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七｜革命與平等：古巴共產黨的底色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作為西半球僅存的共產政權，古巴見證了左翼與反美的激情年代。

由拉美的主體視角觀之，古巴的革命鬥爭本與共產主義無關，其更多是受1910年的墨西哥反迪亞斯（Porfirio Díaz）獨裁鬥爭擾動，並在民族主義狂飆下，萌生了「走向共和」的政治意識，從而化育哲・古華拉（Che Guevara）、菲德爾・ 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英雄群像，匯為抗擊美國門羅巨棒的時代象徵。

1959年起，菲德爾着手推動社會主義改革，招致了美國的斷交伺候，沉重的政經封鎖更是宛如利刃直插心窩。為求政權存續，古巴大力倒向蘇聯尋求支援，盼以冷戰下的地緣效忠，換取來自莫斯科的發展紅利。對蘇聯而言，牽制美國的籌碼永遠不嫌多；對古巴來說，蘇聯的政經援助確為及時雨，卻也讓自己除了反美之外別無他路。

蘇東劇變後，古巴頓失依靠，不僅經濟跳水式衰退，民眾更是成群外逃。2006年起，菲德爾因病入院，其弟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接掌革命火炬，推動市場化改革，放寬私營部門管制，也積極緩和對峙半世紀的古美關係。雖說上述耕耘進度緩慢，古巴卻終究是吹起了改革新風。

而後伴隨菲德爾於2016年逝世、勞爾也於2021年4月19日後退休，古巴代際接班啟動，61歲的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正式成為古巴最高領導人。揮別革命年代、肩負政經重擔，迪亞斯-卡內爾正帶領古共駛向改革深水區。

從民主鬥士到馬克思主義者

回顧古巴變天源起，卡斯特羅兄弟與共產主義的相遇，彷彿某種「命定的偶然」：看似本無關聯，卻終在結構驅使下合作。

1925年，古巴在第三國際影響下成立共產黨。然其早在革命爆發前，便放棄武裝奪權，選擇了議會道路，並於1939年正式合法化，改名「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又在1944年改為「人民社會黨」。當卡斯楚兄弟於1950年代發動武裝革命時，共產黨只將其視作「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左翼」，而非符合馬列主義規範的大眾革命。同持此般看法者，還包括已然革命的中蘇兩國，故古巴革命不如朝鮮與越南，同受國際左翼陣營聲援，而是在某種孤軍奮戰下，完成了自我轉型與蜕變。

1952年，古巴軍事強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變奪權，自由派為此打出「恢復憲政」的旗幟，團結各方共組民主聯合戰線，卡斯特羅兄弟正是其中之一，兩人雖屬主張武裝鬥爭的激進派，卻從未以馬列主義為訴求。面對西方記者，菲德爾總稱自己是為「民主鬥士」；面對古巴群眾與左翼人士，其雖會論及「社會公正與平等」，卻從不使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詞彙。菲德爾甚至曾在此前批評共產黨「投降巴蒂斯塔政權」，古共也在1953年卡斯特羅兄弟起義失敗、鋃鐺入獄後，嘲諷此為「資產階級的冒險活動」。雙方雖未結血海深仇，卻絕非同道中人。

然而歷史的齒輪持續轉動。卡斯特羅兄弟於1955年大赦後獲釋，隨後轉赴墨西哥秘密組織武裝起義，而正是在此卧薪嚐膽期間，兩人與來自阿根廷的共產主義者相遇，三人在推翻親美巴蒂斯塔政權上達成共識，並於1956年同返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的叢林中展開游擊戰，最終於1959年成功迫使巴蒂斯塔出逃，古巴由此變天。這位阿根廷人成為牽引卡斯特羅與馬列主義的重要橋樑，並協助菲德爾在執政後推行社會主義改革。在後世口中，其有不少知名頭銜，但從「紅色羅賓漢」到「共產主義的唐吉訶德」，無一稱號能比其名更響亮：哲・古華拉。

