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四｜日共褪色的紅旗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縱觀老牌西方國家的共產黨，要麼是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般，在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和九十年代蘇聯解體的衝擊下，或逐漸衰落，或改頭換面為社會民主主義左翼政黨；要麼是如美共般，從一開始就因被嚴防死守而難以擴張，而日共在經歷了以上雙重打擊之後，目前仍是西方民主陣營最大的共產黨。

該黨是如何在重重打壓和排擠之下保存勢力？又能否在日本如今舉國右傾、左翼迷惘的情況下，擔起左翼運動的大旗，為日本政治生態注入一股平衡的力量？

目前，日共有約27萬名黨員，僅次於萬年執政黨自民黨（100萬），以及擁有最大新興佛教團體「創價學會」為母體的公明黨（45萬），且遠高於基層組織渙散的最大左翼政黨立憲民主黨（4萬），可見日共的組織能力在左翼陣營中首屈一指。同時在本世紀以來的選舉中，日共通常能在小選舉區和比例代表區各拿到400至600萬票（總投票人數為5,500萬人上下），是混亂左翼陣營中一股最穩固的組織。當該黨在近年來終於結束「光榮孤立」，被左翼聯盟所接納之後，就毫不意外成為其中一大支柱。

這一發展趨勢可謂獨樹一幟。在其他老牌西歐國家，通常是共產黨逐漸式微，支持者轉向主流左翼政黨。而在日本，卻是主流左翼政黨不斷瓦解重組，而共產黨風雨不動安如山，並有望擺脫長年邊緣化的命運，重新成為左翼陣營主力。該黨是如何做到逆勢而行？

先天不足與後天打壓

日共走到今天並不容易，該黨自1922年在日本落地以來，面臨着先天不足與後天打壓的重重障礙。說先天不足，即日本當時並不像中蘇一般擁有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肥沃土壤，儘管工人階級與農民飽受資本家和地主壓迫，但由於明治維新在短短幾十年就極速增強國力，普羅大眾生活質量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飛躍，知識分子也大多還是希望在原有社會框架下改革，被馬克思形容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Bourgeois Socialism）的漸進式理念更有吸引力。

同時，由於日共主張推翻天皇制及消滅私有制這等「大逆不道」的思想，該黨剛一誕生就面臨嚴酷鎮壓，難有擴張之機。日本警方在1923年至1929年對日共實行了三次大抓捕，基本將中高層領導人一網打盡，使該黨陷入癱瘓境地。大眾左翼運動領導權自然而然交由另一中左翼的社會黨。

終於等到二戰結束，美軍解除了針對日共的種種禁令，大赦共產主義者，該黨迅速擴張，引領起當時如火如荼的工會運動。不過好景不長，在1947年冷戰兆頭初顯之時，美軍即刻改弦易轍，更在1950年實行「赤色清洗」，剝奪日共24名中央委員職務、禁止黨刊《赤旗報》發行，並在校園、傳媒和工會中大量清洗共產主義者，使剛復甦的日共再遭重創。

未妥善引領戰後左翼運動

更雪上加霜的是，日共糟糕的領導力使其先後失去工會和學生的信任。在多年打壓之下，日共領導層極其缺乏人才，只能奉獄中囚禁18年而未有叛變的初代創黨人員德田球一為黨主席。但此人因被美軍解救而過分信任對方，更在1947年屈服於美軍壓力臨時叫停「二一大罷工」，導致這場本已動員起300萬各界工人的大運動瞬間流產，使共產黨名譽掃地，並就此失去工會母體「舊產別」，此後成立的工會紛紛轉投社會黨的懷抱。

此後在赤色清洗之下，德田又盲目地模仿中國經驗發起「暴力革命」路線，製造了「血色五一」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這使得日共疏離了戰後思安的廣大選民，還使其始終無法甩脫「暴力分子」的污名。當該黨1952年眾院選舉丟掉所有35席，以及德田次年逝世之後，新領導人就於1955年忙不迭放棄「暴力革命」路線，重回議會鬥爭，但這又使得業已動員起來的工作隊和學生組織深感被背叛，使日共失去了堅實的學生堡壘。

而日共此後為洗刷暴力惡名而避免街頭抗爭，也因此錯失引領戰後最後兩次大型左翼運動的機會：即1960年的百萬人反《美日安保條約》運動以及六十年代末以校園抗議為主的「新左翼運動」。在兩次運動中，日共都與主導運動的激進學生團體忙不迭劃清楚河漢界，並貶稱對方為「托洛茨基派分子」（這是斯大林主義者對激進分子的貶低性稱呼），這使雙方出現不可逆轉的裂痕。

結果就是，日共永久地失去了六十年代學生的支持，也未能鞏固一度激昂的左翼情緒，而是任其爆發、內鬥和消散了。此後日本騰飛的經濟發展舒緩了民眾的抗爭情緒，長期掌權的右翼勢力更不斷鞏固自身票倉、瓦解工會勢力，就使左翼黨派幾乎成為了永遠的反對派。

