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美國的三個戰略錯誤

【導讀】 《亞洲的21世紀》收錄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馬凱碩撰寫的關於東西方關係的系列文章。 馬凱碩詳細分析了亞洲將如何成為21世紀全球化新的發動機，提出「21世紀將見證亞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解讀中國和平崛起與全球秩序重構的關係。 本文摘自《亞洲的21世紀》（The Asian 21st Century）第三部分《中國的和平崛起》。

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悖論是，雖然在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已經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但是許多人仍然認為全球化會退潮。這種悖論是怎麼產生的？西方在管理全球化時犯的三個關鍵戰略錯誤導致了這一切。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國王已死，國王萬歲！」這句話的最新版本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這個新說法恰好抓住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矛盾。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對改善人類處境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人類歷史上其他任何力量。然而，許多人不僅不為全球化歡呼，反而斷言全球化即將消亡。儘管是西方發起了全球化，但預言全球化即將消亡的聲音在西方尤為響亮。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西方為何會反對自己對人類做出的最仁慈的貢獻？簡要來說，西方在全球化管理上犯了三個戰略錯誤。更準確地說，是西方頭號強國——美國犯了錯誤。但是，當美國犯下這三個戰略錯誤時，西方第二大經濟力量——歐盟未能為其提供幫助與指導，這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錯誤。歐洲人的消極態度是導致這三個戰略錯誤的重要原因。

美國犯下三個戰略錯誤

那麼，美國犯下了哪三個戰略錯誤呢？第一個錯誤是佔美國人口1%的精英階層犯下的。他們從全球化中攫取了鉅額的財富，而佔人口 50% 的底層民眾卻遭受了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破壞（或者更準確地說，「創造性破壞」），對於這一點，精英階層袖手旁觀。第二個錯誤是，在本應加強政府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時，美國選擇了削弱它們。這一錯誤是在著名的列根—戴卓爾革命期間鑄成的，當時列根總統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這種理念引發了災難性的後果：接下來的30年間，主要公共服務機構資金不足、權威喪失、士氣低迷。第三個錯誤是美國放任佔有財富最多的1%的人口在國 內形成了實際上的金錢政治。民主政治和金錢政治的本質區別是什麼？在一個民主政治國家，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而在一個金錢政治國家，民眾面對的則是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政府。大多數美國人都懷疑美國是否真的已經成為由富豪統治的國家。然而，保羅·沃爾克（Paul A. Volcker）、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等知名人士都證實了這一發展趨勢。

一種矛盾現象伴隨着美國犯下的這三個戰略錯誤。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戰略思維產業（包括大學、智庫、諮詢公司、非政府組織），美國的政治體系卻不曾公開承認自己犯下這三個重大的戰略錯誤。《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等極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的評論版面上也未對此進行更多討論。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不得不調查和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美國政治體系中出現的大規模的佯裝無知的現象。

由於許多美國人會極力否認美國犯下的這些戰略錯誤，因此本文有必要更詳細地解釋一下錯誤是如何犯下的。這是本文想要達到的目的，同時我也會提出一些解決問題和改正錯誤的方法。本文最後還將得出一個樂觀的結論：這三個戰略錯誤都是可以糾正的，美國也可以像過去一樣再次成為全球化的頭號捍衛者。隨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馬丁·沃爾夫就可以分別出版新版的《世界是平的》、《為全球化辯護》和《全球化為什麼可行》。

第一個戰略錯誤

第一個戰略錯誤是美國精英階層未能保護工人階級免受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破壞。是什麼導致了這一結果？是美國精英階層的貪婪和冷酷嗎？還是歷史大趨勢也促成了這一戰略錯誤的發生？

