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症威脅總會歷史重演？
肺炎疫情已經演變成全球大流行，重災區由亞洲轉到歐美發達國家。全球最先進的醫療體系如骨牌般倒下，在新冠病毒面前顯得不堪一擊。相比之下，香港人曾經歷2003年沙士（SARS）衝擊，雖然未能解除肺炎威脅，但起碼不至於毫無防備，手忙腳亂。
在大半個世紀前，人類逐步走出大規模戰爭、饑荒和疾病的威脅，工業化和現代化帶來的好處，亦開始不斷向全球各地普及。隨着西方醫學和相關技術進步，多種傳染病開始受到控制，起碼對經濟發展並不過於滯後的地區，其致命性似乎愈來愈下降。
與此同時，西方醫學界興起「健康過渡」（health transition）理論，認為只要科技和經濟發展起來，人們改善生活質素和日常習慣，傳染病亦會受到控制。代之而起能威脅人類健康的，就只有癌症和心血管等慢性疾病。
毫無疑問，「健康過渡」理論深深影響人類的疾病觀念、全球醫學發展的方向，以至公共衞生資源的分配。但在過去三、四十年，各地傳染病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難免令人重新反省，人類社會健康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工業化和現代化帶來的樂觀憧憬，以及醫學昌明營造的良好感覺，顯然令人類高估了自己控制大自然的能力，並低估了生態循環和基因突變的複雜性。無論是地球暖化、生態破壞、抗生素濫用和基因改造技術等因素，無不與病毒傳染有着密切關係，但願意直面問題的人卻少之又少。這不禁令人詰問，當人類肆意耗用和損害地球資源之際，大自然又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芝加哥大學學者麥尼爾（W. H. McNeill）是最早提出疑問的人之一。他從人類歷史長河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與疾病的關係。在他看來，人類只是地球上眾多物種之一，生物之間互相依存，互為影響，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活在現代化社會的我們，當然亦不能例外。
早在麥尼爾的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他特別關注到經濟發展和病毒傳播的關係。例如人類祖先大規模開發灌溉系統，亦是水中寄生蟲全面散播之時；當人類展開洲際之間的遠程貿易，同時將疫症帶到全球不同角落；都市化發展大大增加居住密度，亦助長了呼吸疾病和性病的擴散。
麥尼爾指出，若從病毒求生的角度出發，它們也希望能和人類「和平共存」。因為大規模滅殺人類，病毒同樣失去可供依附的載體。假如人類生活方式沒有出現突變，病毒也不會突然肆虐或消失，人類和病毒往往能維持某種「生態平衡」的局面。若人類奢望完全戰勝或控制病毒，它們倒會反過來狠狠教訓人類一頓。
傳染病權威杜布斯（R. J. Dubos）同樣從生態學出發，但他更着重人類社會的內部生態。他在《The White Plague: Tuberculosis, Man and Society》中指出，大型疫症常常伴隨着不同階級和民族間的傾軋而來。例如天花毁去上億美洲人的性命，便是隨着歐洲人的入侵和掠奪而發生。十九世紀肺結核的大規模擴散，則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急速都市化、長工時、僱用童工和營養不良有關。至二十世紀發達國家工人權利普遍改善，加上市政衞生的大型改革，才真正令人類健康得到較全面的保障。
杜布斯的觀點，難免令人想到肺炎疫情的地方—中國。當中國逐步成為全球大國之際，貧富懸殊、工人保障不足、急速都市化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仍然揮之不去。內陸工人和農民付出的血汗，帶來廉價的生產力和物質豐裕，卻往往是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繁榮進步的犧牲品—中國內陸的情況改善了，問題卻仍在「一帶一路」國家重演。
與此同時，隨着氣候暖化和生態危機加劇，加上跨境經貿活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亦令全球公共衞生的潛在危機大為加深。以去年的非洲豬瘟為例，造成了農產品供應的大幅波動，足以令內地鮮肉市場翻起巨浪，甚至促使不少內陸地區人民重新食用野味。若說這是武漢肺炎的遠因之一，亦不為過。
美國普立茲獎得主、著名記者格雷特（L. Garrett）在《Betrayal of Trust: 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中則指出，1980年世衞組織宣布天花在全球絕迹，令人深信傳染病不再是人類的威脅。但諷刺的是，自1981年全球發現首宗愛滋病例後，新型病毒如伊波拉、拉沙熱等接踵而來，傳統疾病如瘧疾、登革熱等亦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至此，科學家才如夢初醒，人類能夠成功消滅天花，原來只是陰差陽錯下的歷史特例。
為什麼天花可以消滅，其他病毒卻不可以？這固然涉及複雜的生態系統因素，但公共衞生政策的作用卻至關重要。格雷特認為，無論病毒如何厲害，只要人類社會能夠齊心協力，公平和合理地善用衞生資源，傳染病也就不可能達到失控的地步。
天花病毒的特性，在於可以通過空氣直接由人傳人，傳播威力驚人，對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階級皆「一視同仁」，遂令天花成為全球人類的真正「公敵」。
即使在二戰後的冷戰高峰期，東西方陣營在對抗天花的工作上，亦罕有地聯成一線，相繼投入大量公共衞生資源，利用政治經濟影響力插手發展中國家的防疫工作。
然而，自天花受到控制後，國際社會在衞生工作上的團結亦大減。發達國家見傳染病威脅消退，便把資源大幅轉向癌症等慢性疾病。
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各國政府亦趕上「小政府」潮流，不但削減本地衞生經費，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更大幅減少。援助亦以打開當地市場為主要考慮，並不顧及對當地社區和環境造成的損害。
環顧近日肺炎疫情的發展，從世衞組織的高度政治化，到各國政府之間的各自為政，再到中美之間的明爭暗鬥，在在顯示國際社會耗費大量氣力在內部矛盾上，而並非集合力量共同對抗新冠肺炎。
當然，最終要承受沉重代價的，還不是全球各地的廣大人民，造成經濟重創的後果，各國還不是要自食其果！
原本病毒沒有想像中可怕，反而人類的貪婪、愚昧和無知，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最可怕。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疫症威脅總會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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