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共產黨・一｜生而輝煌的蘇共何以淪落傾頹？

三十年前，隨着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龐大的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歐等西方民主國家則沐浴在「歷史的終結」的輝煌之中。
三十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然接過共產主義事業的大旗，在帶領國民奮進的過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種政治社會發展的可能。反觀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或已被歷史淘汰，或陷入持續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舊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蘇聯解體三十周年之際，本系列通過七篇文章，以數個政黨的經驗與教訓，回溯人們在共產主義影響下的政治嘗試。

鐵鎚與鐮刀交錯的蘇聯紅旗在克里姆林宮前落下已有30載。如今人們再回首蘇聯，往往只記得它後期的僵化、貧乏和腐敗——至於其前期快速工業化的輝煌成就，則往往被史太林血腥的大清洗所掩蓋，甚至它二戰時在歐洲戰場力挽狂瀾的功績，也逐漸被美英等佔據了國際話語體系制高點的國家所吞沒……

如此不斷修正之後的集體記憶，只會讓大多人草率地透過一層體制和道德上的濾鏡審視蘇聯，認為「邪惡集權政權的分崩離析在所難免」，忘記了當蘇聯紅旗降下那一刻全球的驚愕。

在人們對蘇聯記憶日趨模糊和標籤化之際，重新回到歷史中還原它的興衰，總結蘇共執政的經驗與教訓，在當今仍有意義。

促使資本主義國家反省

如果要給蘇共寫一份歷史決議，那麼最值得肯定的無疑是它的「生而輝煌」：它建立了首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極大鼓舞了共產主義運動，且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之爭激勵了對方改良自身。

自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工人像牲口一般無休止地勞動，還得忍受骯髒的貧民區和高污染環境。這促使西歐在19世紀爆發了三次大規模工人運動，主張消除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也風靡開來。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響驟然瓦解了「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國與國之間的對立使工人階級難以跨國別組織起來。

不過，蘇共1917年在工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沙俄歷史性地奪得政權，還組織起「第三國際」指導和援助各國共產黨，這極大地鼓舞了各國工人爭取權益。此後，蘇共率先推行的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免費住房、教育、醫療與養老等措施，也更進一步促使與之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改善國民福利。

另外，蘇共不斷鼓勵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反帝反殖民的獨立運動（雖有對抗西方陣營的利益算計），以及它對種族隔離和性別不平等的猛烈抨擊（蘇共在平權方面走在前列，例如它是史上第一個將女性、亞裔和非裔宇航員送上太空的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國獨立發展以及平權浪潮，迫使殖民者和當權者退卻。目前我們回憶起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往往會悉數歸功於抗爭者的努力，卻不記得蘇聯的輿論攻勢也是美國當局改革的一大原因。

正如古巴共產主義革命家哲・古華拉（Che Guevara）所說，「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可以說，蘇共執政的這一事實，及其試圖打造「共產天堂」、抨擊資本主義弊病，就足以逼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進步。

諷刺的是，蘇聯的垂暮與解體恰恰為新自由主義思潮帶來了一陣東風，美英在老對手死後忘了時時躬身自省，忽略了底層民眾利益，如今均嘗到民粹主義反撲的惡果。

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飛速工業化的發展樣本

如果說蘇共「解放全人類」的理念光環可以長明不熄的話，那麼其治理模式就是好壞參半。這種模式包括政治高度集權、計劃經濟、聚焦重工業、以及實行集體農莊，既造就了快速工業化的奇跡，也埋下了最終衰滅的禍根。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這種模式使蘇聯可以調配所有資源，以舉國之力迅速實行工業化。從史太林1928年啟動一五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41年德國入侵中斷三五計劃之時，蘇聯僅消13年就建起9,000家工廠，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6.5%，工業佔工農業產業總值由48%上升至85%，從一個半農半工業國家發展成先進工業國，走完了其他列強耗時半個至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進程。

也正是因為此等神速的工業化，蘇聯方能在東線消耗戰中戰勝精悍的德軍，从而一舉扭轉同盟國在歐洲戰場的逆風，奠定二戰的勝利。如果蘇共未有掌權，抑或史太林未從1929年經濟大蕭條中嗅到又一場世界大戰風雲欲來，未將工業化進程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那麼蘇聯大概率仍處於沙俄一戰時期「三人一槍」的窘境，彼時可能只得任由德國長驅直入，歐洲乃至世界戰局也將被完全改寫。

此外，二戰後滿目瘡痍的蘇聯也憑藉此模式，在缺乏外資和貸款的情況下迅速復甦，並率先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首次將人類送上太空，振奮了共產主義陣營的信心，給予後發國家一個發展模板。此後蘇聯更與具有工業先發優勢、且本土未經戰火摧殘的美國對峙近半個世紀之久，不可不謂一個奇跡。

消滅納粹的代價是精英斷層？

當然，這種政經模式也弊端叢生，並最終成為蘇聯的掘墓人。究其根本，這種發展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戰時模式，但在冷戰時期繼續不成比例地發展軍工產業，就吞噬了可資改善民生的其他產業，且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經濟不斷壓抑了創新和效率，使得蘇聯生活水平和生產效率與西方陣營的差距不斷拉大，共產主義的號召力不斷削弱。

更糟糕的是，史太林出於個人性格以及鐵腕推進工業化的需要，摒棄了列寧的集體領導原則，還祭出恐怖清洗手段剷平一切反對者。這雖然成功地使國家集中力量實現了工業化奇跡，但也清洗了很多兼具人文關懷和革命理想的精英，使得政壇萬馬齊喑，軍方一眾有相當經驗的將領也受到牽連。此後接踵而來的二戰，又使蘇聯付出了慘痛的2,400萬人命代價，其中犧牲將士人數佔到四成，包括眾多水平較高、原本可在戰後擔當幹部群體的年輕政委們，這導致政治精英群體出現一個巨大的缺口。

