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七|革命與平等:古巴共產黨的底色

撰文:祁賓鴻
出版:更新: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作為西半球僅存的共產政權,古巴見證了左翼與反美的激情年代。

由拉美的主體視角觀之,古巴的革命鬥爭本與共產主義無關,其更多是受1910年的墨西哥反迪亞斯(Porfirio Díaz)獨裁鬥爭擾動,並在民族主義狂飆下,萌生了「走向共和」的政治意識,從而化育哲・古華拉(Che Guevara)、菲德爾・ 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英雄群像,匯為抗擊美國門羅巨棒的時代象徵。

1959年起,菲德爾着手推動社會主義改革,招致了美國的斷交伺候,沉重的政經封鎖更是宛如利刃直插心窩。為求政權存續,古巴大力倒向蘇聯尋求支援,盼以冷戰下的地緣效忠,換取來自莫斯科的發展紅利。對蘇聯而言,牽制美國的籌碼永遠不嫌多;對古巴來說,蘇聯的政經援助確為及時雨,卻也讓自己除了反美之外別無他路。

蘇東劇變後,古巴頓失依靠,不僅經濟跳水式衰退,民眾更是成群外逃。2006年起,菲德爾因病入院,其弟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接掌革命火炬,推動市場化改革,放寬私營部門管制,也積極緩和對峙半世紀的古美關係。雖說上述耕耘進度緩慢,古巴卻終究是吹起了改革新風。

而後伴隨菲德爾於2016年逝世、勞爾也於2021年4月19日後退休,古巴代際接班啟動,61歲的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正式成為古巴最高領導人。揮別革命年代、肩負政經重擔,迪亞斯-卡內爾正帶領古共駛向改革深水區。

從民主鬥士到馬克思主義者

回顧古巴變天源起,卡斯特羅兄弟與共產主義的相遇,彷彿某種「命定的偶然」:看似本無關聯,卻終在結構驅使下合作。

1925年,古巴在第三國際影響下成立共產黨。然其早在革命爆發前,便放棄武裝奪權,選擇了議會道路,並於1939年正式合法化,改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又在1944年改為「人民社會黨」。當卡斯楚兄弟於1950年代發動武裝革命時,共產黨只將其視作「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左翼」,而非符合馬列主義規範的大眾革命。同持此般看法者,還包括已然革命的中蘇兩國,故古巴革命不如朝鮮與越南,同受國際左翼陣營聲援,而是在某種孤軍奮戰下,完成了自我轉型與蜕變。

1952年,古巴軍事強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變奪權,自由派為此打出「恢復憲政」的旗幟,團結各方共組民主聯合戰線,卡斯特羅兄弟正是其中之一,兩人雖屬主張武裝鬥爭的激進派,卻從未以馬列主義為訴求。面對西方記者,菲德爾總稱自己是為「民主鬥士」;面對古巴群眾與左翼人士,其雖會論及「社會公正與平等」,卻從不使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詞彙。菲德爾甚至曾在此前批評共產黨「投降巴蒂斯塔政權」,古共也在1953年卡斯特羅兄弟起義失敗、鋃鐺入獄後,嘲諷此為「資產階級的冒險活動」。雙方雖未結血海深仇,卻絕非同道中人。

1957年1月1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特別活動上播出的電影《馬埃斯特臘的叛軍》中菲德爾・ 卡斯特羅的形象。(Getty Images)

然而歷史的齒輪持續轉動。卡斯特羅兄弟於1955年大赦後獲釋,隨後轉赴墨西哥秘密組織武裝起義,而正是在此卧薪嚐膽期間,兩人與來自阿根廷的共產主義者相遇,三人在推翻親美巴蒂斯塔政權上達成共識,並於1956年同返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的叢林中展開游擊戰,最終於1959年成功迫使巴蒂斯塔出逃,古巴由此變天。這位阿根廷人成為牽引卡斯特羅與馬列主義的重要橋樑,並協助菲德爾在執政後推行社會主義改革。在後世口中,其有不少知名頭銜,但從「紅色羅賓漢」到「共產主義的唐吉訶德」,無一稱號能比其名更響亮:哲・古華拉。