「順應民情」？「喪失初心」？

在外界打壓和自我退縮下，日共未能引領好戰後左翼運動，卻又始終背負暴力之名，使得該黨始終無法壯大力量，躋身主流政黨。在形勢所迫下，該黨從七十年代採取溫和化和獨立自主路線，並注重基層組織建設，終於得以保存實力。

從六十年代末起，日共就確立了在中蘇之間「獨立自主」的路線，這使它能夠明確地譴責蘇聯1968年鎮壓「布拉格之春」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舉動，因此在蘇聯愈發失去道德性和最終瓦解之時，日共受到的衝擊不似那些過分教條追隨蘇聯的共產黨那麼明顯。

此外，眼見日本戰後資本主義經濟蒸蒸日上、馬克斯主義不斷失色的趨勢，日共也七十年代起軟化黨綱，例如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改為「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将「馬列主義」改为「科學社會主義」。本世紀初，日共還放棄了「廢除天皇制」的標誌性綱領，並刪除「革命政府」的字眼。其關注的政策重點除反安保條約、反修憲、棄核以外，也轉向福利政策、性別平等、減少消費稅等民生議題。

同時，日共還注重基層建設，尤其是在最低一級的市町村議會中逐步建立起基層網絡。根據統計顯示，在1967年至1987年間，日共的市町村議員數量從891位激增至2,047位（現為2,611），到了與自民黨相當的程度。這些措施都幫助了日共迅速復甦，大選得票由六十年代初的百萬票，大幅增長至七十年代的500萬票以上，至今仍大抵維持在這等水平。

相比之下，曾經的最大左翼政黨社會黨，則因過於依賴工會母體「總評」、缺乏基層組織，加之在左右調整路線中猛烈轉向，最後終因「總評」在八十年代民營化浪潮中瓦解而隨之解體。此後，主流左翼政黨不斷分裂重組，立場時而偏左（如現今的立憲民主黨），時而偏右（如曾經的民進黨），政策也搖擺不定（例如出現民主黨執政後期提出增加消費稅這等自殺式右翼政策），基層組織更是聊勝於無。而手握固定票源的日共就頑強地生存至今。日本也因此出現主流左翼大黨消解渙散，共產黨重整逆勢增長的罕見局面。

通過漫長的溫和化努力以及手握組織票的選舉資本，日共更從2016年起終於結束「光榮孤立」，開始與社民黨等立場相近的左翼政黨合作。等到今年大選，日共更獲接納入左翼大陣營，得以加入「左翼五黨共鬥」——這正是它從七十年代起努力渴求的結果。

日共能走到今天，無疑是它巧妙順應輿情轉變的結果。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很多時候，「順應民情」與「喪失初心」之間也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從六十年代因放棄暴力革命路線而畏懼與學生運動合流，到此後不斷軟化政綱往中左翼靠攏，日共正不斷馴服自己，儼然從一個共產主義政黨蛻變為資本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其高舉的紅旗似乎已然褪色。

事實上，日共除了共產黨之名外，政策已與立憲民主黨無甚明顯區別。這是順應日本民情的需要，也是對過去革命理想無奈地告別。

右傾大環境下如何立足？

目前，日共雖然打入左翼主流陣營，不過這還只是第一步，其今後發展還是面臨許多困難。在財政上，日共因為堅持不接受企業捐款以及政府補助，僅靠《赤旗報》和黨費收入維持預算，雖然贏得了清廉的名聲，但近年來也因黨員人數減少、黨員高齡化而捐贈減少、《赤旗報》發行量下降而出現財政危機，這限制了日共的宣傳與擴張能力。

在輿論上，日共還是無法抵禦自民黨宣傳機器的攻擊。自民黨當局至今將該黨與ISIS和朝鮮一起，列為國家安全威脅。在10月大選中，自民黨也將選舉描述為在民主統治與讓共產黨滲入政府的選擇。

此外，儘管日共可以說是日本最積極批評中共的政黨之一，但在日本Google中搜索日共，跳出來的關聯詞第一位就是中國，第六位是親中，可見在大眾印象中日共仍與中共脫離不了干係，而這在對華情緒不甚友好的日本可以說是一大負面資產。

更致命的是，由於如今日本大環境不斷右轉，民眾對於修憲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且棄核運動也隨福島核災逐漸遠去而聲勢大減，同時自民黨政府也開始注重再分配等福利政策，使得左翼陣營正失去發力點。未來日共能否提出讓多數民眾感同身受的政綱，又能否凝聚起四分五裂的左翼力量，更有力地去平衡如今的右翼氛圍，顯然還面臨重重困難。

細數日共過往近百年的歷史，可以看出該黨在前半段歷經打壓，以致於在短暫嘗試暴力革命失敗之後變得分外謹慎，錯失領導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機會，右翼政府就此鞏固絕對領導權；在後半段，該黨努力走向溫和化，耕耘地方組織，終被左翼陣營接納。未來日共發展之路的艱難險阻不用多說，但一直以來在逆風下求生存的日共，它或許能尋得新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