而在個人層次上，古巴革命的左翼化也存在結構因素。卡斯特羅兄弟起義之初，民主聯合陣線、冷戰下的美國皆對共產主義存在排斥心理，不論卡斯特羅兄弟意在偽裝潛伏或無心插柳，古巴能在美國眼皮之下推翻巴蒂斯塔政權，與其對馬列主義的公開否定息息相關；古巴革命勝利後，菲德爾既要擺脱美國企業對古巴的宰制、獲取經濟主權，更要遂行個人奪權，故在上述兩重脈絡交纏下，其先是用軍隊向自由派施壓，迫使總理辭職、總統出逃，又持續激化革命氛圍，以街頭民粹壓倒議會政治，最終導致自由派退出政府。

1959年下旬起，菲德爾全面掌權，將古華拉拔擢為國家銀行總裁，古巴經濟政策由此急遽左轉，從政府勒令降低房租到全面沒收外資，為時僅僅1年。在此之前，美國本還對卡斯特羅政權相對友善，視其為簡單的民主化運動，沒想到手中握有的古巴40%甘蔗田、90%的養牛場、90%的礦場與80%的公共事業，會在一夕之間盡被沒收，其才驚覺後院蹲伏的並非温馴家犬，而是捍衛經濟主權的共產幼獅。而已改名「人民社會黨」的古巴共產黨，也在卡斯特羅政權全面左傾後，於1961年與其麾下勢力合併為「統一革命組織」，並在1965年正式改名「古巴共產黨」，回到1925年的原點，但這次更加真槍實彈。

從1953年到1961年，卡斯特羅兄弟完成了從「民主鬥士」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蜕變，並在爭取國際支援的背景下，向中蘇伸出友誼之手，古華拉遂於1960年、1965年兩度訪華；勞爾也在1961年挫敗美國「豬灣入侵」後，於1962年率團訪問蘇聯，洽定了來自莫斯科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如此方能在美國嚴格的貿易禁運下，捍衛革命成果。

然而古巴的巨幅左傾，雖讓其收回經濟主權、獲取蘇聯援助，卻也使其在「大陸革命」的口號下一路狂飆，成為拉美反政府游擊隊的訓練與輸出地，引發了周遭各國的憤怒與集體孤立。古華拉於1965年出走古巴，遠赴剛果、玻利維亞等地推動游擊戰，並在1967年命喪槍口，堪為古巴此一階段政策的悲劇隱喻。1970年代起，古巴放棄「大陸革命」路線，拉美各國這才逐步與其復交。

周恩來曾在1971年如此評價古華拉，「他每天都有日記，寫得一清二楚，就是採取大燒、大殺，脱離群眾最後被俘」；其同時感嘆古華拉與古巴輸出的革命路線，「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他們認為不管有無條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其結果是游擊隊員一個個犧牲了，最後他自己被殺」；至於中國與古巴的革命經驗相較，周恩來認為，「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艱苦奮鬥，經過萬里長征才取得了勝利。他們想點把火就一舉成功。所以，他們就看不到古華拉失敗的教訓，而覺得他是一個英雄。」

豆子比大砲重要

而在輸出革命外，1959年古巴經濟政策的急遽左轉也引發毛澤東關注。

1960年，古巴共產黨雖未加入政府，卻已開始與左傾的卡斯特羅政權合作，毛澤東遂在古共送來的黨綱徵求意見稿上如此批示：「不要急於全面過渡，把國內搞得太緊張；不要把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當作敵人趕出去，要創建包括所有民主派、民主政黨和所有愛國者的民族統一陣線；不要一下就沒收全部外國和本國資本主義；對被國有化的業主要考慮一定的補償；對農民在房前屋後要考慮給一點自留地；國際上不要宣佈社會主義國家是自己的同志，應該說拉美鄰邦是自己的盟友；不要過早地和美國對立，引起干預。」

