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二｜漸現生機　俄共還須解答「共」為何物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蘇聯解體30年後，作為蘇共繼承者、成立於1993年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漸有從「建制反對派」演變成真正反對黨的走向。在2021年9月的國家杜馬選舉中，即使不少反對黨派質疑普京以網上投票舞弊，俄共得票卻接近19%，比上屆選舉高超過5個百分點，為這個廿多年來形象上只有揮舞紅旗、緬懷過去的退休老人作為支持者的政黨添上了幾分生機。

對於俄共的潛在復興，克里姆林宮被指加強了示警式的打壓。曾聲言支持在獄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尼（Alexei Navalny，又譯納瓦爾尼）的俄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拉什金（Valery Rashkin），本月就因為非法獵殺馬鹿（elk）而被起訴，由普京支持的統一俄羅斯黨控制的國家杜馬，更特意投票剝奪了拉什金的議員免罪權。

由於拉什金在本年選舉中，以俄共名義支持了一系列年輕反對派出選，此前又曾為數千名納瓦利尼支持者註冊成監票員，不少評論認為這是普京對於俄共的示警行動。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兼杜馬議員Sergey Obukhov就指普京正想「將俄共絕育，使之淪落到公正俄羅斯黨的層次」（公正俄羅斯黨一直被俄共視為普京培植用以分薄其左翼選票的名義反對黨派）。

雖然俄共長期作為統一俄羅斯黨之後的「第二大黨」，2000年俄羅斯以選舉方式正式踏入普京主政的時代後，俄共基本上只是一個附和的在野黨，在預算等重要議案中支持政府，而普京當局也一直容許他們「有聲而無力」的反對存在。

反建制年輕左翼的加入

然而，近年在其他反對派人物被禁止參選之際，納瓦利尼於2019年就開創了所謂的「聰明投票」系統，為其支持者找出在各選區中最有可能擊敗統一俄羅斯黨的候選人。於此，俄共就成為了最大得益者。拉什金在2019年的莫斯科地方選舉之後，更點名感謝納瓦利尼的策略。這就使俄共似乎有了動力一試擺脫「忠誠反對派」的角色。

近幾年，不少持不同政治主張的人物更開始直接加入俄共，視之為最有可能反對現有政府的渠道。即使俄共的黨綱仍然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最終的政治目標，不少年輕俄共領袖卻是打着俄共的牌頭，以歐美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去走一條反現行建制的路。

例如本年9月參選莫斯科一個國家杜馬選區、現年37歲的數學系大學講師Mikhail Lobanov，就是這樣的一位俄共新血。競選期間，他不理俄共黨組織的指示，自行以眾籌方式籌集選舉經費，組織義工逐家逐戶拉票。如果單看其政策主張，幾乎與美國城市的進步派候選人無異：反對莫斯科市「野蠻」的商業發展、主張強制性廢物回收、阻止學校和醫院被關、加強勞工與工會保障等。

Lobanov在實體選票上遙遙領先統一俄羅斯黨的候選人，卻因網上選票大幅落後而敗。質疑選舉舞弊的Lobanov就指，他未來或者不會繼續參選，卻傾向將精力放在工會運動和大學組織。

正是像Lobanov一樣的年輕新血，為俄共帶來了新一波的政治動力。這也使得建黨以來一直擔任主席、現年77歲的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更有把握去發表與克宮重大政策不同的意見，例如在2018年的退休年齡改革，又或是本年大選網上投票的安排等等。

不過，這一般新動力的投入，並沒有改變俄共政治路向不明的本質。

政治路線從不明確

在1993年的創黨時期，由於俄國憲法法院此前判定，即便蘇共可合法被解散，其基層組織與其黨國一家的性質無關，應予保留，俄共就成為了吸收這些前蘇共基層組織和其他左翼力量的統一派系。

作為其創黨人之一，久加諾夫一直是反對戈爾巴喬夫開放政策（glasnost）的中堅分子，使該黨在新時代中的俄羅斯聯邦中，代表了因不同理由支持蘇聯體制的各種勢力——這包括了對於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濟亂局極為不滿，或在過去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群眾、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以至不滿私有化和市場改革的堅定共產主義者。

從一開始，俄共已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到底這是一個在俄羅斯聯邦這個新時代之下，接受新體制卻不滿執政派政策的左翼反對派，是一個希望重新收復蘇聯解體失去的俄羅斯歷史領土的民族主義政黨，還是一個試圖重新恢復共產主義政制的政治運動？

在1993年的國家杜馬選舉當中，俄共就採取了一邊參與新憲法體制，一邊反對新體制合法性的矛盾立場；在1995年的選舉中，這個理論上的共產主義政黨更因吸收了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的選票，而成為了杜馬第一大黨，與其各盟友政黨議席相加接近半數，威脅到代表新體制的時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

俄共的定位不明，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就被葉利欽加以利用，將其與久加諾夫的對決包裝成「過去的史太林式共產主義」（久加諾夫本人對史太林確有正面評價）與「新時代的反共產主義」的對決。利用這種適切時代的意識形態包裝，葉利欽以五成四的得票擊敗了久加諾夫的四成得票。這已是俄共的政治高峰。

