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三｜蘇聯解體三十年後　越共已做抉擇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從12月中旬開始，以越南《人民軍報》為代表的黨媒、軍媒開始大談「蘇聯解體的教訓」、「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錯誤」。這種節奏提醒很多越共黨員和普通人：蘇聯解體的紀念日到了，蘇聯當年的錯誤需要記取。與此同時，越共自己又該怎麼辦呢？

從歷史的經驗看去，河內似乎總能以簡單粗暴的選擇來應對各種變故，並在危機中生存至今。以至於蘇聯解體三十周年對他們的教訓與影響可能相對有限。

理論的起點

從越南的歷史看去，這個自公元905年由中國唐朝「靜海軍節度使」脱胎的國家在治國理政、大政方針的選取上就存在着微妙的一面。越南是小國，其文化、思想是弱勢的，所以對於更為強勢的文化往往會盡力接受。這使得越南此後呈現了中國文化構成的基礎、法國殖民者營造的市民氛圍、美國軍隊帶來的消費傳統以及蘇聯的思想體系。

現代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切就都建立在這種看上去既生硬、又十分在地化的層層套用之上。譬如現代越南人會稱呼在校生是「生員」，高中學生是「秀才」，社會科學院又是「翰林院」。他們長時間使用的公民證、身份證系統也是脱胎於法國殖民地時期的管理政策，更不用說至今仍在發光發熱的殖民時代遺留的鐵道系統了——而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還是自1930年越共建黨，1945年越南「建國」後繼承的以列寧主義為主的「馬列主義」的去向。

越共認為，其創始人胡志明在1927年出版的《革命之路》給出了其思想源頭，即「首先要有革命的政黨」、「黨要想堅強有力，則要有主義當作核心」，由此直接引入列寧（Vladimir Lenin）思想，因為「學說多、主義多，但最真正、最堅強有力、最革命的主義莫過於列寧主義」，這種做法使得越共在創立初期即強行奠定了其正朔。

隨着蘇聯將越南納入蘇東體系，使之成為其熱帶商品輸出基地及針對東南亞的橋頭堡，越共的這種官方態度也大行其道。

其實，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共早期團體實際上受中共、法共等組織影響較多，越共亦有仿照中共經驗在1950至1960年代展開農村改造的進程。但越方的官方表述仍認定「越南人民在抗法、抗美、一統江山、全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越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等事業中的勝利」是「列寧關於帝國主義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正確性的印證。胡志明「對列寧，對十月革命，對蘇共、蘇維埃政府和蘇聯人民，我們要飲水思源」的發言也進一步奠定了「列寧主義」不可動搖的地位。

正因如此，隨着蘇聯在此後解體，喪失重大外援的越南也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既與東南亞諸國意識形態相左，又與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敵對，這讓越共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國際鉅變期間呈現「國內經濟凋敝、國外孤家寡人」的困境。尤其是蘇聯在越共七大半年後的突然解體，讓其確立的「前後如一，增進與蘇聯之間的團結與合作關係」等外交綱領淪為廢紙。

當時的河內，亟需為大環境重新準備一套值得信服的理論基礎。

越共的求生之路

雖然當時包括阮富仲在內的一些越共理論界人士認為，蘇聯的滅亡與其「不確立黨的正確領導、不重視黨建工作」、「否定馬列主義是黨的思想基礎」、「淡化或否定民主集中制」、「遠離群眾」、「拋棄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有關，亦和蘇共放棄對軍隊的控制有關，但此舉僅僅只能堅定其內部信念——而信念還需要以現實為依託才可以持久。

幸而，隨着中越兩國關係在1990年到1991年的全面改善，越共雖不曾改變其思想的核心，但在具體政策維度，卻靈活地在中共幫襯下調整了部分政策思路。譬如在越共前任總書記農德孟任上，越共即號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明確「當前越南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級階段」，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

越共還在1990年代到21世紀初對1956年針對文化界人士的「人文佳品事件」展開撥亂反正，平反了一部分被鎮壓的作家、音樂家等。這些既從越南的實際出發，又有選擇地吸收了「世界的經驗」，如《中共十六大文件彙編》等內容的做法，也成了越南度過蘇聯解體的關鍵一步。當時出版專著《革新進程中的越南共產黨》的阮富仲也由此從越南理論界平步青雲。

越共疏於思想工作引發了部分治理問題，但他們仍能從外界學習應對經驗

不可否認，隨着越南「革新事業」的深入發展，來自中國的經驗終究難以生搬硬套，到2006年後，越共黨內開始再次出現理論認識問題，其看法也不完全一致。越南中央到地方的機制重疊以及分權也讓河內需要「繼續革新思維、實事求是」。隨着越南也出現經濟高速發展、思想混亂、國企改制的客觀局面，中國在1990年代「軟着陸」，21世紀初反腐整黨、深化改革的經驗，就成了越南可借鑑的重要經驗。越南在發展上的客觀滯後性，也讓其參照中國政策具備了便利性。

就目前局面來說，阮富仲已根據越南發展的限制再次明確了越南的發展階段，根據他2021年5月20日發布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若干問題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越南仍認為自己尚不處於社會主義階段，而是「處於走向社會主義的建設、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的越南也只能發展其「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體制」。較之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義，越南對自己所處發展階段的定義甚至還要再低一級，以此來發展其「社會主義定向經濟」。

考慮到這一有關發展階段的論述始於1991年，這一30年來與「馬列思想」始終佔據越共理論界一席之地，並不斷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細節，似乎也展示了越共在蘇聯解體後，經理論、思想調整而來的辯證性和戰鬥力。

畢竟，只有不斷吸收外界有價值的思想、理念，才能繼續讓「主義和理論始終保持新穎性、充滿新的活力，始終帶着時代的氣息，絕不陷入僵硬、停滯和落後於實踐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