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六｜朝鮮勞動黨：「主體」的代價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近來，韓國文在寅政府趁最後的執政窗口，不斷在中朝美之間穿針引線，試圖推動終戰宣言，以在離任前帶來「半島之春」。不過，儘管有韓國的努力、中國的讚成以及朝鮮的回應，四角拼圖上缺了美國一塊就無法成型，且韓國來年大選的不確定性更為半島前景蒙上陰影。朝鮮或將繼續深陷兩難境地——對外「以核促和」無用，對內提振經濟無力。這也再次尷尬地體現了，高舉「主體」思想的朝鮮勞動黨，始終難以主宰自身命運。

所謂「主體」思想，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並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獨立自主。不過朝鮮半島資源稟賦不均、經濟體量有限和地緣局勢複雜，顯然只能融入更大的市場才能發展。便是韓國也面臨這種境況，朝鮮亦更是如此。

金日成當時提出這一思想，主要是雜糅了民族情緒及個人固權算計，同時用此在中蘇間遊走，最大化外援利益以發展經濟。但他過分的自我神話並將該思想無限提高，也為黨和國家封下「思想鋼印」。結果在蘇聯解體的嚴重衝擊下，深感危機的勞動黨抓住唯一尚可做到的「政治、軍事、外交自主」，選擇以核武傍身來佔據局勢制高點，卻忽略了該國很難從「棋子」變成「棋手」的政經現實，更是因經濟上的長期孤立而飽受貧弱之苦。這或許也是強調「主體」的代價？

民族情緒、固權與外交算計

與其他共產陣營領導人因應本國國情，創造性地解釋馬列思想不同，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更多地是利用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後的民族情緒，用於自身固權和外交利益。

因他本人雖有領導游擊隊抗日的功績，但主要還是依靠蘇聯提拔而青雲直上，否則很難在1945年蘇聯接管朝鮮半島北部後，年僅34歲就當上北朝鮮臨時委員會委員長。

但當其他派系逐漸齊聚平壤，例如在中國率領朝鮮義勇軍抗日的「延安派」，在漢城成立共產黨打游擊戰的「國內派」，以及蘇聯朝鮮族幹部回國援建的「蘇聯派」，金日成便感到自身威望無法鎮場。

對於此等山頭林立的局面，他開始逐個擊破。他先利用「蘇聯派」內部渙散踢走其領頭人；又以朝鮮戰爭失利奪走「延安派」軍權；最後在1953年停戰後，瞄準最有聲望的「國內派」，利用該派多數領導人在南方抗爭至1949年方才歸國，將之打為「美國間諜」。此後金日成再轉頭過來更大規模地清洗其餘兩派，而此舉若無理論支撐就難以服眾，這便是「主體」思想提出的契機。

在1955年，金日成首次提出「主體」思想，強調要克服親華派的「事大主義」和親蘇派的「教條主義」，他指出，「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主張學中國的方法。這種爭吵毫無意義。」由於這種論調契合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其他兩派已群龍無首，他就順利推進了針對殘餘兩派的清洗，並在次年成功鎮下了最後一次大反撲。自那以來，金日成確定了個人的絕對權威，該思想也不斷上升直至取代馬列主義的地位。

不可否認，金日成這套「主體」思想在一定階段確有一定好處，他藉此一統建黨初期的混亂政治勢力，而長期穩固的統治往往是推進建設的重要前提。同時，他趁50年代後期中蘇交惡的局勢，嫻熟地以「獨立」之名左右逢源、兩頭爭利，時而與中方在中蘇論戰中同仇敵愾批駁赫魯曉夫，時而與蘇聯一道斥中國發動文革犯了「極左錯誤」，以此換來中蘇各自的援助與拉攏，國內經濟得以迅猛發展。在六七十年代，朝鮮甚至被譽為「遠東經濟發展奇跡」，工業化程度、農業機械化程度和福利政策都明顯優於南方。

蘇聯解體戳破經濟獨立的泡影

但問題是，金日成雖高舉「主體」思想，但朝鮮的體量卻容不得經濟的獨立。他發展模式照搬蘇聯，經濟體系也高度依賴共產主義陣營——例如朝鮮多山天寒不宜農業，且缺少石油蘊藏，工農業很大程度上依託進口石油、化肥與糧食。蘇聯組建的「經互會」也提供了大量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消費品，以支撐朝鮮在「先軍政治」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格局。

金日成或許清楚這種發展模式並不怎麼「獨立自主」，但在經濟繁榮加持下走向神壇的他對既有路線相當自信，認為中國經痛苦摸索後轉向市場經濟是修正主義，也錯過了在八十年代被韓國反超後，及時調整模式、融入全球市場的機會。且有見韓國得以承辦1988年奧運會，金日成更感到強大的政治競爭壓力，因此大興土木，建設紀念碑等面子工程，試與韓國一較高下，相關巨額投資使經濟結構更為畸形，也進一步加深了隨後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帶來的震級。

蘇聯1991年的轟然瓦解，對朝鮮來說不啻於一次九級大地震。它政治上失去最大靠山，中俄迅速與韓國建交讓其深感不安，美國海灣戰爭展現的戰力也讓其大受震撼。同時該國賴以維繫的經濟網絡飛速崩潰，四成外貿霎時失去交易對象，工農業也因缺乏石油和化肥而陷入癱瘓境地。而禍不單行，1995年和1996年的兩場暴雨，以及1997年的旱災，嚴重加深了糧食危機，全朝鮮陷入饿殍遍地的大饑荒中，這便是所有朝鮮人都刻骨銘心的「苦難的行軍」。