這些問題的答案照例很複雜。顯然，歷史大趨勢也促成了這一錯誤。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比我們更加清楚地注意到，美國工人階級之所以遭受苦難，是因為不幸遇上了歷史上兩個重要時刻的交會。第一個時刻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名篇中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而第二個時刻是「歷史的回歸」，即20世紀90 年代初，中印兩國決定覺醒的時刻。這兩個時刻的交會所造成的不幸後果是，在中國和印度（以及亞洲其他國家）覺醒時，西方卻選擇了沉睡。

我在《西方失敗了嗎？》（Has the West Lost it?）一書中記錄了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緣何發生。我在這兒做個簡單總結。法蘭西斯・福山本無意讓西方沉睡，然而，當他提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了政治和經濟進化之路的盡頭時，他在包括主要人物在內的西方人心目中營造出了這樣一種感想：西方社會無須為應對新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結構或戰略調整，只有非西方社會才需要調整和適應新世界。這一信念使西方社會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了傲慢、自大和自滿情緒， 因此，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西方選擇沉睡的那一刻，恰恰是它本該覺醒的那一刻。

因何覺醒呢？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就應該意識到，在沉睡了近 200 年之後，中國和印度決定醒來。為什麼這兩國的覺醒如此重要？因為從公元元年到1820 年，中國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因此，當中國和印度決定再次覺醒時，它們將不可避免地撼動世界。隨着中國成為超級製造業大國，以更低的價格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產品，美國的企業不可避免地要關掉一些工廠，失業也成為必然。對此，人們不應該感到驚訝。西方經濟理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

在這裏，我要申明，經濟學家對中國新興產業的出現是否導致了美國的失業一直存在爭論。一些經濟學家反對這種說法，然而，至少有兩位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經濟學家考證了來自中國的新競爭是如何導致美國人失業的，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E. Scott）。斯科特等人（2018年）指出，2001年以後，美國失去了340萬個就業崗位。阿西莫格魯等人（2016年）估計，從中國進口商品引發的競爭使美國在 1999—2011年失去了200萬-240 萬個就業崗位。

值得注意的是，當這一切發生時，克林頓政府並未出台任何支持失業工人的計劃。2001 年 1 月克林頓政府卸任後，不幸的是， 有兩大歷史性事件再次同時發生。小布殊政府關注的歷史性大事是 2001年9月11日，拉登（Osama bin Laden）對美國發動的襲擊，這一事件自然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憤怒。因此，2001年10月7日和2003年3月20日，小布殊政府分別捲入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民和政策制定者被「9·11」事件帶來的憤怒衝昏了頭，而沒有注意到 2001年還發生了一件更為重大且能夠改變世界的事情：中國於 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隨着中國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獲得越來越多的免稅准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出口必然出現激增。事實上，2001年以後，中國與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獲得了顯著增長。顯然，如果美國政策制定者足夠警醒，他們就會注意到美國工人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處境，但遺憾的是，他們並沒有注意到。這是第一個戰略錯誤：當工人階級遭遇由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回歸造成的「創造性破壞」時，他們的需求和利益被忽視了。

第二個戰略錯誤

第二個戰略錯誤明顯地加深了第一個戰略錯誤：西方在普遍削弱政府機構，尤其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列根—戴卓爾革命留下了兩個思想遺產：首先是迷信市場自發的應對方式是最好的， 因此，如果經濟出現問題，市場將能夠自動找到解決辦法；其次是前面提到的理念，即「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因此，政府不應該幫助由於經濟競爭而受到傷害的工人，市場會自動創造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奇怪的是，儘管理論上列根政府不贊成政府對市場力量進行干預，但當它認為自由市場的力量會傷害到美國的公司時，列根政府進行了至少兩次干預。當美國汽車公司抱怨競爭不過日本汽車製造商時，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自 1981 年起對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實行「自願出口限制」。

此外，列根政府還採取了進一步措施以保護美國公司免受來自日本的競爭：它迫使日本政府接受日圓的大幅升值，使得日圓對美元的匯率從1985年240∶1升到了1988年的120∶1，這顯然削弱了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順便提一下，日圓被迫升值帶來了一個意外收穫——日本企業開始將製造環節更多地轉移到美國和第三國（如東盟國家）。

