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離地都市 天橋圍城
旺角一帶的街道，除了用作汽車通道，亦構成大量公共空間。西洋菜南街原有的行人專用區以外，毗鄰的通菜街（女人街）和花園街小販市場，同樣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至於旺角站奶路臣街的兩個出口，除了是約會等人的熱門地點，從早到晚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出現，猶如一個即興的街頭劇場。
在朗豪坊往西行不遠，是較少人會刻意走過去，但同樣熱鬧繁華的廣東道露天街市，吸引力絕不比女人街遜色。旁邊還有一小段奶路臣街，是個充滿活力的廉價海鮮市場。這裏的街道更為狹窄，再加上兩行固定的排檔，中間僅有的行人通道難免顯得特別擠擁—然而，正是這種「逼」的感覺，構成了我們熟悉的旺角。設想旺角不再擠迫，街道暢通無阻，吸引力肯定大減。
從朗豪坊二樓的天橋走過去，是食環署管理的旺角熟食中心，至今仍是使用者稀少的「秘所」。到廣東道露天街市，則必定經過同是食環署管理的旺角街市。不說不知，這座包浩斯風格、兩層高的漂亮建築物，至今已空置了整整十年。大閘緊緊的關閉着，予人幽深嚇人的感覺。它與街上車水馬龍的景象，形成了異常鮮明的對比。
去年12月，有台灣記者來香港訪問，我便專程帶她到旺角熟食中心和旺角街市，看看這些極具本土特色的景象（當然也順便看看去年底結業、同樣位於廣東道的中國冰室）。我對記者說，香港除了有異常擠迫的市區，也有異常浪費的閒置空間。除了「有人冇地用」，也是「有地冇人用」，兩者互為表裏，同屬香港地產霸權的重要組成部份。
再往西行不到一分鐘，便是通往奧運站一帶的天橋系統。設想你自己是架飛機，在亞皆老街開始加速，到了塘尾道正式起飛，然後一直穿梭於天橋和商場之間，連綿不斷，方向難辨，就如騰雲駕霧。而且你會發現，很難再通往地面的露天空間，就算找到的話，也就只有幾棵樹，一兩張椅，作為聊勝於無的點綴。
上述舊區和這些新發展區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乃屬「混合土地用途」（mixed land use），街道具有極大的開放和共享特質，讓各類市井民間的活動百花齊放，不拘一格，迸發出城市無窮活力及創意。相反，後者則強調僵化封閉的「功能分區」（zoning），商場完全成為謀利生財的單一工具；相反行人稀疏的地面空間，則往往只留作巴士站、垃圾站、泵房和電錶房等，完全抹煞了街道原來的生活氣息。
近閱香港城市大學學者的研究，指出這種同樣深具香港特色的天橋和商場系統，起源可追溯至1948年Sir Patrick Abercrombie為香港撰寫的著名規劃報告，當中已指出香港舊區過於擠擁，必須重建達至人車分隔。1969年發表的《殖民地大綱規劃》（Colonial Outline Plan），則正式提出「未來城市模式」，以凌駕地面之上的空中城市，作為香港標準的規劃設計。不久之後出現沙田市中心、即現時新城市廣場一帶的規劃，正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不問可知，它亦和華資地產商迅速崛起，通過圈地累積巨額財富的趨勢，息息相關。
不無諷刺和荒誕的是，上述論文來自內地、而非本地學者手筆，盡顯他們對香港傳統街區消逝、本土生活特色不再的婉惜。
1968年，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共同體悲劇」，試圖指出共享資源容易造成濫用；相反，只要將共享變成私有，將開放變成「圈定」（enclosed），才是解決資源管理問題的萬應靈丹。Elinor Ostrom則大力反駁指，共享資源的民主開放管理，才是正本清源的解決良方，並因此奪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Ostrom根據「使用損耗」（subtractability）程度的「高－低」及「進場限制」（excludability）的「高－低」，將產權模式區分成四大類型：其中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低者，正是典型的「公共財產」；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高者，則是典型的「私有財產」。兩者皆屬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產權模式。
餘下兩類則可稱為「類公共財產」（quasi public goods），在現實世界仍普遍存在。其中進場限制較高而使用損耗較低的，被稱為「會所財產」（club good）或「過路費財產」（toll good）；最後一種是「共同資源」，通常指由政府部門管理公園、海灘、圖書館、水資源和衞生設施等，其特點是任何使用者均可進場，但有限資源卻總有耗盡的可能。Ostrom畢生力圖論證，除有賴政府介入進行分配外，亦存在共同體成員之間協商和妥協的各種可能。
Chris Webster從Garrett Hardin的「共同體悲劇」出發，探討公共空間的產權演化模式。他指公共空間普遍只有極低的進場限制，因此通常會被視作公共財產；但事實上，它並非沒有使用損耗，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由此衍生出使用效率下降的問題；最終進場權利被「圈定」和凝固下來，公共空間也就變成會所財產，以至被私有化成為私人財產，達至演化過程的最終均衡狀態。公共空間面對「共同體悲劇」的困境，最終必須藉着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方能達至稀缺空間資源更好的維護和有效的運用。
毫無疑問，Webster的立論乃建基於主流經濟學的偏見，盲目鼓吹對私有產權的迷信，對「共同體悲劇」的假設照單全收。但毋庸諱言，以「擠塞」來描述公共空間的管理問題，其實亦確有其可取之處。城市空間的「雜、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問題是Webster只片面看到其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事實上，Webster只道出了事實的一半，卻忽略了事實的另一半。「圈定」意味進場限制的不斷提高，但秩序改善的代價是混雜流動性的削弱，社會成本和效益同步收縮，到達一定程度便會變成私有產權；相反，若進場限制得到適度的放寬，逐步鐘擺至共同產權的另一端，則城市共同體又會重新變得多元開放，而代價卻很可能是又再出現新的「擠塞」。
由此可見，共同資源管理乃是一種「圈定VS開放」，又或是「秩序vs擠塞」的辯證關係。就正如Ostrom強調共同資源管理要因地制宜，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城市共同體同樣是個動態適應的過程，必須與時並進地不斷自我調整。若只片面地從「堅離地」的角度，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妄下判斷，則後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離地都市 天橋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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