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多維新聞》曾發表多篇評論文章來解讀該全會的一個重要提法，那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彼時《多維新聞》將其總結為這是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第五個現代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近平對於治理的強調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追求也有目共睹。

可以說，要想理解中國自十八大以來的變化和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總思路，第五個現代化是繞不開的關鍵字。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香港01》重新刊發《多維新聞》十年前有關「第五個現代化」的舊文，以期給各方理解中國和習近平提供一把鑰匙。

此為系列文章第一篇。

大力推進改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中外媒體紛紛從各自的立場對全會的報告作出解讀。但遺憾的是，是時輿論卻鮮有關注報告中一個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設定，首次明確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相較於之前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全可以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

這是中國經濟實力、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可以預知，這一現代化的推行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規範、文明，也將使從山溝、窯洞走出來的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

從字面上看，「第五個現代化」的主張至少包括兩個維度：第一，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第二，執政者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前者主要指賴以完成國家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設計，在思維和精神上要有現代屬性；後者又可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進行細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建立現代思維，還要有現代的、與時俱進的手段和措施。「第五個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補充，不會也不應該取代或貶低「四個現代化」的地位。「第五個現代化」是要説明人們認識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並非現代化的全部，説明人們把對現代化的認識從器物層面延伸到「形、神」具備的「道」的層面。

《易經．繫辭上傳》有「形而之上謂之道，形而之下謂之器」的解釋。這裡的「形」，指的是可認知的存在，「形上」與「形下」，分別指無形的存在和有形的存在。這是古人教給我們的樸素辯證法。它將對事物發展的認識分解為兩個視域，分別從物質的和精神的規律去掌握。這當然不是說事物真的就能分解為物質與精神兩種東西，而是讓我們把從器物層面去認識事物的單一角度，提升到從整體性去認識，這種結合了不斷發展的整體性認識是對「道」的科學理解。

參照這種辯證思維去認識中國的發展，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經鄧小平時代背書確認的「四個現代化」顯然屬於「器」的層面，而習近平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主張，可以說屬於從「道」的層面去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我們要從物質存在的視角來認識世界發展規律，而不是提倡物質主義。中國傳統思想裡對「器」與「道」之間的和諧共生彌補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純物質認識，有些觀點認為中國人沒有遭遇到蘇東劇變的風險，就是因為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裡不會有這麼僵化和教條的理論認識。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一直以來被中共當作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準和目標。但這 「四個現代化」都只在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的是生產力的屬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一個被貧窮落後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卻深陷「革命鬥爭」的國家，「四個現代化」不僅寄託了人民大眾對美好物質生活的嚮往，也反映了中共這個理想主義政黨對國家富強的急切渴望。「四個現代化」激勵了一代人心，也體現了中共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認識。

中國今天已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四個現代化」已經步入世界前列。現代化是無止境的，因此「四個現代化」在今天沒有過時，依然會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性質，就決定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主要任務仍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中國不光有「北上廣深」，還有「老少邊窮」；不光有沿海城鎮，還有內地農村；不光有高樓大廈，還有破屋茅棚，這是個基本國情。這個基本國情就決定了在中國執政不能光有理想主義的豪情，還必須要有腳踏實地的實踐精神。

「四個現代化」自1954年9月提出以來，中國的社會面貌、人民的思想認識、中共的執政思維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決定的思想認識和這個格局本身都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力。「四個現代化」雖然沒有過時，但實踐證明「四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也需要一個現代化的「頂層設計」——既然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係產生壓力，就要在適當的領導推動下，透過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支持下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並讓生產力在發展和優化中促成生產關係進行變革成為必然。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所以我們認為是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因為它是要借助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讓生產力能夠繼續發展和優化，最後對生產關係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能推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完善進步。

但是，要對「第五個現代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還必須要搞清楚現代化概念本身。什麼是現代化？在一些人的概念裡，現代化更多地表現為物化，往往以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西方發達因素作為標準。這實際上等於把現代性庸俗化、物質化、表象化，正是這種認知導致了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現代化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將現代化作為西化，或者認為西方的現代模式是唯一的現代化道路都是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化認識，這種認識本身就不夠現代。西方的現代化模式是人類發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更不是最好的一種。

伴隨西方工業革命而來的各種問題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人類社會存在基礎的物質生產關係並不僅僅是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還包括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類自身精神狀態和思想認識等等。工業科技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手段，是輔助生產力發展的、優化了的物質手段。然而，真正的現代化是文明的現代化、生活態度的現代化、精神追求的現代化、社會關係的現代化。這些都不能夠依靠科技或物質發達來完成，而是要在理念層面建立新型的觀念。作為中國的領導者，中共的責任就是找到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的缺點，另一方面要對現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滿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這是中國執政黨追求現代化的歷史使命。

「第五個現代化」並不是一個新鮮名詞。事實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民主政治就被有些「自由派」認為是四個現代化後的第五選項；但這個選項和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本質不同。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目標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放在一起，這樣的目標訴求和其理論基礎已經決定了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除此之外，還要認識到我們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要解決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和「自由派」提出的以解決封建專制和個人崇拜為標準的西方化的民主政治選項有著方向性差異。

應該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人類文明的嘗試，有很多經驗可資借鑒。但西方的問題不是民主制度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亞和蘇東的顏色革命、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等，這些都應該足以提示驅動西方發展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極大的問題。因此，「第五個現代化」不應該也不會是跟隨西方民主後塵的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我們需要明確對「第五個現代化」的認識。我們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應該包括：一，在治理體系層面，組織機構和制度體系的調整設立，有助於更好維護基本政治制度；有助於更有效防止腐敗和專制，以使人民群眾能感受到民主公平；有助於更能完善分配制度，有助實現共同富裕，以使社會屬性更具社會主義成分；要能解放並發展生產力，以使其能最終指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二，在認識論層面，要有助於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思維轉型，建立更為開放、多元、包容的現代執政理念。三，在方法論層面，要充滿社會主義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拋棄一切粗暴與僵化，採用與時俱進的現代治理手段。

新中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思維方式和體制建構都發生了深刻演變。在經歷了種種反復、迷惘，以及改革開放的實踐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合乎邏輯地成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如果說毛澤東向世界證明了中國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可以建立社會主義，鄧小平破除了社會主義只能一窮二白的迷信，那麼，習近平就要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能有效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為本位，整個社會被物質異化的弊端。但這並不表示徹底否定資本主義，要知道，「道」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尺規，就是擺脫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囚籠。

文革後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只用三十多年就使「四個現代化」取得了驚人成就，我們同樣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第五個現代化」也能開花結果。我們希望儘快看到這一天。從習近平上任一年來的表現，我們看到了他的政治潛力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中國的未來仍然存在許多有待克服的問題和困難，我們相信習近平的清醒，相信中共核心層的警覺。因為能夠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如此深遠方針者，是不會輕易被眼前成績蒙蔽雙眼，也不會被未來的艱難鎖住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