抗議票倉的日益失落

此後，久加諾夫就走上了「忠誠反對派」的道路。其1995年的競選口號尚是「俄羅斯、工人、人民力量、社會主義」，要求廢除總統制、重新國有化、重建蘇聯，有着左翼革命的意味；到了1999年，其競選口號已變成「國家內的秩序與家園中的繁榮」，只尋求減省總統權力、建立大斯拉夫聯邦。

隨着葉利欽和普京扶持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政黨「團結」（此為統一俄羅斯黨前身）的成立，俄共在1999年的杜馬選舉中只能靠其基層組織維持票數，而久加諾夫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更在第一輪投票就敗於普京之手。

往後的近20年，俄共成為了民眾對普京表達抗議的風向標。在2000年代大部時間油價高企、俄國經濟迅速增長之下，俄共在期間兩次杜馬選舉中得票低迷，直至2011年民眾經歷過金融海嘯、國家經濟增長不如往昔、遲遲不解的貪腐，加上普京由總統轉任總理的續權行動，俄共才因抗議票而重見一些如今天一般的升勢。

不過，到了2014年，普京實然收服被國內人民幾乎一切視為俄國領土的克里米亞之後，以往代表着俄羅斯民族之衰敗的俄羅斯聯邦政體，已重新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代表，夾雜着反俄羅斯聯邦體制情意結的俄共，就完全失去了民族主義的旗號，在2016年的選舉中又再回復到2000年代的困境。

這個時期的俄共，可分成兩個階層。一是其日漸減少的選民基本盤。他們由出於不同理由緬懷蘇聯時代的民眾所組成，當中的民族主義者已逐漸被普京所收復，剩下來的幾乎只有認為普京與俄國巨富過從甚密，或者依然緊抱共產主義紅旗的人們。

二是安於作為「職業政客」的俄共政治階層。以久加諾夫為代表，他們早已失去重奪政權、實現政治理想的意志，只透過發表反對政府政策的聲音，或者對毫無可能達成的政治目標提供口頭支持，給予反對派民眾一個出口，以維持自身一定的選民基礎，保留自己的權位和一定的政治影響力。有論者甚至認為，這種職業反對派的種子在1993年創黨之初早已埋下。

今天，俄共的選舉聲勢再遇升漲，這在數字上其實與2011年的曇花一現別無二致，依然是其「抗議票倉」性質的體現。然而，選票數字背後卻是進步派新血借俄共之殼推進政治創新的質變。

路向未明的政治活力

這一代俄共新血所面對的核心問題，幾乎與其近30年前創黨時面對的完全一樣。當時的俄共，統合了反對蘇聯解體的不同力量，卻從來沒有找到一個正面的政治定位；今天的俄共新血，統合着反對普京政府的不同人物，也依然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定位。

上文提過的Mikhail Lobanov似乎代表一條歐美式的進步派城市左翼路線。但俄共的新力軍尚有其他形態各異的政治走向：

- 剛進入國家杜馬的Oleg Mikhailov雖是共產黨人，卻以其所屬科米共和國（Respublika Komi）的本土利益為主打，不滿當地的天然資源開發收益「不公平地」被收歸聯邦政府。

- 2018年曾代表共產黨挑戰普京的格魯季寧（Pavel Grudinin）以往是統一俄羅斯黨成員，自己是士多啤梨產業大亨，卻高舉共產主義，並以社會主義福利政策的方式去營運其農場（其工人平均收入是俄國平均水平的三倍，且有住屋、醫療、教育保障）。

- 來自俄國南部城市薩拉托夫（Saratov）的Nikolai Bondarenko則有點納瓦利尼的影子，在2018年以當地政府訂出的平均每月食物支出水平（3,500盧布）過活，並將其所面對生活困難以影片紀錄下來，一舉成為了反對派的網絡紅人，追隨者以百萬計。

這些「非傳統」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人，很明顯有着俄共主流政客所沒有的政治活力，可是各有不同左翼政治傾向的他們卻未有構建出一個統一且正面的政治定位。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沒有像其他中歐國家一樣出現主要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以俄共為其政治左翼代表，一直是政治學家想要解答的疑問——特別是在俄國自去共產化之後的貧富懸殊問題遲遲未解、至今已遠高於其他東歐國家的前提之下。

2018年普京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所帶來的重大民情反彈，早證明了民眾對經濟分配的不滿實際存在，而且愈發難以用民族主義的政策和宣傳去化解。以一個「忠誠反對派」作為左翼代表的政治結構已難以持續。

此刻，充盈着新政治動力的俄共，可能可以另一種形態為俄國的未來提供一條解方，也同時回應政治學家們的疑問，找出一個共產主義之後的新共產主義路線。不過，在久加諾夫等舊時代的遺產依然緊握權力的現況之下，新時代的來臨恐怕離現實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