而在個人層次上,古巴革命的左翼化也存在結構因素。卡斯特羅兄弟起義之初,民主聯合陣線、冷戰下的美國皆對共產主義存在排斥心理,不論卡斯特羅兄弟意在偽裝潛伏或無心插柳,古巴能在美國眼皮之下推翻巴蒂斯塔政權,與其對馬列主義的公開否定息息相關;古巴革命勝利後,菲德爾既要擺脱美國企業對古巴的宰制、獲取經濟主權,更要遂行個人奪權,故在上述兩重脈絡交纏下,其先是用軍隊向自由派施壓,迫使總理辭職、總統出逃,又持續激化革命氛圍,以街頭民粹壓倒議會政治,最終導致自由派退出政府。

1959年下旬起,菲德爾全面掌權,將古華拉拔擢為國家銀行總裁,古巴經濟政策由此急遽左轉,從政府勒令降低房租到全面沒收外資,為時僅僅1年。在此之前,美國本還對卡斯特羅政權相對友善,視其為簡單的民主化運動,沒想到手中握有的古巴40%甘蔗田、90%的養牛場、90%的礦場與80%的公共事業,會在一夕之間盡被沒收,其才驚覺後院蹲伏的並非温馴家犬,而是捍衛經濟主權的共產幼獅。而已改名「人民社會黨」的古巴共產黨,也在卡斯特羅政權全面左傾後,於1961年與其麾下勢力合併為「統一革命組織」,並在1965年正式改名「古巴共產黨」,回到1925年的原點,但這次更加真槍實彈。

1959年,菲德爾・ 卡斯特羅(右)與古華拉(左)領導的「七二六運動」革命成功,創建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於翌年立即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從1953年到1961年,卡斯特羅兄弟完成了從「民主鬥士」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蜕變,並在爭取國際支援的背景下,向中蘇伸出友誼之手,古華拉遂於1960年、1965年兩度訪華;勞爾也在1961年挫敗美國「豬灣入侵」後,於1962年率團訪問蘇聯,洽定了來自莫斯科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如此方能在美國嚴格的貿易禁運下,捍衛革命成果。

然而古巴的巨幅左傾,雖讓其收回經濟主權、獲取蘇聯援助,卻也使其在「大陸革命」的口號下一路狂飆,成為拉美反政府游擊隊的訓練與輸出地,引發了周遭各國的憤怒與集體孤立。古華拉於1965年出走古巴,遠赴剛果、玻利維亞等地推動游擊戰,並在1967年命喪槍口,堪為古巴此一階段政策的悲劇隱喻。1970年代起,古巴放棄「大陸革命」路線,拉美各國這才逐步與其復交。

周恩來曾在1971年如此評價古華拉,「他每天都有日記,寫得一清二楚,就是採取大燒、大殺,脱離群眾最後被俘」;其同時感嘆古華拉與古巴輸出的革命路線,「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他們認為不管有無條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其結果是游擊隊員一個個犧牲了,最後他自己被殺」;至於中國與古巴的革命經驗相較,周恩來認為,「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艱苦奮鬥,經過萬里長征才取得了勝利。他們想點把火就一舉成功。所以,他們就看不到古華拉失敗的教訓,而覺得他是一個英雄。」

1962年4月14日,古巴軍事法庭對1179名古巴流亡分子進行審判,他們參加了1961年未成功的豬灣登陸事件。(Getty Images)

豆子比大砲重要

而在輸出革命外,1959年古巴經濟政策的急遽左轉也引發毛澤東關注。

1960年,古巴共產黨雖未加入政府,卻已開始與左傾的卡斯特羅政權合作,毛澤東遂在古共送來的黨綱徵求意見稿上如此批示:「不要急於全面過渡,把國內搞得太緊張;不要把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當作敵人趕出去,要創建包括所有民主派、民主政黨和所有愛國者的民族統一陣線;不要一下就沒收全部外國和本國資本主義;對被國有化的業主要考慮一定的補償;對農民在房前屋後要考慮給一點自留地;國際上不要宣佈社會主義國家是自己的同志,應該說拉美鄰邦是自己的盟友;不要過早地和美國對立,引起干預。」

毛澤東所言,乃中國大躍進挫敗後的經驗總結,但卡斯特羅政權顯然未聽入耳。1968年,菲德爾提出「革命攻勢」口號,動員全古巴增產蔗糖,企望藉此累積資本、推動國家工業化。而為達此指標,古巴社會經歷了風聲鶴唳的政經清洗,諸多小商販被沒收財產,學生也遭大量停課,下放蔗園充作勞力與後勤;遊手好閒者、反政府人士則被送進「軍事協助生產陣營」(UMAP),開始勞改生涯。但如此大費周章,雖在客觀結果上整頓並動員了古巴社會,鍛造出相對忠誠、服從的人民群眾,卻未讓蔗糖產量由此激增。