因此，列根政府為美國留下了一個自相矛盾的遺產。理論上， 列根政府反對政府幹預市場，但實際上，對日本工業採取的行動表明，列根政府是支持政府幹預的。不幸的是，列根政府青睞的干預手段是「消極」的干預：用強硬手段阻止來自日本的競爭。它沒有進行任何「積極」的干預，比如對在經濟競爭中失業的工人進行再培訓。

在這方面，美國讓市場創造新就業崗位的辦法與歐洲和亞洲的做法不同。事實上，歐盟成員國政府與若干東亞國家和地區政 府（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大力資助工人培訓項目。美國人對政府介入工人培訓的反感也延伸到了反對工會保護工人利益上。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引入美國跨國公司投資時發現了這一點。

當時這些美國跨國公司堅稱，只有新加坡政府阻止新加坡工人加入工會，它們才會在新加坡投資，在它們看來，工會妨礙了市場力量發揮作用。新加坡政府花了一些精力去做說 服工作，最終，美國跨國公司接受了新加坡政府的觀點——新加坡工會可以幫助工廠的工人與管理層建立更和睦的關係。

美國人不屑於設立幫助工人的計劃和機構，這也涵蓋在一種更廣泛的哲學觀點內，體現在佛利民的一句名言中： 「在商言商。」簡言之，唯一重要的是公司的底線。如果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必須解僱工人，那就解僱好了，畢竟利潤比員工更重要。

把這種風氣單純歸罪於佛利民是不公平的。哈佛商學院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學院之一，幾代人以來，它同樣傳播了 這樣一種理念：企業的首要責任就是創造更大的利潤。因此，只有一個利益相關者是重要的，那就是股東，而其他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工人、社區，都沒那麼重要。相比之下，世界經濟論壇則建議企業關注多元化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本地社區和整個社會」。

第三個戰略錯誤

第三個戰略錯誤是美國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富豪統治階級， 破壞了美國的民主政體。美國商界精英對更廣泛的社會關切的反感可能也是導致美國犯下第三個戰略錯誤的原因之一。

簡言之，美國政府已經從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轉變為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 的政府。真正的問題在於，儘管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美國已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人們仍然極力否認此事，哪怕保羅·沃爾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馬丁·沃爾夫等知名人士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對這一問題「直言不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面臨着諸多阻力，因此我在《中國的選擇》（Has China Won?: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詳細解釋美國是如何演變成由富豪統治的國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富有的美國人已經開始承認這一點。達利奧（Ray Dalio）經營着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對沖基金，通過嚴格的實證研究獲得了成功。現在，達利奧將這一研究方法用於理解美國的貧困和不平等。

他在自己的領英頁面（上圖）上詳細說明了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並指出，「處於底層的60%的人口，大多數是窮人」，他還引用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最近的一項研究，「如果遇到急需用錢的情景，40%的美國人連400美元都籌措不到」。

更糟糕的是，達利奧指出，「他們在貧困裏越陷越深……能用10年時間從底層的1/5躍入中等或更高階層的人越來越少，從1990年的23%下降到了2011年的14%」。反映美國社會狀況惡化的數據無可辯駁。人們不再相信在美國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回報。對大多數人來說，回報已然枯竭。「善有善報」這一陳詞濫調顯得可憎且令人懷疑。

美國通向金錢政治之路

為什麼美國表現得如此糟糕？簡言之，在美國人民沒注意到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安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每隔 2-4 年， 美國人就會投票選舉出他們的眾議員、參議員、州長和州立法會議代表。然而，在民主正常運行的偽裝下，在所有儀式性投票的背後，美國已然成了一個被權貴階層統治的國家，用金錢來決定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決策。由此，權貴階層可以實現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

偉大的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警告過這種危險。他說：「如果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參與原則所保護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價值。」 大約 50 年以前，他警告稱，如果允許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開辯論的進程，美國的民主將被顛覆。

