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重建中國 · 三｜重建國家政治生態　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

編者按：《多維新聞》十年前有關習近平喚醒中國的評論被內地多數主流媒體頭條轉載，《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質疑外媒政論文章為什麼在內地廣為流傳，無數人在微博轉發。今天不再有人懷疑《正在喚醒中國的習近平》文章的預見。

習近平首先被各方關注是他雷霆萬鈞的反腐運動，在《喚醒》文發表之前，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逮捕，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已經收監，一批省部級幹部鋃鐺入獄。幾個月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各項重大改革，號召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多維新聞》認為毛澤東是人民相信的革命家、鄧小平是人民相信的改革總設計師，習近平是人民相信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完成民族復興的政治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是習近平新時代的政治宣言，今天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會是中國發展的又一里程碑。延續《多維新聞》的傳統，《香港01》為兩次重大意義的三中全會十年之間的政治歷程準備了八篇評論文章，為了解這次全會提供說明。以下為正文。

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始終是習近平危機意識和問題意識的主要命題。他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共「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在第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系統闡釋了大黨獨有難題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現和破解之道，並用「六個如何始終」進行概括。

習近平為何如此執著於「大黨獨有難題」這一命題？除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蘇共亡黨敲響的警鐘，以及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關鍵節點的危機感，最重要是重建國家政治生態，只有這樣，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才有可能實現，中共才能持續執政。習近平曾說，「這麼大一個黨，處在執政地位、掌控執政資源，很容易在執政業績光環的照耀下，出現忽略自身不足、忽視自身問題的現象，陷入『革別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難』的境地。」他進而提醒全黨，「我們黨歷經百年、成就輝煌，黨內黨外、國內國外讚揚聲很多。越是這樣越要發揚自我革命精神，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中迷失自我。」

從反腐敗開始的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最直接的體現是反腐敗，將兩者等同起來無可厚非。但自我革命還包括糾正錯誤的發展和治理行為，改革不恰當的發展和治理模式，不斷修正過時的發展和治理理論，反腐只是其中較為突出，手段和形式更為果斷，人民容易認同的做法。習近平上台之初就發出警告，不解決腐敗問題可能亡黨亡國，但他不只是要解決腐敗問題，因為除了腐敗之外，錯誤的發展和治理行為同樣可以亡黨亡國。文革就是這種錯誤，中共擺脱文革困局，提出了改革開放就是反腐之外自我革命的成功案例。習近平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另一項規範權力的自我革命具體舉措，他為權力的使用提出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求；無關，不應受到約束，籠子要關住的是濫用了的權力，就好像監獄是羈押違、反法律的人，不是所有人。如果社會沒有任何形式的權力，那就是無政府主義狀態，這不是關住權力的意思。

西方制度宣稱自己約束了權力，如果約束權力符合國家治理目的，為什麼人民對施政如此不滿，槍支毒品等犯罪橫行，高稅收但政府依然有巨大債務和財政赤字，通脹削弱人民的生活品質，政客依然推動巨大軍費開支，社會不公普遍存在，階級衝突頻繁，國家元首隻能夠在兩個老人之間選擇，官員尸位素餐，這不就是權力的腐敗嗎？西方強國肆無忌憚幹預別國政治，赤裸裸地濫用權力，制度對此毫無約束，這又是什麼制度優勢？

什麼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反腐必然是指向權力的，意在根據法律和制度規範權力，限制和約束權力的濫用，但在習近平看來，反腐最終卻是要歸於治理，因為今天中國最大的政治不是指向權力，而是複歸於治理，將政治轉型為治理才是化解濫用權力、腐敗猖獗的根本手段。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既是對權力與制度關係的概括，也回歸了權力的本質，那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權力是過時的政治理論，治理才是現代政治的正確意涵。

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礎是人民過上幸福生活，保家衛國，維繫社會秩序，國家與人民都受到尊重，與西方通過選舉解決民意代理的和平過渡，形式上有序轉移國家管理權的合法性全然不同。中國人認為約束權力是為了提升治理水準，讓權力複歸為支持國家治理的實踐，才是根本解決權力濫用的方法，制度設計應該以此為標準。選舉無法制約權力的濫用，只是為權力分配提供看似公平的機制，與治理是否有效、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缺乏聯繫，甚至鼓勵權力與治理分離。中國人認為權力很重要，提升國家治理需要適當運用權力，與治理能力相輔相成。西方過於強調權力的作用，臃腫的權力約束機制讓權力博弈遮蔽了治理的中心角色，為治理失效提供了藉口，這種權力制約並不科學。如何讓權力和治理的關係專業化、科學化、合理化，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中心內容。當他提出將權力關進籠子裡，不是否定權力的作用，更不是否定政府在發展和治理的角色。

