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們身價暴漲 遠超美國政府
5月30日，美國媒體發了一條不起眼的新聞，按照彭博億萬富翁全球排行榜「十億富翁指數」的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1個富豪的身家，超過了美國聯邦政府手上可以支配的現金總數。後者手頭只剩下388億美元（約3026億港元），遠低於5月早些時候的2000億美元。
本文轉載自《南風窗》，作者為戴雨瀟。香港01獲授權轉載。
在這「比美國政府更富」的31人中，有18個是美國人。剛結束訪華的Tesla（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位列首位，緊隨其後的是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Jeff Bezos）、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Google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Facebook創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耳熟能詳的名字。
另一邊，美國聯邦政府卻面臨着付不起賬單的窘境，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曾屢次警告，如果不能提高債務上限，政府將在6月5日耗盡資金，無法履行政府職責。兩黨極限拉扯下，6月3日，終於簽署了一項法案，允許美國政府繼續借錢，總算短暫度過了這場危機，但也只是暫緩。
一邊是疫情時代富豪們的狂飆，一邊是捉襟見肘的政府，對於作壁上觀的普通人來說，這個事情，也沒那麼簡單。去年年初，樂施會發布一項名為《致命的不平等》的研究，疫情後，全球99%的人收入下滑的情況下，全球十大首富身家卻暴漲一倍，而一年過去，分化還在持續加劇。
疫情時代以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被人們忽視：全球大部分財富，被極少一部分人收割了。
疫情加劇馬太效應
美國政府兜裏沒米，而美國的極個別人卻富可敵國，這種景象不光是我們看起來覺得十分奇怪，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也早就看不下去了。
2021年時，拜登就曾在演講中提到：「CEO的平均收入過去是普通員工的20倍，如今這個比例是350多倍。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十億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8萬億美元。這並不公平。」
拜登指出了一個比較尖鋭的社會問題：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裏，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愈來愈大。1980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國人拿到了全國所有人收入的不到10%；到了2015年，前1%的美國人收入佔全國收入的比例已經超過了20%。
疫情的到來，進一步加劇了馬太效應——富人變得更富，窮人變得更窮，這是全球很多國家都有的趨勢，而美國政府應對重大危機的方式，通常為推出刺激政策保護資本，讓勞動力通過失業等方式承受打擊，然後交由自由市場重新配置資本和人力，因此在美國，馬太效應也很顯著。
如2020年3月美國政府最先批准的兩兆美元紓困款項，絕大多數（61%）都流向了大小企業和地方政府，只有三成是分配給美國老百姓的。
而貝索斯、蓋茨、朱克伯格等超級富豪的財富，在疫情爆發的兩個月裏就增加4300多億美元，增幅近15%；疫情暴發一年後，2000萬的美國人失去了工作。但是有650個美國十億富翁的身家，在這一年的時間裏增加了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了4萬億的驚人數字。
2021年美聯儲的數據顯示，美國收入前1%的超級富豪擁有的財富，首次超過了收入在中間60%的全部中產階級家庭的財產總和。
疫情期間，歐美各國瘋狂降息和印錢的「量化寬鬆」政策，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房地產和股市價格的上漲，讓富人的身家更上一層樓。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裏，全球底層90%的人每賺1美元，十億富翁就會賺170萬美元。
參與編纂彭博社「十億富翁指數」的記者本·史蒂夫曼說：「在疫情期間發生的（最主要）事情，是很大一部分的財富都被富人收割走了。」
然而，這些鉅富雖然賺得盆滿缽滿，但他們卻並沒有回報社會。
鉅富避稅有道
根據美國調查新聞機構「為了人民」（ProPublica，又譯為了公眾）在2021年的一項分析報告，馬斯克、巴菲特、貝索斯等最富有的25個美國人，在2014年到2018年間上交的實際稅率只有3.4%。
該報告顯示，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沒有繳納一分錢的聯邦所得稅，而馬斯克則在2018年沒有繳納所得稅。
其中，股神巴菲特避稅的額度最高。在2014年至2018年間，他的財富增長了243億美元，但是他只交了2370萬美元的稅，繳納的實際稅率不到0.1%。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名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和加布裏埃爾·祖克曼在著作《不公正的勝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中指出，現在最富有的美國人繳納的稅率是近50多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18年特朗普發布稅改之後，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平均繳納的實際稅率為23%，這一比例竟然比美國社會後50%的群體的平均稅率24.2%還要低。