在 2010年的「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里程碑式的裁決。這一裁決聯合其他判決，推翻了對利用金錢影響政治進程的許多立法限制。美國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和其他類似判決影響甚大，它們在事實上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制度。馬丁·沃爾夫表示：「美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對公民聯合會的不當裁決說明，公司就是掌權人，金錢就是話語權。事實證明，這是美國邁向金錢政治的一大步。」

美國兩位政治學教授考證了普通美國公民是如何失去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的本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研究了1779 個案例，比較了普通美國人和群眾性利益集團的觀點與經濟精英的觀點對政策的影響。他們發現：

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團體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有實質性的、獨立的影響，而普通人和群眾性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很小或沒有。當暫時排除經濟精英的偏好和利益團體的立場時，普通美國人的偏好對公共政策產生的影響看起來極其微小，幾近於零，在統計學上不顯著。此外，經濟精英的偏好（以其代表「富裕」公民的偏好來衡量）比普通公民的偏好更能影響政策變化。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這個國家並不是由多數人統治的，至少在實際政策的制定上不是這樣。

他們得出了以下令人警醒的結論：美國人確實享有民主治理的許多核心特徵，如定期選舉、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廣泛的選舉權（儘管仍有爭議）。但我們認為，如果政策的制定由強大的商業組織和少數美國富人主導，那麼美國所謂的民主就正在受到嚴重的威脅。

過去，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在決定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話語權。但如今，他們失去了這種話語權，美國國會的決定不是由選民而是由資助者說了算。因此，美國的政治體制在功能上變得越來越不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所有公民都擁有平等的話語權，而美國正相反，它越來越像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少數富人擁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權力。

2018年，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學者亞歷山大·赫特爾—費爾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哈佛大學學者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研究生賈森·斯克拉爾（Jason Sclar）開展的一項研究進一步表明：

自 2005年左右開始，新成立的保守和進步捐款人財團，尤其是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和戴維·科赫（David Koch）兄弟創立的科赫研討會與民主聯盟，通過不斷籌集和輸送資金，用於選舉和與各種政治組織的合作，擴大了富有捐贈者的影響力。科赫研討會允許捐贈被用於圍繞「繁榮美國人協會」（Americans for Prosperity）構建一個虛擬的第三政黨。

「繁榮美國人協會」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政治網絡，不僅能在選舉中支持共和黨，而且能左右其候選人和公職人員在超自由市場政策方向上的偏好。富有的捐贈財團已經成功建立起基本的組織結構，用它們所掌握的資源影響政策提案制定， 向立法者施加壓力和動員普通美國人參政……當富豪集體將新的議程強加給尋求資金的政治組織時，這些資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國政治的慣例、目標和權力中心，這遠遠超出了特殊撥款預算產生的影響。

研究者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對科赫研討會和民主聯盟財團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錢通過某種機制而不是個人或企業捐贈滲透進選舉和遊說活動，產生了巨大影響。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國政治的， 我們不僅要考察他們的選舉活動和遊說支出，還要看他們對涉及各種領域和各種職能的政治組織的聯合投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明馬丁·吉倫斯、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和本傑明·佩奇等研究人員所發現的政府響應能力明顯不平等的原因。

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被富人劫持了，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家吉里德哈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在其著作《贏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書中詳盡地記述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夢想是如何幻滅的。他說：

一個成功的社會是一台進步的機器。它吸取創新的原材料，產出廣泛的人類進步，但美國這台機器壞掉了。近幾十年來，進步的成果幾乎全被幸運者攫取了。舉例來說，自1980 年以來，處於社會底層的那一半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處於金字塔塔尖 10%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翻了一番，處於塔尖 1%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增長了不止 3 倍，而處於塔尖0.001% 的美國人的平均稅前收入增長了 7 倍多。這些熟悉的數字意味着，30多年來，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沒有對1.17億美國人的平均收入產生任何影響。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國學者喜歡引用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有名的俏皮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引用過後，他們可能會在心底悄聲說：「感謝上帝，我們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腐敗不可能發生。」但所有這些學者都應該考慮一下阿克頓勳爵這句名言的變體：「金錢導致腐敗。絕對的金錢導致絕對的腐敗。」