毛澤東所言，乃中國大躍進挫敗後的經驗總結，但卡斯特羅政權顯然未聽入耳。1968年，菲德爾提出「革命攻勢」口號，動員全古巴增產蔗糖，企望藉此累積資本、推動國家工業化。而為達此指標，古巴社會經歷了風聲鶴唳的政經清洗，諸多小商販被沒收財產，學生也遭大量停課，下放蔗園充作勞力與後勤；遊手好閒者、反政府人士則被送進「軍事協助生產陣營」（UMAP），開始勞改生涯。但如此大費周章，雖在客觀結果上整頓並動員了古巴社會，鍛造出相對忠誠、服從的人民群眾，卻未讓蔗糖產量由此激增。

1970年代，古巴放棄「大陸革命」政策同時，也放棄了「革命攻勢」路線，增產蔗糖計劃最終未達指標、功敗垂成。此後古巴雖仍堅持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卻未再訴諸大規模群眾動員以達政經目標，而是更加倚賴蘇聯的經濟餵哺，並在中蘇交惡後，於1966年和北京決裂。若無蘇東劇變，這個加勒比的共產小國或能長久維持這般狀態。

1991年起，蘇聯解體誘發了古巴經濟雪崩，大量百姓成批外逃，勞爾終在哈瓦那公開發言，「豆子，比大砲重要。」成為後世解讀古巴政局風向的關鍵指標。然而卡斯特羅政權的共產底色濃厚，要一夕右轉無異於緣木求魚，故勞爾遲至2006年兄長菲德爾入院、自己全面掌權後，才能真正推動經濟改革，走上遲來的「鄧小平路線」。

在勞爾主政下，其為古巴國有經濟引入市場化力道，削減臃腫的工資體系、出租休耕地，同時引入中國式產業園區，修設外資減稅新法，並重啟外債談判，期望讓古巴重新融入全球市場。2011年，勞爾在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古共六大）上明確提出全面推動「經濟模式更新」，進一步放寬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限制；2016年的古共七大上，勞爾強調深化經濟改革路線。

然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理想有時弱不禁風。私營經濟必然引發貧富不均，古巴的社會不滿由此加劇，勞爾的改革力道因而屢遭掣肘、難以大刀闊斧，類似困境，也體現在推動古美關係上。2015年7月，古巴與美恢復外交關係，但美國並未全面撤除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換言之，最沉重的經濟枷鎖仍在壓迫。

然在政治改革上，勞爾可謂決斷如流。2016年古共七大召開，勞爾推出幹部任期制，宣佈「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新人年齡不能超過60歲，進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齡不能超過70歲」；2018年4月，勞爾將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和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職務移交58歲的迪亞斯-卡內爾，正式開啟古共代際換血進程。與此同時，「打江山」一輩仍身兼「扶上馬，送一程」責任，穩固政局避免動亂，故迪亞斯-卡內爾直到2021年4月古共八大後才正式接班。

綜觀新一屆古共政治局委員名單，1959年革命後出生者高達71%，平均年齡為61歲，除了現任國防部長、現年77歲的阿爾瓦羅・洛佩斯・米耶拉（Álvaro López Miera）曾於青少年時期參加古巴革命外，卡斯特羅世代的革命元老盡皆退位。然由勞爾親信仍存在政府各部的現象觀之，未來的古巴或會維持「新老共治」的格局一段時間。

迪亞斯-卡內爾生於1960年，是典型的後游擊隊時代精英，相對不具共產革命包袱，卻也由此成為西媒口中熱捧的「古巴戈爾巴喬夫」。在可見未來裏，迪亞斯-卡內爾的掌權路將與古巴發展共享類似宿命：古巴期望美國解除經濟制裁，但又能保有經濟與政治主權，正如其希望藉市場化改革活化經濟，卻也不想一夕喪失社會主義的平等底色；而迪亞斯-卡內爾雖肩負帶領古巴持續改革的任務，卻也要避免成為「古巴戈爾巴喬夫」，以免遭黨內老將質疑鬥爭，但古巴共產政權若要存續，便不能停下經濟改革進程，迪亞斯-卡內爾即便不能在任內完成，也是身負栽培「古巴鄧小平」的重責大任。

蘇聯解體三十年，古巴共產黨正在美國制裁、疫情流竄的夾擊下，摸索經濟風向、艱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