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無政府主義的十字路口

最近路過旺角和元朗的鬧市，兩者都是反修例運動的主要戰場，很多交通燈遭到破壞後，至今仍遲遲未見復修。不知政府是覺得承辦商的價格被搶高，因而感到物非所值；抑或擔心修理完又再被破壞，因此索性遲些才修理；抑或刻意讓市民感受一下交通混亂之苦，從而增進對示威活動的厭惡感？

不過，在旺角道—上海街、元朗大馬路—大棠路這兩個主要十字路口，我的親身體驗所得，即使長期沒有交通警在場，倒未見有混亂情況。設想這些可能多達四線、雙向行車的主要路段，司機需要互相忍讓，才能有秩序地魚貫通過；假如大家都抱着爭先恐後的心態，急於搶佔位置，則路口很容易便會被堵死，所有車都動彈不得。這還未計算需要用同一路口的人流（甚至輕鐵），人車爭路經常出現。幸而這些十字路口的秩序仍大致良好，亦未聽聞有什麼交通事故發生。

這不禁讓我想起數年前，曾經到訪孟加拉的首都達卡。在這個人口逾千萬的大都會，固然還未有地鐵之類的集體運輸系統，人們上下班皆只能靠地面交通。讓人意外的是，我當年路過的地方，印象中就連一支運作正常的交通燈也沒有！交通警也看不見有幾個！這意味所有汽車通過十字路口皆只能「自律」，必須一呎一吋地龜速蹣跚前行。大塞車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出奇的是，只要你能提早一個小時出門，每次總能準時到達目的地。這個極為神奇的異鄉經歷，最終也寫在我的博士論文裏，一個關於文化差異的重要案例。

自從二百多年之前，西方踏上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階梯起，對秩序的追求和資源的有效管理，便成為人類社會首要處理的命題，由此衍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迥異的路徑。眾所周知，前者主張以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作為建立社會經濟秩序的基石；後者則往往依賴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規劃和管理。在大多情況下，私有制和公有制，則成為這兩種主義下的主要產權模式。

主流經濟學對私有產權制度推崇備至，其主要論據是哈定（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共同體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試圖指出共享資源容易造成濫用，最終令所有持份者的利益皆受損；相反，不論何時何地，只要能成功將共享變成私有，反正是產權能夠強行分割的資源，盡皆按市場價格的單一規律調節，便認定是解決資源管理問題的萬應靈丹。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斯壯（Elinor Ostrom）則從相反角度指出，共享資源的民主開放管理，在歷史上的成功例子多不勝數。直至資本主義市場體制成熟之後，各國政府和執法機構強力介入，干預市場，私有產權的「圈定」方才大規模出現；但過分唯利是圖的市場傾向，卻弔詭地反令資源被過度耗用。主流經濟學所建構的產權神話，恰巧是全球生態危機、人類共同悲劇的根源。

說穿了，歐斯壯所期許的，彷彿是個沒有企業、沒有官僚的無政府主義國度，人們通過民主開放的參與，藉互惠合作來共享資源。這樣的烏托邦世界有可能在現實中出現嗎？抑或只是學者在象牙塔內一廂情願的幻想？它會帶來難以預計的混亂局面嗎？前述的無政府主義十字路口，正好展示了一種可能性。事實上，在歐斯壯研究的傳統鄉郊社區之外，我們熟悉的現代化大都會中，實行資源共享的「城市共同體」（urban commons），同樣比比皆是。就在距離旺角道和上海街不遠的地方，一年多前還存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對主流經濟學家而言，公共空間的產權沒有清晰界定，因此必然出現濫用的情況—枱凳放在商舖前是阻街，食環署要執法。箇中並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帶，即使存在亦必須除之而後快。

但主流經濟學「堅離地」的思維方式，根本與現實情況存在極大落差。環顧全球各地的大城市，從來都不乏商販自發自主管理的露天墟市，不少更是旅遊必到的景點。按照歐斯壯的觀點，公共空間其實並非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的法律法規還是必須的；這卻不意味政府事事介入，只要營造適當的組織關係和環境，社區便會孕育出自立自強的無限可能；相反，官僚不問情由地強力規管，社區難免喪失自治的潛能，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便是一個例子。

恰巧區議會選舉出現驚人結果，人們除了關心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未來發展，同樣關心區政革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蛇齋餅糭」以外，市民還能有什麼選擇。若容許我對新任區議員講一句話，那便是代議政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市民最需要的不是你提供的服務，又或幫忙向哪個部門投訴；市民最需要的是你提供的協作支援，好讓他們能直接行動起來，通過參與式民主介入社區，進行集體決策。其中一個可能的起步點，是作為反修例運動焦點之一的連儂牆。這個源於雨傘運動的傳統，近半年已在社區的街頭巷尾遍地開花，無人不識。它除了讓市民能更自發自主表達各種訴求，亦深具重新活化公共空間、讓市民重掌社區自主的象徵意義。它在「去佔領化」的反修例運動中，維持着化整為零的「佔領元素」，如何將其制度化是個重要的議題。

眾所周知，被地產霸權全面「佔領」的香港，公共空間大量被交託予私人管理，市民活動自由受嚴重限制。食物及衞生局在2014年推出墟市/小販政策便一直以「地區主導」為指引原則。這種照顧特定社區需要的做法，原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卻變成區議員的尚方寶劍，淪為箝制民間組織的工具。區議會若能撥亂反正，制訂更明確的約章，讓社區成員、不論黃藍均能在公平基礎上，自發自主舉辦墟市及活用公共空間。

無論如何，區議會的民主實踐潛能原是無限的，關鍵只在於議員能否潔身自愛，好好善用任期，為社區的自立自強付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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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3日）《無政府主義的十字路口》，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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