金錢對美國政治的腐蝕應該引起重視。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或企業利用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被稱作腐敗。即使在腐敗橫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也知道這是違法的，儘管人們對腐敗往往無可奈何。但在美國，人們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是腐敗行徑，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已將這一行為合法化了。

在將使用鉅額資金影響公共政策這一行為合法化的過程中， 美國最高法院顯然忽視了約翰·羅爾斯的警告——「如果那些擁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來掌控公共辯論的進程」，那麼將會產生以下腐敗結果。

最終，這些不平等將使那些處於金字塔塔尖的人能夠對立法施加更大的影響。他們可能會適時獲得在社會問題上更大的決定權，至少在那些會使情況更加有利於他們的問題上是如此，並且這些人通常對這些問題保持意見一致。

過去幾十年間發生的事情恰好證實了這一點：富人在「有利於他們獲得更好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上獲得了更多決定權」。財富和政治權力已然從美國人口的大多數人手中轉移到了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手中。因此，美國無疑已經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

簡單方案與艱難決策

對此，用列寧的話說就是：「該怎麼辦？」就這三個戰略錯誤來說，好消息是它們可以通過以下三個簡單措施來修正。第一步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承認自己在全球化中所受的創傷是咎由自取，這三個錯誤證明了這一點。第二步自然是對創傷採取補救措施。第三步是西方和東方，尤其是美國和中國，應該就合作應對全球化面臨的共同挑戰達成新的全面理解。

遺憾的是，這些措施儘管從理論上看很「簡單」，但在實踐中難以實施。第一步可能是最難實現的，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更願意相信是其他國家導致了它們的問題。因此，當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時,少有美國人敢於揭示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國內因素而非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國國內消費和儲蓄之間的不平衡是造成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事實上， 即使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下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逆差也不會減少。2017-2019年特朗普引發貿易摩擦期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17年的3750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450億美元，但美國對全球的貿易逆差從2017年的7920億美元上升到了2019年的8540億美元。

因此，除非美國承認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否則它很難採取必需的補救措施，尤其是重建強大而有效的機制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挑戰，以及扭轉導致美國出現金錢政治局面的舉措（美國最高法院將企業無限額政治捐款合法化的決定也是導致美國金錢政治局面的一個原因）。簡言之，第一步和第二步是相輔相成的。只有首先承認自己患病，才能找到治癒的辦法。美國如果不承認國內問題是自身導致的，就無法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

美國在艱難實施前兩步的同時，可以採取第三步行動：就如何共同應對全球化挑戰與中國達成新的諒解。在這方面，理論上，中美兩國的利益看起來可能不可調和。然而，正如我在《中國的選擇》一書最後一章中用大量篇幅所闡釋的那樣，中美兩國在長期利益上不存在根本性的衝突。事實上，美中之間有5點「共同利益」。如果說美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本應如此），中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改善中國人民的福祉（確實如此），那麼這兩個目標之間就沒有根本性矛盾。

事實上，如果能夠相互合作，而不是糾結於地緣政治競爭上的零和博弈，兩國政府成功實現各自目標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種雙贏合作所面臨 的主要障礙是，華盛頓許多有影響力的人認為，美國的首要目標應該是維護其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在主導地位與人民利益之間，美國人民的利益顯然更為重要。純粹的常識足以說明這一點。

簡言之，儘管在如今的政治背景下，我們難以想象中美能夠互利合作，但現實是，雙方能夠且應該合作。中美雙方，尤其是兩國政府，都不應忘記它們的首要任務是改善本國人民的福祉。它們可以通過合作而非對抗來實現這一目標。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