在朝鮮勞動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擺在其前面的有兩條路：要麼跟隨中越進行改革開放；要麼固守原有路線，且為防止被美韓和平演變或武力顛覆，集中力量利用現有的核武研發成果進一步發展，以達至「軍事自主」。

朝鮮勞動黨最後選擇了後者，這是多重因素不斷演化的結果。首先是局勢大變帶來的恐懼感遠大於機遇感，金正日為保證政權不崩塌而握緊槍權，將「先軍」政治提升到與「主體」思想並列的程度，這加深了以軍工業為先的運行邏輯，而改革開放則須降低軍費支出和發展輕工業。對於信奉「沒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沒有子彈就不能生存」的金正日來說，他自然會傾向於加強軍權維穩。

此外，在金日成近半個世紀的統治下，其「主體」思想已經幾乎成為一種「思想鋼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黨內高層不願也無力突破。特別是金日成1994年的去世正逢政經大動蕩之際，金正日通過遵守「遺訓政治」來試圖維繫權威，如果採取被金日成稱為「事大主義」及「修正主義」的中國路線，可能會反過來進一步衝擊政權（當然從事後來看，金正日也非改革之輩）。

望以核武換主宰命運

另外一大主要因素是美國有恃無恐，對朝鮮採取強勢而無常的談判態度。當美朝1994年通過談判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機之後，朝鮮雖然履行承諾關閉了石墨反應堆，但克林頓政府卻未兌現助朝修建輕水反應堆的承諾。此後上台的小布殊政府更因九一一事件格外好鬥，將朝鮮列為邪惡軸心國，讓金日成憂慮會被美國顛覆。此後，朝鮮開始邊談判邊暗地研發，美國則邊談判邊制裁和軍演。在如此深刻互疑和激烈爭吵中，六方談判進進退退，雙方逐漸陷入「制裁-試驗-再制裁-再試驗」的惡性循環。

可能在某個節點，也可能從一開始便是如此，朝鮮下定決心要開發出核武，以在談判桌上獲得決定性籌碼。從2009年起，朝鮮開始一系列密集核試驗。次年疑似朝鮮所為的韓國天安艦潛艇爆炸事件，基本凍結了談判的可能。此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利比亞強人卡扎菲在棄核之後的悲慘命運，可能進一步加強了朝鮮以核武傍身、主宰自身命運的決心。

但核武之路是一條充滿荊棘之路。其難度恐怕遠超彼時平壤之預估。該國核武庫存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與美國匹敵的程度，它一旦邁出打擊美韓的那一步，也同時意味着自身的覆滅，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核武的威懾能力。

同時，該國集中力量發展核武極大地犧牲了國內民生，不斷升級的制裁讓其愈發舉步維艱，這也使其對於「以核換和」愈發迫切，尤其是對於更強調民生的金正恩而言。他在2017年成功試射洲際導彈後，就在次年迅速對美韓拋出橄欖枝。而美國依舊穩佔上風，特朗普樂意做秀會面，但更老辣的官僚則在談判桌上牢不鬆口，談判還是以破局告終，這證明即便有核武傍身，朝鮮依然無法佔據主動權。

太講政治的副作用：
當「主體」思想變為一種束縛

至此，朝鮮雖然通過核武確保了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卻也深陷對外「以核促和」難見成效、對內提振經濟無力的困境之中。

儘管金正恩試圖「核武」與「經濟」並行，嘗試進行了有限度的經濟改革，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性，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放權讓利」；以及農業上的「莆田擔當制」，即相當於中國的「包產到戶」；劃定了不少經濟開發區。不過，儘管前兩項改革提高了國內經濟的靈活性，但朝鮮僅靠內循環顯然無法發展，必須有外援助力。而在重重制裁之下，該國本來就很難招商引資，其經濟開發區又營商環境糟糕，還對外資集中投資的礦業擁有極強的保護心態和主權意識，例如遼寧西洋集團就有曾在朝鮮投資採礦2.4億元血本無歸的經歷。

同時，「主體」思想也逐漸固化為一種對朝鮮高層的意識形態束縛。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金永宪指出，如果有顧問提出改革的想法，上層就會以「這不是走中國的道路嗎」予以否定。由此可見，如果金正恩始終不能解開狹隘「主體」思想的枷鎖，很難想象該國能在經濟層面取得突破。

更糟糕的是，疫情鎖國使外匯顯著枯竭，去年9月豐收季節恰逢颱風天災導致糧食大減產，也讓朝鮮情況越發艱難。金正恩去年10月在勞動黨成立75周年紀念日時更罕有落淚，對未能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多次道歉。不過，雖然他在今年1月的八大上確定了集中力量抓好經濟的總方向，至今還未見到突破性的改革政策。且由於朝鮮中央財政極度緊張，中央統籌規劃與逐利個體間矛盾開始凸顯，朝鮮經濟的計劃成分或將再次上升。

蘇聯解體已有三十年了，朝鮮人民歷經慘痛大饑荒以及此後長年勒緊腰帶，也已三十年了。雖然朝鮮勞動黨通過擴張的武器庫保持了江山不變色，但這只能換來談判桌上的「列席權」，而非制高點。且不斷加碼的國際制裁，也使這個本就資源稟賦不均、對外界經濟依存度甚高的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

同時，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乃是鄧小平先強調「解放思想」，打破「兩個凡是」的桎梏。而今當「主體」思想固化為種種意識形態限制，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的朝鮮卻至今未能解開幹部、黨員和國民思想上的枷鎖，那又如何在本就「夾縫求生」的政經現況下尋得出路？陷在核談判僵局之中的朝鮮，何時才能自主探索出一條打破僵局之路，真正掌握起自身的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