1962年9月6日,古巴導彈危機事發幾周前,菲德爾・ 卡斯特羅正在痛斥美國炮艇夜間襲擊哈瓦那的海岸線。(Getty Images)

1970年代,古巴放棄「大陸革命」政策同時,也放棄了「革命攻勢」路線,增產蔗糖計劃最終未達指標、功敗垂成。此後古巴雖仍堅持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卻未再訴諸大規模群眾動員以達政經目標,而是更加倚賴蘇聯的經濟餵哺,並在中蘇交惡後,於1966年和北京決裂。若無蘇東劇變,這個加勒比的共產小國或能長久維持這般狀態。

1991年起,蘇聯解體誘發了古巴經濟雪崩,大量百姓成批外逃,勞爾終在哈瓦那公開發言,「豆子,比大砲重要。」成為後世解讀古巴政局風向的關鍵指標。然而卡斯特羅政權的共產底色濃厚,要一夕右轉無異於緣木求魚,故勞爾遲至2006年兄長菲德爾入院、自己全面掌權後,才能真正推動經濟改革,走上遲來的「鄧小平路線」。

在勞爾主政下,其為古巴國有經濟引入市場化力道,削減臃腫的工資體系、出租休耕地,同時引入中國式產業園區,修設外資減稅新法,並重啟外債談判,期望讓古巴重新融入全球市場。2011年,勞爾在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古共六大)上明確提出全面推動「經濟模式更新」,進一步放寬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限制;2016年的古共七大上,勞爾強調深化經濟改革路線。

2003年的卡斯特羅兄弟。(VCG)

然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理想有時弱不禁風。私營經濟必然引發貧富不均,古巴的社會不滿由此加劇,勞爾的改革力道因而屢遭掣肘、難以大刀闊斧,類似困境,也體現在推動古美關係上。2015年7月,古巴與美恢復外交關係,但美國並未全面撤除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換言之,最沉重的經濟枷鎖仍在壓迫。

然在政治改革上,勞爾可謂決斷如流。2016年古共七大召開,勞爾推出幹部任期制,宣佈「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新人年齡不能超過60歲,進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齡不能超過70歲」;2018年4月,勞爾將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和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職務移交58歲的迪亞斯-卡內爾,正式開啟古共代際換血進程。與此同時,「打江山」一輩仍身兼「扶上馬,送一程」責任,穩固政局避免動亂,故迪亞斯-卡內爾直到2021年4月古共八大後才正式接班。

2019年1月1日,古巴紀念革命勝利60周年,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左)、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右)在聖伊菲赫尼亞公墓出席活動。(VCG)

綜觀新一屆古共政治局委員名單,1959年革命後出生者高達71%,平均年齡為61歲,除了現任國防部長、現年77歲的阿爾瓦羅・洛佩斯・米耶拉(Álvaro López Miera)曾於青少年時期參加古巴革命外,卡斯特羅世代的革命元老盡皆退位。然由勞爾親信仍存在政府各部的現象觀之,未來的古巴或會維持「新老共治」的格局一段時間。

迪亞斯-卡內爾生於1960年,是典型的後游擊隊時代精英,相對不具共產革命包袱,卻也由此成為西媒口中熱捧的「古巴戈爾巴喬夫」。在可見未來裏,迪亞斯-卡內爾的掌權路將與古巴發展共享類似宿命:古巴期望美國解除經濟制裁,但又能保有經濟與政治主權,正如其希望藉市場化改革活化經濟,卻也不想一夕喪失社會主義的平等底色;而迪亞斯-卡內爾雖肩負帶領古巴持續改革的任務,卻也要避免成為「古巴戈爾巴喬夫」,以免遭黨內老將質疑鬥爭,但古巴共產政權若要存續,便不能停下經濟改革進程,迪亞斯-卡內爾即便不能在任內完成,也是身負栽培「古巴鄧小平」的重責大任。

蘇聯解體三十年,古巴共產黨正在美國制裁、疫情流竄的夾擊下,摸索經濟風向、艱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