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小轉變的大改善潛能
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杜芙若（Esther Duflo）在主要著作《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開宗明義指出：假如扶貧機構列舉一大堆發展中國家兒童夭折率的數字，沒有太多人會願意捐錢；但假如募捐訊息指向非洲某名瀕死兒童，大家都很願意慷慨解囊。
班納吉與杜芙若是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得獎的還有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杜芙若更是以46歲之齡，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得獎人，亦是繼2009年的歐斯壯（Elinor Ostrom）後，獲此殊榮的第二位女性。這難免令她成為舉世矚目的名字。
以往諾貝爾獎得主做的專門研究，往往令一般讀者望而生畏，但近年尤其是「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的學者頻頻獲獎，經濟學理論高不可攀的形象遂得以打破。班杜二人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窮人，自然被歸類為「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範疇；但研究取向和方法卻與行為經濟學類似，其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s）的方法就更加「貼地」。書中最廣為人知的例子：瘧疾是發展中國家兒童的頭號殺手，過往大量國際援助皆力圖開出良方，包括向窮人免費派發蚊帳，但最終成效卻好壞參半。支持派蚊帳者指出由於援助不足，蚊帳因而無法覆蓋所有家庭和兒童；反對者則指這種「大鑊飯」做法，無法調動窮人的積極性，蚊帳市場更因此慘遭摧毀。班杜二人採取了創新的方法，先不對蚊帳援助妄下判斷，而是進行仔細的田野實驗，在隨機控制下作出各種測試（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例如觀察獲發免費蚊帳的家庭會怎樣做，獲補貼蚊帳一半價錢的家庭又會怎樣做，採取其他方法預防瘧疾又會怎樣。他們嘗試從貧窮家庭日常生活習慣中，尋找出使用蚊帳的規律和原委，並藉此找出對症下藥的方向。
對於一直採用田野研究的人類學家而言，班杜二人的方法唯一突出之處，就是採用了類似實驗室情景的嚴格隨機控制，否則，根本不值一提。但對於長期沉迷於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而言，回到真實的生活中研究真實的經濟，卻堪稱石破天驚的世紀大發現！這類認知上的嚴重偏差，絕非經濟學家的專利。就正如法國社會學巨匠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困在象牙塔裏的大學學者，自有一套既定的學術潛規則，規限了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研究疆域。期望尊貴的學者走出象牙塔，走到生活中認識現實，本質上已是挑戰了大學的禁忌。學者若想突破這些規則和禁忌，要麼就是萬中無一的天才（班杜二人應屬此列），要麼就是不想繼續在大學混下去！
正如文首瀕死兒童的故事所揭示，班杜二人採取的策略是不扮高深，不唱高調，而是一味只從小處着眼，哪怕在貧窮問題上小修小補，卻總能找到介入和改善的微小空間。班杜二人毫不諱言，正是由於全球貧窮問題過於繁雜，令人產生巨大的無力感，望之卻步；相反若先從小轉變入手，做出成績，帶來階段性的成效，扶貧（或研究）工作才能細水長流地延續。這大概亦能充分說明，為何對廣義上的行為經濟學，諾貝爾獎評委似乎情有獨鍾。皆因其進步之餘，卻不太激進，穩健之餘帶點調皮，總能迎合方方面面的不同期望。
反過來說，理論和實踐畢竟存在巨大差距，假如學者只一味居高臨下，無視發展中國家千差萬別的現狀，以全知專家的身份指指點點，則扶貧不成之餘，很可能還會製造更多和更大的問題。班杜二人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始終代表着一種相對謙卑的取態—就算解決不了問題，起碼也不致帶來太多新問題。這對擁有權力的決策者來說，尤其重要。
執筆至此，總難免令人聯想到香港的政務官。遠在港英管治的年代，大大小小社區場合均能找到他們的身影。例如剛去世不久的前布政司鍾逸傑，身為殖民地高官卻操一口流利廣東話，放下身段和不同階層市民接觸。在推行地方行政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政務官更必須派駐各區政務處，累積前線群眾工作的經驗。兩個市政局的民選議員，在批評政府之餘亦要為決策負責，更是官民之間良性互動的重要範例。回歸之後，政務官仍手執特區政府行政大權，但都通通躲在政府總部的深宮中，在「堅離地」的環境中草擬政策。今日，隨着官民間的鴻溝愈拉愈闊，高官已不再抱少做少錯的態度，而是力求做到不做不錯！近年就連局長們公開露面亦買少見少，除了立法會會議外，網誌似乎已成為他們發表政見的唯一渠道！至於林鄭的那場「社區對話會」，不提也罷！
在一些學術味道不太濃烈的學科，近年亦興起放下身段的風潮，強調以人為本的研究方法，善用群眾智慧和跨界別協作，力圖拉近學者和研究對象的距離，和班杜二人的方法不謀而合。在我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學，近年相繼設立「社會設計」和「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新」學位課程，甚重視可籠統地稱為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研究及教學模式。顧名思義，設計思維乃是源於設計專業，近年卻被企業和教育機構廣泛採用，就特定課題採取集思廣益的方式，共同尋找具創意及突破性的見解，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錯誤（trial and error），從而獲得新的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概括而言，設計思維強調的是從實踐中學習，從錯誤中學習，和傳統的靜態課堂教學大有差別。
設計思維能否應用在政策研究和作出改善？能否重新營造官民之間的合作關係？或許可以這樣說：現時香港面對深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就好像全球貧窮問題般化解無門，整個社會的宿命和無力感皆很強。設計思維、跨界別協作，或是社區層面的任何實質參與模式，縱使只是對社會問題小修小補，但重點卻是有可能帶來具體成效。總算是在一片荒漠之中，讓人看到一泓清泉。
這是否只是我個人的一廂情願？顯然不是。近年發達國家的政府高層，紛紛成立各類政策實驗室，特區政府也成立了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簡稱PICO），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在民間層面上，由創不同主辦、賽馬會支持的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就具體社區面對的公共課題，成立跨界別的工作小組，以協作方式進行長達半年的田野研究，並由此得出制度及政策改進的建議。
不問可知，如此大費周章的社區參與過程，產出的政策效果可能不成比例。但協作田野研究的真正意義，卻更在於拉近背景迥異持份者的距離，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和認識，建立同理心。這固然對短期解決問題有一定幫助，但更重要是長遠孕育重視實證、重視對話的落地管治文化。若能善加利用的話，不啻為打破政治僵局的一個小小契機。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於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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