在史太林逝世後，他留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一批擅長見風使舵的政治家而非革命者，兩相結合無疑容易導致災難。

其中，赫魯曉夫還算擁有革命理想，他清算了史太林，給社會「解凍」，還大刀闊斧地在工農業上著手放權改革，以及試圖打破幹部終生制和削減幹部特權。不過他依然沒有走出史太林體制，而是便利地獨掌大權，依然走上排除異己和不聽批評的老路。

其結果就是，未有下屬膽敢指責赫魯曉夫激情有餘但深思不足的改革舉措，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損傷了自身民望。最典型例子便是他強行推廣不適宜蘇聯氣候的玉米種植，最後釀成糧食危機。另外，他自恃大權在握，草率實施幹部改革，還對其他中央委員頤指氣使，最終引發反撲，落得被「強行退休」的結局。

此後接手的勃涅日列夫更屬庸碌之輩，他本人就是在二戰中因在後方做政治工作而毫髮無傷、且擅長溜須拍馬而獲提拔，據說連馬列著作也未曾讀過。他上位後也只顧「求穩」而非「創新」，迅速撤回了赫魯曉夫種種改革嘗試，同時不斷加強官僚特權待遇，使整個體制越發低效僵化。

但勃氏運氣甚好，他依靠六十年代末開發的豐富油氣資源，以及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油價大漲的東風大賺一筆，不僅有財力加強國內福利，也得以大量進口食品和消費品填補國營商店貨架，掩蓋了國內經濟弊病。在外交方面，他揮霍石油財富四處扶持親蘇政府，例如大筆投入安哥拉內戰和阿富汗戰爭等，並在美國慌亂撤退越南的情況下一度造成蘇聯佔優的假象。

事實上，直至今日，如今俄羅斯民眾最懷念的，也是「鼎盛」的勃涅日列夫期間。恐怕當時在豪華療養所修養的政治局委員們，也未有意識到大廈將傾。

伴隨着勃氏1982年的離世結束其十八年統治，蘇共的好夢也被驟然打破。美國列根政府放棄七十年代的「緩和」（Détente）策略，對蘇發起新一輪經濟封鎖和軍備競賽攻勢；越拖越長的阿富汗戰爭成為蘇聯流血的傷口；未有著力培養年輕血液使該黨淪為老人政治，例如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14名政治局委員內，竟有6人在未來四年中接連因病去世。

最終蘇聯最高權力大位竟有如燙手山芋，在兩位老朽手中輪轉之後，只能匆匆交給了缺乏經驗的年輕改革派戈爾巴喬夫——他是典型的六十代青年，也即在赫魯曉夫的「解凍」政策中成長起來的更自由化的一代。從某種程度來說，當年取得二戰勝利而鑄就的戰時鐵腕體制以及戰爭造成的幹部斷層，都促成了蘇共最後的覆滅。

政治不穩下的思想解放有如提前自殺

等到戈爾巴喬夫1985年接手之時，蘇聯已是一艘四處進水的巨輪。先是當年油價暴跌使該國外匯收入大減，國營商店貨源緊缺，民眾在店前大排長龍、怨聲載道。而政府為補貼財政漏洞不得不開動印鈔機，卻又導致通貨膨脹，使民眾生活更加舉步維艱。

而戈爾巴喬夫雖有改革之心，但此前一直在邊疆工作的他缺乏足夠號召力，難以統一黨內思想。且囿於軍工部門的巨大阻力，他始終無法削減巨額軍費以補貼民生（1990年蘇聯軍費仍佔國家預算四分之一），便使得經濟改革難以見效。

而在經濟條件越發惡化之際，他1987年又過早地實施了「思想解放」，進行「新思維改革」。例如為受史太林迫害的約百萬公民平反，並解禁大量批判政府的作品。他還為與鎮壓東歐反對派的勃涅日列夫主義劃清界限，在1988年宣布不再武力干涉東歐內政，引發各衛星國思變，最終促使了次年的東歐劇變。雖然這些舉措的本意是為了揚棄過往的壓迫性一面，恢復蘇共的道德性，但在經濟惡化和民心思變的情況下，這種否定過往的舉措只是幫助反體制思想如野火般蔓延，從而進一步否定了自身合法性。

縱觀歷史，如要實行大刀闊斧地經濟改革，且熬過轉型期的陣痛，無一例外都需要一段長期穩固的統治。例如朴正熙軍政府下的韓國，又如明治時代乃至自民黨長期執政下的日本，再如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可以說，越是要進行大改革，就越要確保政治制度穩定，以及確保輿論不失控。而在戈爾巴喬夫本來就無力全盤掌控黨政軍大權、無法調動全部資源進行改革之時，他過早地放開輿論閘門、放寬對衛星國的掌握，只會加快蘇共的覆滅。

整體說來，蘇共實施的戰時史太林模式，雖能在備戰期間發揮出巨大效果，但卻難以在和平年代維繫發展，且此等模式容易導致領導班子的腐化，使體制失去自我改革的動力，最終創黨初期的革命理想不斷褪色，只剩下龐大官僚機構照本宣科蠅營狗苟，而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不穩時期過快放鬆民意輿論，並使得蘇共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覆滅。這也是蘇共給其他執政的共產黨留下的最寶貴教訓。但在批判蘇共之時，也應當記得它所秉持的「解放全人類」的理念曾如何鼓舞了各類平權運動，也激勵了資本主義國家自我改良。這便是如今反思蘇共從崛起到滅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