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習近平能提出「第五個現代化」?

撰文:中國觀察室
出版:更新: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多維新聞》曾發表多篇評論文章來解讀該全會的一個重要提法,那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彼時《多維新聞》將其總結為這是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後的「第五個現代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第五個現代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近平對於治理的強調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追求也有目共睹。可以說,要想理解中國自十八大以來的變化和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總思路,第五個現代化是繞不開的關鍵字。

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香港01》重新刊發《多維新聞》十年前有關「第五個現代化」的舊文,以期給各方理解中國和習近平提供一把鑰匙。

此為系列文章第四篇。

歷史如同一把巨大的篩子,篩掉過時的東西,留下有價值的東西。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無疑將會給歷史留下改革的印跡。在那場註定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會議上,習近平為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較於過去的「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當時就被《多維新聞網》稱之為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

「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對幾代中共領導人的政治繼承,也是其新時代的改革目標。圖為習近平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慶祝會上為受表彰者鼓掌。(新華社)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一直以來被人們視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準和目標。到了鄧小平時代,「四個現代化」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一路高歌猛進,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現狀,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發展水準。「四個現代化」屬於物質文明範疇,背後寄託被貧窮落後折磨一百多年的中國人對於美好物質生活的嚮往。「第五個現代化」則明顯不同,不僅是指國家機構、制度體系、官員素質的現代化,而且還指執政黨的現代化。與具體的「四個現代化」不一樣,「第五個現代化」既有涉及到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物質文明範疇,更有精神文明的範疇。

《易經.繫辭上傳》有「形而之上謂之道,形而之下謂之器」的解釋。「形上」和「形下」,分別指無形的存在和有形的存在。這是傳統中國樸素的辯證法,分別從精神和物質的角度去理解事物。換言之,「四個現代化」是從「器」的層面來認識中國的發展目標,而「第五個現代化」既有「器」的層面,更有「道」的層面,是以整體性的眼光來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四個現代化」與「第五個現代化」不僅存在屬性不同,而且現代化的物件也不同。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是中國長期一窮二白的現狀,旨在大力發展生產力,那麼「第五個現代化」則是從上層建築的層面來減少「四個現代化」在新的階段進一步發展的阻礙。所以說,「第五個現代化」是建立在「四個現代化」基礎上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補充。(視覺中國)

同時,這裡不僅有個疑問,為什麼是現在而不是過去才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呢?因為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欠缺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一舉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全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的經濟大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因為有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今天中國上層建築的變革便顯得尤為緊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屬於上層建築層面,是治國理政的核心所在。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發生變革。

另一方面,隨著「四個現代化」在較大程度上的實現,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更加凸顯。事實上,「第五個現代化」不單單局限於「政治」的單一框架中,而是最終要解決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今天中國很多表象矛盾,如果追根溯源,都在主要矛盾上面。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以經濟領域的改革為主,那麼今天中國的矛盾已經上升到政治層面。因為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社會上出現新的利益格局,矛盾開始變得更加複雜,大眾對於政府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原有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再也不能有效應對社會發展的變化,日漸制約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既然原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社會發展出現嚴重的矛盾,導致當下中國的主要矛盾愈加緊張,那麼「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是為了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凸顯的主要矛盾,旨在將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習近平上任後曾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新華社)

可是,習近平為什麼能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呢?事實上,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化一點也不值得奇怪。無論是從習近平的領袖地位來看,還是從習近平的文化底蘊來看,乃至從習近平的政治傳承來看,習近平提出「第五個現代」可謂理所應當。從習近平的領袖地位來看,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在短短時間之內牢牢掌控黨政軍大權,無論是從媒體報道的尺度,還是習近平言行所帶來的影響,抑或軍隊將領的表態,乃至反腐風暴,都可以看出習近平是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國最強勢的領袖,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對於這樣一位強者來說,打破既有藩籬,無疑是其政治抱負。

「四個現代化」雖然還是當下中國的主要目標,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新的利益格局正在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整個社會亟須一個現代化的「頂層設計」。更嚴重的是,1949年以降,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正是因為「頂層設計」不夠現代化,導致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歷史悲劇之中。諸如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歷史災難,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傷害,其背後原因正是因為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嚴重滯後。今天的中國雖然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層面有所進步,但是依然存在官員腐敗、僵化霸道、能力低下,相互推諉的問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作為一位渴望大有作為的領袖,習近平肯定要在毛鄧的基礎上將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到現代化的水準上來。

習近平正在通過建立新的官員容錯、激勵機制和現代治理體系,團結、調動更多的官員去落實改革政策。(Reuters)

從文化底蘊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習近平的思想底色。觀察習近平上台一年多以來的表現,不難發現,習近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重視的,甚至將其當作治國的理念源頭。從對《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兩本書所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到拜訪《儒藏》負責人湯一介老教授,無不反映習近平對於傳統文化重視早已突破前幾任領導人,甚至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正在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悄悄變為傳統文化。同時,從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述,可以看出習近平心中的中國道路必須要建立在中國文化的根基上。中國文化是中國人最大的公約數,中國道路只有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之上,才會走得更加順利。從「四個現代化」到「第五個現代化」,正是習近平從「器」的層面上升到傳統文化「道」的層面,在中國文化裡面尋找一條建設中國道路的新的探索。

從政治傳承來看,習近平提出要原原本本學習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對於自己的使命有著清醒的認識。如果說鄧小平透過「四個現代化」的成果破除了社會主義只能一窮二白的規律,那麼習近平正準備憑藉「第五個現代化」來建設一條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毛澤東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便與蘇聯式原教旨主義道路存在不同之處,選擇農村包圍城市,並在建國後進行一定範圍地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南巡講話則是重新界定社會主義,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習近平在黨建、治國理政、國際關係等領域所實現的範式轉移,已經達到或者部分達到「毛鄧習」政治傳承的高度。(資料圖片)

今天的習近平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承接毛鄧留下的遺產,面對新的社會現狀和時代潮流,選擇原原本本理解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本人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底,能辯證認識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物質和意識的矛盾。六十年多前的中國主要是物質的落後,是「器」的嚴重欠缺,而今天中國則又多了上層建築變革的壓力,存在「道」的不足。習近平富有理想主義情懷,渴望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把握時代發展脈絡的前提下把中國建設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透過「第五個現代化」,習近平要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既能推動中國走向更高形式的現代化,又能有效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為本位、整個社會被物質異化的通病。

一言以蔽之,「第五個現代化」既是基於習近平個人抱負的體現,更是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底層和社會主義政治傳承在裡面。從世界發展潮流來看,「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是一種進步,符合中國大眾改革的訴求。可是,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我們希望看到習近平能夠踐行「第五個現代化」的理想目標,尊重人民的期望,打破歷史怪圈,帶領中國走出一條政治現代化的道路。