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挑戰
毛澤東講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為管理不善，一家成功企業可以被徹底拖垮，相反，治理得當，企業可以鳳凰涅槃。在國家治理層面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古往今來，有太多的政權因人而興廢。英國可以因為右翼民粹政客成功玩弄民意而倉促脱離歐盟，美國總統在黨派意識形態驅使下偶然委任幾個保守派大法官就改變了維持幾十年的墮胎權判例。這究竟是西方學者所謂的制度優勢，還是有人是將頭埋在沙裏的鴕鳥，看不見人與制度之間的辯證關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正確的政治路線和幹部隊伍建設缺一不可。
習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將成功改革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聯繫起來，深刻理解在改革的深水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之間建立有效互動的格局已經成為改革要攀越的崇山峻嶺。「國家治理體系」是指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是一般人對「硬」的理解，體現為制度、法律、規則的變革，屬於政治路線範疇；「國家治理能力」是指將這樣的路線、制度、政策落實的治理團隊，是發展生產力，維護國家安全，為人民提供安穩和幸福生活的政治態度、制度認識、道德品性和執政能力，是一般人所謂「軟」的方面，屬於毛澤東所講的幹部因素。
大家或許還記得疫情最後階段的上海，當基層幹部遇上精緻的上海居民，封控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變形走樣。為什麼會深陷這種尷尬？政策或制度能否奏效絕對不是幾份文件就能解決。執行的官員是否具備正確認識制度精神或落實政策的能力可以產生不同結果。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不厭其煩地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方面的現代化，而不是簡單說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中共在改革開放初期設立四個經濟特區，但大家最後記得的只有深圳，其它城市少有再提起曾是特區的歷史，顯然是因為深圳一騎絕塵。同一政策在四個南方城市卻產生不同結果，很好說明特區政策是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缺少了其他條件也無法成為成功的特區。今天的深圳不再擁有如此光鮮亮麗的品牌，不少城市都有了傲人的表現，因為特區政策不再是支撐發展的關鍵手段。這也解釋了習近平不斷提醒改革進入深水區的原因。
不同時期的社會存在不同的矛盾，中國社會今天身處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它是由之前定義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演化而來。根據同一邏輯，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的政策變化決定了地方政府的發展步伐，但今天進入深水區的改革能否成功不單純依靠中央給予某個地方特殊政策，而必須以更根本、更全面的治理體系和能力來支撐。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思想被錨定在「治國理政」，為什麼他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共同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不少人質疑，中國今天的經濟困局，很可能反映國家治理體系在不斷完善的過程與不少身處一線治理團隊的能力依然不足之間的突出矛盾。體系與能力的失衡，不僅在社會治理層面製造了許多問題，激化改革必然面對的挑戰，導致市場信心受損、社會風險放大，還消解了習近平的改革努力，成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內部阻力。
為什麼在國家治理體系與幹部隊伍的治理能力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不少人都知道習近平的反腐行動起到了重大震懾效果，但也改變了幾十年來幹部隊伍的官場生態。在官場生態尚未有效重建之前，幹部隊伍對維持改革動能存在極大猶豫，以致「不作為、不敢為、不善為」現象越發普遍，對治理能力大打折扣，更不用說落實全面深化改革。
另一個原因是時間。任何一種新路線從提出到被幹部隊伍領會接受，繼而轉化為治理能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回顧「第五個現代化」提出以來十一年的改革歷程可以發現，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不僅範圍廣、力度大，具有國家重建性質，而且節奏特別緊張，進展特別迅速。在去產能、去槓桿的供給側改革剛開始，制約資本無序擴張就全面展開，房地產行業整頓應聲而起，金融體系推進了機構層面的改革。在此過程中，還要應對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還要趕緊學習什麼是新質生產力。過去十一年就是一項改革還未完成，另一項改革已經推出，官員們的認知更新與能力提升卻是相對緩慢，需要時間與經驗積累的過程。當官員們「自我革命」的速度趕不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速度，粗糙、偏激甚至被扭曲異化的行政行為必然發生。
以國際傳播為例，何以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PPP計算更是在2014年就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在新質生產力領域掌握着全產業鏈競爭優勢，但是在對外傳播競爭力上，中國卻仍然嚴重滯後，甚至在傳播體系推出幾番機構和組織改革，卻仍然講不好中國故事，甚至連「捱罵」的困境都遲遲無法扭轉，相關人員應對國際傳播環境的專業能力跟不上改革是無法迴避的基礎原因。
不過，產生落差更為關鍵的是幹部隊伍中滋生的官僚主義和政治惰性。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這些年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為官「不作為、不敢為、不善為」等現象變得突出。一些官員喪失進取精神，乾脆躺平，有些官員則為了所謂「保險」，不尊重司法判決，新官不理舊賬，扭曲中央倡導的新型政商關係，和民營企業幾乎「割袍斷義」，遇事推脱敷衍，還有一些官員「寧左勿右」，層層加碼，搞得天怒人怨，嚴重惡化中共的社會形象與威信，以至於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再次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所以，在提升官員認知與能力的同時，應該重視如何改進全面深化改革各個領域的實施方法。這不是讓改革慢下來「等待」慵懶或落伍的官員，改革絕不能停步，而是在只爭朝夕的同時考慮到不同性質政策與相匹配幹部隊伍之間的實際狀況，更有針對性地調劑不同地區不同幹部的實況。既然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引領共同富裕；也可以讓一部分地區的一部分人的治理能力先提升起來，作為其他地方的治理樣板，然後引領治理能力的共同提升。當年深圳的成功和長三角經濟治理的標杆作用就是案例。當我們不斷宣傳反腐成效時，或許也應該對錶現突出的幹部和成功展現治理能力的案例進行宣傳，宣傳時切記去除黨八股式的套話，用人民聽得懂的語言，為好的治理案例設計廣為流傳的話語形式。當年深圳就有無數膾炙人口的故事，它們為改革開放的成功做了極大貢獻。
曾引領上個時代改革的深圳今天就面臨這種挑戰。深圳當年的改革何其困難，從一窮二白中「殺出一條血路」，從一個小漁村變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典範。但到了現在，當支持發展的動能從特殊政策轉化為官員的治理能力，當開放不再屬於特區專屬，不少城市在治理能力上的表現已經走到深圳的前面，甚至給深圳帶來啟示，深圳亟需為重新承擔全面深化改革的領航者角色而全面檢討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新形勢。
剛剛結束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專門用一個部分來部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其中強調，以調動全黨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着力點，全面提高幹部現代化建設能力，着力解決幹部亂作為、不作為、不敢為、不善為問題，直接抓住當前幹部治理能力的最關鍵問題。
放眼歷史，成功的改革少之又少，因為改革要面對錯綜複雜的利益格局，要懂得在波譎雲詭的內外形勢中折衝樽俎。著名的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官僚群體扭曲、異化了變法內容，而改革開放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則在於幹部隊伍為之提供了有力支撐。全面深化改革是前人未曾做過的事情，它不僅在於「全面」，更在於「深」，進入了深水區，會更艱難。這種新形勢下的改革若想達到人民期待的目標，不僅需要更科學系統的頂層設計來解決路線問題，還需要一支更具現代治理能力、更有擔當精神、更具魄力的幹部隊伍。如何鍛造這支幹部隊伍，提升幹部的治理能力，是習近平引領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