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強調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國家治理和民族復興的根基。不少西方學者也意識到中國的獨特經驗結合了中國的傳統，它的革命經歷，以及從西方發展經驗吸收的養分，讓它的發展模式難以模仿，其他國家也不容易學習。

先看傳統文化。不少人質疑傳統文化思想如何在現代中國有所作為？中國傳統思想認為權力只能達到某些目的，它絕不等同為善治。用刑罰去威脅民眾，或許能夠減少犯罪，但以道德和教育授之於民，人民才有羞恥慚愧之心，社會才能安寧。對傳統文化而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種思想必須是以仁政和德治才能做到，它們的具體呈現就是政治上重民、安民，經濟上利民、富民，文化上愛民、教民，一切都與權力無關，而是以發展和治理為本。民心、民意是以人民安居樂業為前提。選票的機械化操作或許表達了人民某一刻的喜惡，權力或許能在一段時間內維繫政權，卻難以長治久安。中共雖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經過數十年國家治理經驗的積累，無法不承認幾千年傳統文明遺留下來的國家治理思想，它總結了歷史朝代的治亂興衰，確立了仁政德治才是政治的根本。

如果用荀子的「隆禮重法」來說明，在權力之外，社會關係必然存在利慾之追求，以禮來制約慾望是「相持而長」。什麼是禮？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國家自然難以接受不受節制的慾望，因而採用禮制，為的是「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讓慾望追求與物質供應能夠維持平衡，有序發展，社會才不至於「亂」及「窮」，這就是建立禮制之所指。

禮是一種自由，是參與社會共同生活，建立人與人之間有序社會關係的制度，他不以自由人為物件，而是以社會人為對象，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一己之私來設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和關係，他是社會整體中的有機單元，他的存在依賴共同體，他的自由是根據共同體的共識來定義。權力、自由、共同體、社會關係都是社會存在的要素，任何一種要素被過分突顯，都可能破壞人自身以及共同體內其他人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不少人認為禮是法在中國的補充，甚至法是禮在中國的具體實現。

習近平在反腐時反復強調理想信念，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因為共產黨的信念並非以權力專制為本。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仁政、德治、禮制的最終實現，除了依託於法治和監察體系，還必須回歸到作為現代政治的治理，法治作為權力的實踐並沒有缺場，但它是作為實現前述政治目標的手段而作用。這才是現代發展和治理的權力論，它重構了權力與政治的關係，消除官僚的權力意識，建立服務型的官僚體系，讓權力源自制度、文化、法律、社會認知，而不是官位，更不是執政權。民主與民本的思想雖然都是以民為中心，西方思想認為人民應該通過意見表達來證明人民當家作主，而中國人認為人民的普遍認同而且安居樂業，民本的目的就達到。

再看革命文化。習近平的反腐敗很早就提出要「刀刃向內、自我革命」，後來自我革命還被確立為走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律的「第二個答案」，能否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是中共對自己的挑戰，畢竟「革別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難」，要想做到這一點，只能依託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鍛造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不是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而已，它是一種人生態度，是社會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仁義，是中國傳統思想領導者文化的主要內核。

為了更好自我革命，習近平對反腐敗領域體制機制進行了重大變革。面對監察範圍過窄、反腐敗力量分散等問題，2016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習近平明確要求：「要整合監察力量，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經過地方試點，國家監察委員會整合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最高檢查處貪污賄賂等相關職責，成為中共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實現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也為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治前提。

最後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也是吸收借鑒了西方民主、個人自由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傳統之後形成的適閤中國國情的路徑選擇，也即將人類集體生活的主軸從權力轉向社會，將政治轉換為治理，由資本轉移到人民，在過程中，法治必不可少，它是通向國家治理和高品質發展的關鍵依託和前提。

綜合來看，十八大以來疾風驟雨式的反腐只是第一步，最終指向的是依法治國、國家治理，而自我革命是貫穿於全過程的「引擎」。這也是為何習近平會說，「反腐敗鬥爭關係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重大政治鬥爭。」可以料見，為重建國家政治生態，接下來的反腐仍將循著既定路徑展開，並在常態化的基礎上逐步制度化，與此同時，重建國家政治生態也必然包含著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以及落實新發展理念，這是將專注於權力的討論擴展到更廣闊領域的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