈來愈不受農業內部運作影響，而是受周邊不同因素影響，如房地產、城市化等，農地漸漸變成了最低產值的土地用途，而香港整個發展模式都變成靠金融、地產賺錢，政府或地主只想着如何把農地變成更賺錢的東西。」

2002年，特區政府把白米儲備降至15日；2016年，香港蔬菜自給率降至約2%，由於毗鄰的深圳也是無力自給的城市，香港食物要在愈來愈遠的地方購買。劉海龍認為，本地農業已是瀕死狀態，且面對不少問題：農地荒廢率極高；農村的水利、運輸等基建設施並不完善；農民缺乏直接銷售渠道來賺取更多收入；進口當道下，農耕收入與勞力付出不成正比；香港大部分農夫已達六七十歲，隨時出現技術斷層。可是，《新農業政策》並無對症下藥地回應這些問題。

他評論整個政策的焦點「農業園」：「政府把農地收回以作農用，是否需要用龐大公帑來買地？政府不需要賠償業權人對農地未來的想像，這樣只會令市民誤會在香港搞農業很貴，而大部分錢卻給了地主。農業園的另一問題是把不同形式的農業都放進來，卻完全忽略了各種農業模式的需要和衝突，如蕉徑是香港擁有最多信譽農場的地方，那裏是常規耕種、噴農藥的，他們不能密封自己的田來打農藥，會影響旁邊的有機農夫，而有機農田的蟲較多，常規農夫就會埋怨你。同時，搞水耕需平整土地，倒水泥令土地變高變硬，不然土地沉降會令設備失靈，但這樣就會令旁邊的農地變成低窪地區，下雨時，雨水全部瀉進旁邊農地。更何況，為搞水耕而令一塊可耕農地無法種植，真是非常之錯。」

他也擔心「農業優先區」的劃定：「土地破壞執法不力之下，農地被劃為優質和非優質以後，優質農地的地主可能會怕農地不能起樓而立即倒泥頭破壞它，而非優質農地又可能立即被政府收回起樓。其實為什麼不能尊重土地規劃最初的原意，農地就是農用？」他想起一個元朗農夫，因農地被地主收回作停車場之用，而要到貝澳租田，每天從住處往返農地需要三四小時，而農夫已六七十歲了，只希望不用再搬，因體力無法再次應付開荒。「其實香港現在大部分農夫都是六七十歲，他們的體力很難承受農地搬遷，農業園其實無法幫助他們。」

劉海龍的農地也是幾經艱苦才終於開荒：每鋤幾步，便發現磚頭和碎石，原來，這塊田從前曾被棄置建築廢料，要把廢料全挖出來，才可以種菜，但他種粟米就被螞蟻吃光，種花生也被其他昆蟲吃光。沒料到耕種的起頭如此難，一塊曾被破壞的農田很難還原，而一塊肥沃的農田，大概是農夫悉心照料多年的成果吧？「你一聲令下，要農夫遷走，他所有心血都化為烏有。」他認為，農地功能雖多，唯有糧食生產不可取代，即使水耕也不能取代土耕。「一個水耕農場的投資動輒二三百萬，而香港的工廈空置率其實很低，你沒有理由找農地去搞水耕吧？何況水耕的碳排放量很大，如果我們的城市重視可持續發展，我們是否要消耗過量的能源來生產糧食呢？」

「農業園不知何年何月才建成，建成時其他農地可能都被破壞了、消失了。我們現在有急切需要去保護農地，認真檢視香港農業的定位、現有的資源，希望農業發展為香港解決什麼問題或補足什麼，而現在無論是政策或整個思路都欠缺對本地農業現況的反思，細看《新農業政策》，我覺得很多建議都是將不同地方的例子硬套進香港，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這樣很易有反效果。」

「我只希望當下次有任何天災人禍時，如果大陸沒有食物運來香港，我們也不會發現自己有錢卻買不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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