美國超級富豪享受的稅率比教師、工人等職業更低，造成這種「稅率倒掛」的畸形狀況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富人聚集財富的方式，通常是通過其持有的資產或股份的升值，而不是像大多數人一樣領薪水。例如馬斯克就曾發推承認：「我不從任何地方領取現金薪水或者獎金。我只有股票，讓我交稅的唯一方法就是讓我賣掉股票。」
而巴菲特的通常策略是看好一家公司就一直持有，較少賣出，所以交的稅也比較少。
沒賣出的股票屬於未實現收益（unrealized gains），目前美國政府無法對未實現收益徵稅。所以富豪為了避稅，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會賣出股票。很多人的股票到死都不會賣，然後直接把自己的股份傳給後代。
那麼，這些富豪一直持着股票不賣，到了他們需要用現金的時候怎麼辦？
答案是找銀行借。富豪的巧妙策略是，以自己的資產或投資品作為抵押，從銀行借出低息貸款。銀行知道這些人掙錢和投資的能力很強，所以往往會比較爽快地掏錢。富豪花這些借來的錢，不需要給政府上交一分錢的所得稅。
例如，馬斯克去年以4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社交巨頭Twitter，不是因為他的儲蓄賬戶裏有這麼多錢，而是因為他擁有的Tesla和其他公司的價值早已超過千億美元，他可以通過質押股份的方式，從金融機構融到這筆錢。
此外，富豪還有一個最後的避稅手段，就是通過個人關係或者花錢買通政客等方式，弄清楚如何巧妙地鑽稅務相關法律的空子，然後將自己公司的業務重新組合成可以最小化稅額的模式。
特朗普在2016年參加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發表過一番經典的言論。當主持人問道，他是否在1995年通過匯報多家企業虧損的方式進行逃稅時，特朗普非常坦誠地回答：「我當然逃了。希拉里的大部分金主也一樣。他們使用了大量的稅費減免措施……我比任何競選總統的人都更了解稅法。」特朗普還吹噓成功逃稅這件事顯示了他「很聰明」。
一直持有資產不出售、借錢生更多的錢、充份了解稅法的漏洞，這三大法寶讓美國的富人總能比收稅官領先幾步棋，輕鬆逃避各類賦稅。
「不應該詆譭富豪」
殘酷的現實，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
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統計，近些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美國人開始對十億富翁持有負面看法。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已經有超過半數認為，一個人擁有十億美元以上的家產對國家並不是好事；過半的美國人認為，自己交的稅比實際應該交的更多。
不少經濟學家也指出，富人應該交更多的稅。
美國加州伯克利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賽斯等人長期主張應當對富豪徵收財產稅。他們認為，對富豪徵稅可以防止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資本王朝」的形成，所徵得的稅款也可以投入兒童醫護、清潔能源等使經濟受益的產業。
廣泛的民意支持，經濟學家的背書，但為什麼始終不能對富豪加稅呢？其背後有相當複雜的政治原因。
美國的政客不是沒想過這件事。號稱「左翼」的民主黨中，就有不少政客提議加徵富豪稅。2021年拜登就曾說：「在疫情到來之前，勞動人民生存得十分艱難，大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都過得很好……如果你能賺到數百萬或數十億美元，那很好，願上帝祝福你。但我要求你們上交和你們資產匹配的稅，像中產階級交他們應該交的稅一樣。但目前你們並沒有這麼做。」
同年3月，民主黨籍的沃倫（Elizabeth Warren），以及公開表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聯邦參議員，提出了一項《超級百萬富翁稅收法案》，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家庭每年徵收2%的財產稅，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家庭徵收3%的財產稅——這裏的財產是按照富豪們擁有的財富來計算，無論他們是否領工資或者出售股票。
遺憾的是，諸多類似法案很快胎死腹中。
首要原因就是缺乏充足的選票動力。美國政治新聞媒體《政客》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幾十年來，有兩位民主黨的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成功做到了給富人加稅，但他們都在翌年的中期選舉中遭遇了挫折。儘管大多數選民在民調中都聲稱支持對富人徵稅，但是他們似乎沒有將這件事作為投票的主要依據，共和黨也會用各種方式阻撓民主黨政客提出的加稅方案。
今年3月，拜登也提出了一項雄心勃勃的稅改計劃，其一措施有，對十億富豪徵收25%的最低所得稅（包括股票等未實現的資產增值部分）。
然而，此時的美國政府，還深陷債務上限的僵局，讓民主黨不得不在加稅問題上讓步，計劃隨之泡湯。
民主黨內部也並不團結。在拜登提出「十億富豪稅」不久，民主黨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公開反對說：「我不喜歡對不同的人群區別對待。超級富豪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財富，也為慈善事業做出了很多貢獻，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詆譭他們。」
這場政治遊戲中，不會有人真正把財富差距當一回事。
在美國的十億富豪中，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加州和紐約州這兩個民主黨的鐵票倉（舒默本人就是代表紐約州的參議員）。這些州的民主黨政客害怕加徵富豪稅，會得罪他們的選民和金主。
美國杜克大學會計系教授斯科特·戴倫悲觀地表示：「即便國會有足夠的政治意願通過『十億富翁稅』或者其他類似的法案，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超級富豪仍然有辦法繞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