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不少學生在課堂報告中，都會引用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解釋人的行為模式，彷彿不同學科都適用，萬試萬靈。我曾問低年級的學生，為何如此熟悉馬斯洛？回答是讀中學時已經學過！看來當今的大學生，都未必知道佛洛伊德，卻一定知道馬斯洛。

什麼是「需求層次論」？長話短說，是指人皆必須滿足基本需要，如衣食溫飽，才有條件進一步追求更高理想，如自我實現，拾級而上，層層遞進。在課堂上我倒常會引述管仲，他早在二千七百年前已說過：衣食足，知榮辱！六個字已說明一切。

最近看到一篇有趣的報道，指馬斯洛雖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任教心理學，但其理論在心理學界卻毁譽參半；最終將「需要層次論」發揚光大的，卻是麻省理工的管理學院，令馬斯洛搖身變成人力資源管理大師，「需要層次論」則被描繪成一座「人生金字塔」，到了七十多年後仍歷久不衰。說起來，管仲曾任齊國宰相，亦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期的經濟學家。這大概已能清楚說明，為何馬斯洛在香港如此普及，皆因其理論正好和我們的主流文化高度脗合。

儘管香港早已脫離「基本溫飽」的階段，但香港人總是把「飯碗」看得比天高。簡單如颱風「山竹」過後「全城返工」的世紀壯舉；又或是黃子華「搵食啫，犯法呀」的經典金句，都在在反映「基本溫飽」在我們心目中，地位是何等重要。

就算撇開返工和搵食這些文化基因，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香港人無時無刻不看重「生存保障」。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莫過於子女一出世（或未出世）便要開始報幼稚園，未學曉走路便參加playgroup，幼稚園面試前連父母都要參加特訓班……「弱肉強食」的森林定律，「你死我亡」的拼搏精神，仍是主宰我們一生的「需要層次」。凡此種種，最終皆可歸結為五字真言：贏在起跑線！「贏在幼稚園」原意是小學較易跟上，「贏在小學」則希望中學較易跟上，「贏在中學」則大學較易跟上……周而復始，沒完沒了。「求學就是求分數」，考試成績等於一切，務必立於不敗之地。

平情而論，這並非馬斯洛的錯；他也寄望人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並非受「動物本能」主宰；他也祈許人們能在「人生金字塔」中不斷向上，並非只停留在溫飽層次互相廝殺。或許我們是時候看看卡內曼（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看看帶來什麼啟示。卡內曼和從事「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研究的拍檔，同樣相信人的「動物本能」—甚至較馬斯洛更加相信。但分別在於，卡內曼指出我們可先認清這些本能，它們其實沒有凌駕性地位，我們並非命定受它操控。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清楚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並自決我們想過的人生。

《快思慢想》正好提供了一個簡明的框架。簡略而言，卡內曼指每個人都擁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一」是依賴本能、衝動和感覺的「快思」；「系統二」則是更重視邏輯、理性和論證的「慢想」。卡內曼的最主要洞見在於：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在使用「系統二」，但使用「系統一」的頻率卻遠比想像為高；我們都以為自己深思熟慮，但其實我們都已習慣衝動行事。卡內曼最廣為人熟悉的概念是：「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或可稱之為「避凶不趨吉」），即人們更願意避免損失，而不是追求福祉—就算兩者的數目和機率均等。人們因此往往傾向作出過於保守、而並非最適合自己的決定。明知「贏在起跑線」並非最佳選擇，卻起碼可以避免「執輸行頭」，遂令不少家長都變得非理性，看不到其他教育模式的可能。香港人這種羊群心態，卡內曼最能一語道破。

既然「動物本能」並不具凌駕性，是否有方法令人做出更理性的決定？既然「系統一」常常出錯，能否鼓勵人們多學習使用「系統二」？別的行為經濟學家遂把焦點放在更宏觀的層次，探討外在的制度環境如何影響人的思考系統運作。

若再以教育作為例子，我們大可下此判斷：香港根深柢固的主流文化，無疑對家長行為取向影響至大；但決定學生升學機會的評核機制，始終是最直接和決定性的因素。例如狹隘的學術要求，難免強化過度操練的教學方式；考試導向的評估模式，則必然導致更加着重背誦的學習文化。儘管教育改革推行近二十年，評核機制其實並無多大改變。

由此衍生家長和學生的迥異對應方法：一、大部份人會選擇對現存體制照單全收（conformism），務求令自己不會成為體制下的犧牲品；二、較難適應此等遊戲規則的人，或在沒有選擇下會行禮如儀（ritualism），勉強應付被強加的要求，但求蒙混過關。上述兩者皆可歸類為「系統一」的思維。

至於那些嘗試選擇「系統二」的，至今在香港仍然屬於少數：三、其中一部份較具經濟能力的家庭，會把子女送往直資或國際學校，力求尋找體制以外的創新出路（innovation）；四、極少數負擔能力略低、又或對體制更加抗拒的家庭，則會進一步探索另類教育革命的可能性（revolution）。毋庸諱言，最後一種選擇至今在香港仍難成氣候。

由此可見，香港的教育制度並非完全無法容納「系統二」，它亦提供了紓緩民怨壓力的洩洪口。近年通過非主流渠道（如IB課程）升讀本地大學，成功率亦不斷提高。只是這些渠道傾斜於經濟能力較佳的中產家庭，基層家庭想跳出體制強加的束縛，實在是談何容易。反過來說，若從政府決策者的角度出發，雖然也會面對一些民間抗議的聲音，但它實際上並無太大誘因，要根本改變家長和學生「系統一」的「動物本能」；反正那些希望轉軌至「系統二」的家庭，自然會以各種方法自求多福（包括眾多高官及其子女），政府對不滿就更「名正言順」地闊佬懶理。

同樣的行為分析，亦可放諸香港整體的威權政治體制：大部份香港人其實並不抗拒「系統一」，甘願繼續做其順民，每日接受「語言偽術」的薰陶，又或起碼提不起勁反抗；至於那些堅持轉往「系統二」的，由於一直無法找到挑戰體制的有效方式，亦只能以自求多福的方式堅持自我，獨善其身。看來除了選擇移民，似乎沒有太多好辦法。教育體制加上政治體制的壓力，最大可能帶來的結果是：相當部份有能力的香港家庭，會通過移民作為解決子女教育問題的出路，同時亦是捍衛政治自主的選擇。遺下來的香港，「系統一」將進一步加強，邁向全面「動物本能」社會。對當權者來說，強化這種「劣幣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可能是最樂見的結果；但對普羅市民來說，這可能已是香港存亡的臨界點。

上文節錄自第16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日）《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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