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怕執輸」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贏在起跑線上

去年的「土地大辯論」和「明日大嶼」，鋪天蓋地佔據香港輿論陣地，令香港人對土地供應的問題，亦增加了不少認知或感受。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1平方呎，不足15平方米。設想在地上劃一個不足4x4米的方格，就只有不足四張雙人床的空間。這就是港人面對的共同宿命，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口號遂成為：「住鬆啲，住大啲。」今天倒不是想探討「居住面積不足」的問題，而是想探討「不足的觀感」本身。

眾所皆知，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是：資源有限，而人的慾望卻無限。近年「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異軍突起，挑戰了不少經濟學的固有觀念。其中一本相當重要的著作《匱乏經濟學》（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題旨正是關於「匱乏的觀感」，而不是「匱乏」本身。

作者Sendhil Mullainathan列舉了一些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大忙人總覺時間不足？窮人總覺金錢不足？飢餓的人總覺食物不足？想減肥的人總覺減得不夠？

除了由於真的不足或不夠，也涉及一種「不足」的思維模式，「不足會擄獲我們的專注力，這帶來小部份的好處：我們對迫切需求可做較好的處理；但它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忽略其他該關切的事，處理生活其他部份也會較沒效率。」顯而易見，這和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出的「系統一」和「系統二」思維，異曲同工。「不足的觀感」充塞頭腦，過度吸引我們的短期注意力（系統一），因而難以冷靜下來，細想其他的可能性（系統二）。卡內曼具體地稱之為「認知頻寬」（cognitive bandwidth）的局限，即基於匱乏心理構成的認知缺陷。

Sendhil Mullainathan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通過認知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以嶄新視角介入經濟議題。可惜的是，此書所獲得的關注卻遠較《快思慢想》為低，在香港更似乎未被大家認識。書中經常引用的例子，是窮人往往容易墮入借貸陷阱，不斷以新債填補舊債，最終泥足深陷，難以自拔。究其原因，是人更容易看到即時現金到手的好處，卻欠缺計算長遠負擔的認知能力，故財務公司多以短期利誘作營銷手段。

推而廣之，「不足的觀感」令我們只專注眼前難題和有限選擇，因而無法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難以開拓新的視界。套用作者的講法，貧窮不但是金錢上的匱乏，更加是認知頻寬上的匱乏，欠缺「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因此局中人難免像鴕鳥般埋首沙堆，並無多餘空間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只能繼續自絕於封閉環境，坐困愁城，惶惶不可終日。

若以更淺白的方式形容，則匱乏心理常構成「怕執輸」的思維，一味追求即時「攞盡着數」，眼前小恩小惠一概照單全收。局中人往往無法抽身，難以看穿這些雞毛蒜皮的恩惠，根本不值得花精神和氣力去計較。長此下去，每日便只懂儲印花、換禮品、參加抽獎、買彩票之類，營營役役，庸庸碌碌，難以看清眼前以外更大的世界。

「贏在起跑線」有如無遠弗屆的魔咒，或明或暗地主宰着整個教育制度，其立足點正好是一種「不足的觀感」，以及由此構成的認知缺陷—要在短期學習成效上獲得某種安全感，藉此避免「執輸行頭」。

這情況首先出現在成績較差的學生身上，家長無不期望通過補習、催谷和操練等方法，力求在短期內突破考試分數的「匱乏」。相比之下，那些原來成績已經較好的學生，則擁有「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可更放膽地按照自主的步伐，探索自己的興趣和決定學習進度。由此，學生方能找到更適合自己、更有效的讀書方法，就算沒有「贏在起跑線」，也肯定不會「輸在終點線」。

然而，在其他家長製造的壓力下，久而久之，「不足的觀感」亦會感染更多教師和家長，令大家齊齊墮入認知頻寬狹隘的陷阱，焦點只能放在成績表上的數字。情況就好像中國內地某些農村，一直流傳借貸辦喜事的陋習，互相攀比之下，各家各戶婚宴花費不斷飆升，甚至造成整個地區的貧困化。

而在香港，部份家庭會把子女送往直資或國際學校，但政府決策者卻並無太大的誘因，去根本改變扭曲的教育體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官員也是這個體制的關鍵持份者，但他們對工作成效卻嚴重欠缺安全感，同樣面對認知頻寬的局限。這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對上層决策者而言，自2012年「反國民教育」一役後，應付各種政治任務已疲於奔命。試問又何來「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第二，對於前線教育官員來說，在教改推行的過去十多年，權力雖已逐步下放至學校，其角色亦由教育提供者蛻變成監管者。惟通過各種衡工量值的數字指標，直接間接對學校施加極大影響力，教師則為應付匯報壓力而疲於奔命。第三，由於教改爭議聲不絕於耳，加上削減教育資源（例如殺校），令官員和學校之間產生不少衝突。為了避免在亂局中惹禍上身，各級官員只好盡量少做少錯，更規行矩步地按本子辦事（例如堅持考TSA）。

歸根結柢，要解決香港教育體制的死結，難免要從教育官員的認知頻寬入手。《匱乏經濟學》同時提出了「救火陷阱」（firefighting trap）的概念，意指不少機構都面對類似消防員的困境，總是火頭太多，而且人手不足：「時間總被用在撲滅眼前着火的地方，但就缺少防止火勢擴大的措施，新的火苗只會持續出現。」

作者提出的主要藥方就是創造決策管理上的寬裕。過去教改的目標是「拆牆鬆綁」，結果卻是架床疊屋，製造更多難題和死結。現在決策者並非要創造更多新政策，亦不是採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反而是要在現存的爛攤子中，找出能夠有所鬆動和改良的寬裕，重啟有益於教師、家長和學生的良性循環：

第一，上層决策者抽出10%的工時，直接接觸前線同事、教師和學生，在現存規條和程序中找出關鍵環節，推動一些真正有益學生的小嘗試。第二，教育局以特遣隊形式，在各部門抽調10%的同事，再連結主要持份者，就上述關鍵環節再作深入研究，並且在無壓力和無指標的前提下，放膽進行不同的原型和試點實驗。第三，推而廣之，所有學校也抽調10%的教師工時，在現存課程中找出關鍵環節，大膽進行對學生真正有益的嘗試，並把正面的經驗不斷複製擴大。

《香港01》周報專欄作家鄒崇銘其他文章：【領展街市】政府與市場：放開所有 彼此更自由？【共享經濟】從共享單車到聰明政府【現象評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怕執輸」的認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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